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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厘订艺文，亦綦难亦。一类之中即排比先后，苟于其人所生何世无从考核，必至混然淆乱矣。昔圣人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则有所不知亦势之莫可如何者也，故《汉志》于莫可如何之中，既立一并时之例（说见前），其于农家《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则直云“不知何世”而已矣。亦有明知其朝代而无由决定者，如儒家之《周史六弢》，班氏云“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备引异说，用以存疑。墨家之《尹佚》，班氏云“周臣，在成、康时也”，则又兼称两朝以浑言之，凡此皆可见考古之难也。至农家之《董安国》，班氏始云“汉代内史”，是知其为汉世官也，继之曰“不知何帝时”，然则知其世矣，或不知当时帝号，亦无以编年矣。或曰目录家于此将若何而部次之？曰，凡所不知者，附录每类之后，倘已确知为某朝人，则附列某朝之末可也。《书录解题》于《周易口诀义》云：“河南史之证撰，不详何代人。”盖即本《汉志》为例，以其书载唐陆希声下宋范谔昌上，为之说曰：“《三朝史志》有其书，非唐则五代人。”是陈氏参稽前志，故以厕唐末，其法亦良可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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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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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称“传言”者，凡两见，其一《雅琴师氏》云“传言师旷后”，盖谓师旷以知音闻，此师中者能传其家学也；其一杂家《大禹》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则谓文非夏禹所造，其书名《大禹》者，乃是传言，如是也。吾观古书中有相传为某氏作，不能不据以著录，而其实可疑者多矣，试举《读书志》证之。易类《易乾凿度》云：“旧题仓颉修古籀文。”《坤凿度》云：“题包羲氏先文，轩辕氏演籀，苍颉修。”《卜子夏易》云：“旧题卜子夏传。”春秋类《帝王历纪谱》云：“题曰秦相荀卿撰。”此数书者，或称“旧题”，或省文为“题”，即《汉志》传言之例也。至于小学类《尔雅》云：“世传《释诂》，周公书也，仲尼、子夏、叔孙通、梁文增补之。”其曰“世传”者，则尤彰明较著矣（此就经部言，外三部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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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书中起讫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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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尝谓志艺文者于书中起讫亦当记之，及读《隋志》，而见其记载甚详，知史家目录固于此深致意焉。其于史部《东观汉记》云：“起光武记注至灵帝。”虞预《晋书》云：“讫明帝。”《晋中兴书》云：“起东晋。”《通史》云：“起三皇，讫梁。”《陈书》云：“讫宣帝。”古史《汉晋阳秋》云：“讫愍帝。”邓粲《晋纪》云：“讫明帝。”孙盛《晋阳秋》云：“讫哀帝。”杂史韦昭《洞纪》云：“记庖羲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帝王世纪》云：“起三皇，尽汉魏。”《十五代略》云：“起庖羲，至晋。”《周载》云：“略记前代，下至秦。”则于一书中起讫可谓备哉言之矣。乃观班《志》，《世本》云：“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上诸侯大夫。”然则孟坚创例于前，修《隋志》者遂踵而行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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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叙次不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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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艺文者于其人时代前后，自当叙次秩然，不可纷乱者也。余尝以《汉志》墨家之中随巢、胡非皆墨翟弟子，至我子为墨子之学，又后于随巢二家。今偏以墨子居末者，必其书晚出，故不列于前耳。其他道家之老莱子，在田子之后，郑长者在郎中婴齐之后，阴阳家之邹奭子在张苍之后，名家之毛公在黄公之后，杂家之吴子、公孙尼在荆轲论之后，或出传写之误，班氏原书当不至此。及今观之，有以知前后叙次，班氏不甚拘于是也，何以洞其然？于道家列子、公子牟云：“先庄子，而庄子则在前。”于阴阳家吕邱子云：“在南公前。”又将钜子云：“先南公。”而南公转在前。于法家慎子云：“先申、韩。”而申子亦在前。夫既知列子诸家而曰“先庄子”、“先南公”、“先申、韩”矣，则《庄子》等书应附于后，乃反列其前者，将孟坚之乱次以济乎？非也。盖班氏表章家学，苟其书或为儒，或为道，或为名、墨、阴阳，或为纵横、小说，入乎其中，无一乖迕，则叙次前后，原不必拘也。虽然，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后世目录家自不必用其例，然不可执此以讥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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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略先后不复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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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之法，叙事欲其详，然使他处已载，而此重复见，则转嫌复出，又失之繁矣。