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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不同者可并列一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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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治诸子学久矣，见诸子中不但百家异术，即一家之内，其流派亦不同。如孟、荀，儒家也，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非不同之一证乎？《吕氏春秋》曰：“老聃贵柔，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若老若关若列，皆道家也，而不同又若此。其他申子、商君同为法家，乃一则言法，一则言术（《韩非子·定法篇》：申不害言法，公孙鞅言术）。苏秦、张仪同为纵横家，乃一则为纵，一则为横（刘向《战国策书录》：“苏秦为纵，张仪为横。”），非又为道之不同乎？《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诚以凡为学者固自有其派别也。今观之班《志》，孟、荀则并列儒家，老、关、列子则并列道家，申、商则并列法家，苏、张则并列纵横家，可知如班《志》例，学派不同者，要可并列一类也。虽然彼诸家之学派，苟非深于丙簿者，且不知其有异同也，吾请举其显然者明之。班史于儒家《虞邱说》云：“难孙卿也。”夫孙卿为大儒，虞卿不应诘难之，既知其说惟以诘难孙卿矣，仍复入之儒家者，是知一类之中，学派虽不同，不妨并列也。后世为理学者，有程朱、陆王两派，陆王之徒往往杂以禅学，然不可谓非儒家也。若屏之儒家以外，岂不傎乎？（明朱得之作《宵练匣》提倡心学，此为阳明支派，《提要》入之杂家，未为得当。）夫以儒家流裔而不列儒家，然则王弼注《易》，空言义理，将不得与治汉学者同列易类耶？甚矣其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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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无撰人定名可言似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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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撰人者，则直署其姓名。若无撰人定名，而知其必出于某，非他人所能为者，以《汉志》考之，则有言“似之”一例也，其言“似者”有二。儒家《河间周制》十八篇注曰：“似河间献王所述也。”阴阳家《五曹官制》五篇注曰：“汉制，似贾谊所条。”此二书今已不传，然献王好儒，尝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见《六艺略·乐类》），则是明于周制者也。若贾谊者，本传谓谊以为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则官名、用五，谊曾拟议及此矣。今谓之为“似”，知孟坚虽不定为撰人，实谛审而后乃敢言也。后之志艺文者于其书无撰人姓氏，苟能细辨文字，以意窥测之，则亦可言似某氏所作矣。《书录解题》《金国志》一卷，不著名氏，曰：“似节略张棣书。”虽为用不同，而其言似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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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篇章须注明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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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书家《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论语家《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又《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孝经家《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又《孝经》一篇，十八章。小学家《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儒家《公孙固》一篇，十八章；又《羊子》四篇，百章。观其于书中篇章皆为注明者，不但为如《公孙固》、《羊子》两家，其章数可稽，于《尚书》则有篇卷多寡之分，《论语》、《孝经》则又有今古文之不同，至《仓颉》一篇中，都凡二十章，又为三人所作，使非有以注明之，读其书者不生疑虑，必茫然莫解其故矣。是故志艺文者于一书为若干篇、若干章，及同一刻本此与彼异者，均须详注以阐明之。又有一人文集，其中分立名目，或为家居作，或为在官作，或为纪行作，亦当援《仓颉》篇例，注明于其下。如是，则每亩清矣。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目录家言非示人门径之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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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图者须注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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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为学业，图、书并重。盖书者，只载文辞，有文辞所不能达者，必藉图以为之标识，然后乃能了如指掌也。《汉志》兵书一略，于权谋之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形势之《楚兵法》、《孙轸》、《王孙》、《魏公子》，阴阳之《黄帝》、《风后》、《冶子》、《鬼容区》、《别成子望军气》，技巧之《鲍子兵法》、《伍子胥》、《苗子》，皆云图若干卷，是书之有图者，班氏均为注出之。