《汉书》于列传中往往有“语见某篇”者，所以删除繁复也。乃今于艺文志，不特其人有传者，但书“有列传”三字而已（说详书有传例）；至于一人事略既注于先，而其后则亦从简也，请征之诸子一略。儒家《景子》云：“说宓子语，似其弟子。”《公孙尼子》云：“七十子之弟子。”《孟子》云：“名轲，邹人，子思弟子。”于杂家之《公孙尼》，兵家之景子、孟子，不再注。道家伊尹云：“汤相。”《鬻子》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孙子》云：“六国时。”于小说家之伊尹、鬻子，兵家之孙子，不再注。名家李子云：“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于兵家之李子不再注。纵横家庞煖云：“为燕将。”于兵家之庞煖不再注。杂家伍子胥云：“名员，春秋时为吴将，忠直遇谗死。”尉缭云：“六国时。”于兵家之伍子胥、尉缭不再注。岂非《汉志》体例先后之间，其事略，无有复注者乎？或曰小说家之师旷既云“见春秋”，而于兵家复云“晋平公臣”，将为其变例与？曰，此亦非也。小说中六篇，班氏称“其言浅薄，似因托也”，殆以书非旷作，故特于兵家注之，且所谓“见春秋”者，实以明旷为春秋时人，今乃其假托者耳。若力牧之或称“黄帝相”，或称“黄帝臣”，先后似用复注者，然其书均出依托，遂不惮一再辨正之，何尝稍乱起例哉。《四库提要》凡某人撰述录入前篇者，其下则曰“某有某书，已著录”，虽亦得参证互观之意，与史家目录则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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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缺标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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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有原本若干卷，流传至今有缺佚者，则必注明之。《汉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录无书。”无书者，张晏注所谓“十篇迁殁后亡失”是也。是班氏以十篇已缺，特标注之矣。又小学家《史籀》十五篇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则《史籀》之书虽仍以十五篇著录，其六篇既缺，亦为标注之也。吾观《隋志》尝用其例矣，试举易类言之。《周易》二卷，魏文侯卜子夏传，残缺，梁六卷；《周易》八卷，汉曲台长孟喜章句，残缺，梁十卷；《周易》四卷，晋儒林从事黄颖注，梁有十卷，今残缺；《周易》三卷，晋骠骑将军王暠注，残缺，梁有十卷；《周易》八卷，晋著作郎张璠注，残缺，梁有十卷。其于书之残缺必一一注出者，正以见今本所存实异于旧本耳。虽然，此但记书中篇卷之残缺，而与后世目录家分注存佚者不同，何也？夫书之存佚欲以一人见闻强为剖别设佚者尚存，岂非自形谫陋，转不如不注之为愈乎。且《隋志》总序谓“今考见存，分为四部”，于每一类后，如乐家云“今录其见书以备乐章之阙”，《谶纬》云“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吾亦不必悉数之。顾其时称见存者，盖据中秘书而言也。以中秘之见存，故凡梁有而今无者，乃名之为亡；若局于一隅，而或则曰存，或则曰佚，恐失之臆决而不足为典要也。（近见省志以下均注存佚，吾未敢谓然。）即如班氏之志艺文也，郑樵讥其见名不见书，亦岂然哉。其序云“以备篇籍”，夫谓之备者，则是六略之书，当时无不全备也。王应麟作《考证》，于《汉志》未载者补《连山》、《归藏》等书，都二十六种。其间若《星传》、夏氏《日月传》，皆天文志所引，《五纪论》则律历志述之，明明有其书，不为之登目，吾意此必内府未备者耳。不然，岂不可如书家之刘向《稽疑》、小学家之扬雄《杜林》，重为增入乎。由是观之，书之存佚不必注矣。颜之推有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其说良可取法，盖所当标注者，亦唯于缺篇缺卷加之意耳。（春秋家《夹氏传》注云“有录无书”，亦谓其目录尚存，非记亡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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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易混者加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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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姓名相同者，自古以来不可枚举，昔梁元帝作《同姓名录》，盖有此专书，使后人易于考订也。《汉志》于儒家平原君注云：“朱建也。”是人名易混者，编理艺文须为加注，否则平原君者在战国则有赵胜，使不加以注，将为赵胜乎？抑为朱建乎？莫能识别矣。《唐志》僧彦琮《大唐京寺录》注“隋有二彦琮”，又《宋艺文志补》方岳《深雪偶谈》一卷，“字元善，天台人，与歙秋崖别一人”，殆深恐人名易于混淆，故从班氏加注之例乎，然则史志皆然，其可忽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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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上署职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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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目录家于一书之后先列姓名，次其里贯，以及官终何职，亦几相沿成习矣。据《汉志》，则于书名上有署职官者，如儒家太常蓼侯孔臧十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道家郎中婴齐十二篇，纵横家秦零陵令信一篇、待诏金马聊苍三篇，杂家博士臣贤封一篇，小说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此仅录诸子略），则班氏于编次之中又一条例之可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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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著书不列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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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萧氏《文选》中不录何逊文字，识者谓其以并世也，体例可谓严矣。后人搜缉总集，往往生存人著作概不登载，亦其宜矣。乃吾观于志乘则不能无说也。尝见《畿辅通志》，凡同时人有题咏者，皆散入山川、古迹中，较之名为艺文而籍充卷轴者，岂不彼善于此，然而非也。近又见一寺观小志，将己所造述与友朋诗篇尽行载入，吾不知作志者欲以记寺观之故实乎？抑取声气以为标榜计乎？是直未达前史之例，徒为好事已耳。《汉志》小学家序论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所谓臣者，韦昭注云：“班固自谓也。”考《隋志》，固所作者为《太甲》，在昔两篇，今其书小学类无之。若是，撰艺文者于自著书籍不当列入也，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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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省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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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之为《吕览》，《白虎通德论》之为《白虎通》，以书名烦重，因而省称之，后人知其故，亦无有质疑者也。然吾读《书录解题》矣，直斋之于《晏子》也，则振振有辞矣，其言曰：“《晏子》春秋十二卷，齐大夫平仲晏婴撰。《汉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书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盖疑《汉志》省称《晏子》，不加“春秋”之目，遂以今本《晏子春秋》以为非原书矣。不知《晏子春秋》者，《史记》管晏传赞有之，班氏特出省称耳。以陈氏之博，乃不能取征《史记》，何其疏也，且《汉志》之省称者多矣，如《贾山至言》则省称《贾山》，《贾谊新书》则省称《贾谊》；《蒯通》本名《隽永》，则省称《蒯通》；《淮南王》本名《鸿烈解》，则省称《淮南王》；其他屈原之赋不名《离骚》乎，则又省称《屈原赋》；诸如此类，亡者不必言。若《新书》、《离骚》、《鸿烈解》亦将疑其为假托耶。吾故揭省称之例以告后之读《汉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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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卷并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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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叔重云：“著之竹帛谓之书。”考竹者，篇也；帛者，卷也。是篇卷有分别矣。《汉志》中或以篇计，或以卷计，其于《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注云：“为五十七篇。”则以卷长篇短，故有此异同耳。要之，班氏此志篇卷固并列者也，后世之书有以册名者，有以帙名者，或有以种为数者，至元人《说郛》甚有从道书称弖者，理董艺文，但如题予之，无须顜然画一者也。盖著录之法贵明乎源流得失，岂徒于此等处斤斤致辨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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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总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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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志》于每一类后必书若干家、若干篇，如“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是其云“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者，则是计六艺一略之数也。至其篇末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盖又取全志之家数、卷数而为之总结之矣。虽其中详细核算，或有不相符合者，师古注云：“每略所条家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传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此则在唐已然，莫可考矣。然其用总结之法，观隋唐各志亦既相习成例者也，惟宋《崇文总目》移书于前，则其体稍变耳。虽然，吾读《吕氏春秋》而知班氏亦有所本也，《吕氏春秋》云：“右为十二纪，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右为八览，凡六十篇”，“右为六论，凡三十六篇”，则总结之为用，其由来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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