夫图之为用，若天之星辰，地之山川，以及宫室、舆服、草木、虫鱼，使其无图，必将恍惚迷离，虽文辞亦不克涣然理解矣。昔郑樵作《通志》，于艺文以外，别创图谱略，盖深知图之足重也。后史编辑艺文，凡其书有图者，须记其卷数，注之曰“若干卷”，即或散入篇中，亦必以其为图之数而载出之，夫图、书固交资为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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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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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家于作者姓名必记载之，其称“某某等”者，如《汉志》《车忠》等歌诗是已（说已见前）。其间复有数人所作而姓名得并署者，观小学家之《仓颉》一篇可知。《仓颉》下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则是此一书兼署三人姓名矣。虽然，吾有一说焉。郡县志与国史异，何则？郡县志中凡两人共撰之书，则当考其里贯，以生于他邦者附著于后，非过为此疆彼界，示人以不广也。盖名从主人，断限不可不严耳，否则，如以吾吴地志乘，而一书之中与彼都人士牵连并署，斯直为例不纯矣。若国史者，一民尺土俱在覆载之内，则一书而为数人作者，依班《志》例，其姓名则并署之，所以谓理各有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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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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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之名始于唐陆龟蒙，如《笠泽丛书》是其后一人著述汇成一编，因亦有丛书之目，实则班《志》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扬雄所序三十八篇，虽无丛书之称，已具丛书之体也。何以明其然哉？刘向之《新序》、《说苑》，史部古史类也；《世说》者，子部小说类也；《列女传》者，史部传记类也。扬雄之《太玄》，子部术数类也；《法言》，子部儒家类也；乐则不入经部，乐类常入子部艺术类；箴则集部总集类也。今班氏于刘向但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于扬雄但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虽《汉志》无史、集两部，而子部又不立艺术，然总题之曰“所序是一人之书”，得连举，不分类，其为丛书无疑矣。夫班氏作此志，其分类也以书不以人（如邓析造竹刑，而其书则惟综核名实，仍入名家是），观于此则似又以人为定矣。盖向、雄两家俱儒家也，若然后之为儒者，可援其例，列之于儒家，某书某书但剖别种类，次于其人之下，不必再归他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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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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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者，今《礼记》之一篇，《汉志》于礼家载《中庸说》二篇；《孔子三朝记》者，今《大戴礼》之一篇，《汉志》《孔子三朝》七篇，则载之于论语家；《弟子职》者，为管子作，今即在其书中，《汉志》于此一篇于孝经家又载之，是皆裁篇别出而著录之乎，未可知也。观于此，则书有单行本者，不必以既录全书于此，而彼一类中遂阙其目。又或一人著述已入集部，名其书曰“某某全集”，乃其中一种为彼专门之学，并可摘出别行，次诸他部之内，不嫌其割裂也。如《隋志》以《孔丛子》、《小尔雅》别附《论语》，《文献通考》以《大戴记》、《夏小正》别入时令，非其例乎？是故证之班《志》，编厘艺文，吾又得别裁之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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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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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兵书略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盖如伊尹、太公诸书，本重列兵家，今为班氏省去之，或谓自班氏删并刘《略》，后人遂不知有互著之法，其说是矣，要亦不尽然也。今考之班《志》，儒家有景子、公孙尼、子孟子，而杂家亦有公孙尼，兵家亦有景子、孟子；道家有伊尹、鬻子、力牧、孙子，而小说家亦有伊尹、鬻子，兵家亦有力牧、孙子；法家有李子、商君，而兵家亦有李子、公孙鞅；纵横家有庞煖，而兵家亦有庞煖；杂家有伍子胥、尉缭、吴子，而兵家亦有伍子胥、尉缭、吴起；小说家有师旷，而兵家亦有师旷，此其重复互见。班氏虽于六略中以其分析太甚，或有称省者（说见前），然于诸家之学术兼通，仍不废互著之例。若是，编艺文者苟知也人所著书可互载他类，则宜率而行之矣。夫书之贵互著犹列传之贵互见也，《史记》以子贡入《仲尼弟子》，于《货殖传》中则又列其名，不可心知其意乎？要之，艺文一志，苟不达互著之例，凡书可两通者将有举此遗彼之患，夫何可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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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古人称说以见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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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中庸记》曰：“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汉志》于儒家《晏子》云：“孔子称善与人交。”道家《列子》、《公子牟》云：“庄子称之。”又《郑长者》云：“韩子称之。”阴阳家《将钜子》云：“南公称之。”法家《慎子》云：“申韩称之。”小说家《宋子》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是班氏盖恐无征不信，故引古人称说，并以见此书之足重也。夫著书者之为人与所以立言之意得他人为之称说，既可考见生平，并读其书亦易以窥其宗旨。否则，如晏子之善与人交、宋子之其言黄老意，使无孔子、孙卿称说，将何以知之乎。由是观之，载录书目，凡其自序及同时后世之人，苟有序跋皆可举要以注于下（若全录序跋原文，而不知删要之意，则非是）。即不然，其人平日为学群籍中或有称说，实与所作书无涉，亦得征引以为评论，盖如此，则书益见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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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或说以存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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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曰：“多闻阙疑。”许叔重《说文》序则曰：“闻疑载疑。”可知，义有可疑者，应存其说，而并载之也。班《志》儒家《周史六弢》云：“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杂家《孔甲盘盂》云：“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皆引或者之说，而不敢论定者，盖所以存疑也。尝读《韩非子》矣，其《储说篇》中述春秋时事，每引“或曰”云云。至《史记》之中，《老子列传》：“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孟荀列传》：“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是异说两存自古然矣。虽然，著书之体不贵在有断制乎，使备列诸家之说，而我不为之决疑焉，后人将无所适从矣。不知所闻异词，苟非敬，谨书之以供来学之探讨，不免师心自用矣。传曰：“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孟坚之引或说以存疑，正其慎之至也。世之志艺文者，如于其人姓、字、里居以及书名异同，当守存疑之例，乌可胸驰臆断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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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书后出言依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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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学术以口耳相授，受不尽，著之竹帛，至周末而其书始出，非取以欺世盗名也。盖攻其业者，据所闻以笔之于书耳。《汉志》道家《文子》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又《力牧》云：“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农家《神农》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小说家《师旷》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又《天乙》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又《黄帝说》云：“迂诞，依托。”兵家《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则皆云：“黄帝臣依托。”观其明言依托，不直斥之为伪者，以上世初无著述，此晚出之书，乃后人所依托者也，然必辨明之者，何哉？史家目录原不徒分别部居，使之不相杂厕而已，诸家之书为后世依托，使默然不言，不将疑其真出于文子诸贤乎。且于《师旷》，则但曰“浅薄”，《黄帝说》则但曰“迂诞”，止加此一二字，不复反复讨论者，又可见史家之尚简（尚简之说出《史通》），而于是非得失，所以别为后论也。虽然自汉以降，如《连山》、《三坟》书之伪造者多矣，以此例推之，凡经伪造者，尤必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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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作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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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篇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诚以强不知为知，则必有穿凿附会之弊。目录家于书无作者，姓名往往阙之，所见甚正，而其例实自《汉志》创之。《汉志》儒家如《内业》、《谰言》、《功议》及《儒家言》四种，道家如《道家言》，阴阳家如《卫侯官》、《杂阴阳》，法家如《燕十事》、《法家言》，杂家如《杂家言》，皆注云“不知作者”，即是阙所不知之义也。或谓其中《内业》一篇载管子书，当为管仲作；《谰言》者，据师古注党委孔穿作，恐未必然，何也？《内业》果出管仲，《谰言》果出孔穿，班氏时代较近，见闻极博，岂不能详著之？今曰“不知作者”，必以此二书并未有撰人也。呜呼！何后人之不善阙疑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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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