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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还有一部集体创作的史书《东观汉记》,经过一百多年,几十个人之手编成,共一百四十三卷。《东观汉记》从东汉明帝诏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开始,经安帝诏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等参与编著,桓帝元嘉(151~152)时复命边韶、崔寔等,灵帝熹平(172~177)时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等参与编著完成。《东观汉记》现仅存辑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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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汉还有赵晔著的《吴越春秋》和袁康著的《越绝书》,专记本地典故,开创了地方志著作的先例,对后来地方志著作及其发展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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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王充(约27~97)的《论衡》是针对汉代的神学迷信而进行斗争的一部哲学著作,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书中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并不是天意创造的。王充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思想,认为那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是没有的。王充在《论衡》中不仅批判了韩非子的一些观点,而且敢于批判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指出了他们许多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荒谬的。他的思想和观点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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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到汉代特别是东汉末三国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专门设《文苑传》,说明文学大体上已与儒学分离,成为文士的一种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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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文学形式有散文、赋、乐府诗和五言古诗,它们对于后世的文学著作具有很大影响。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史记》,东汉初期班固的《汉书》,都可称为汉代杰出的散文作品。汉赋是汉代一种长篇韵文,是从楚辞中发展起来的,它讲究技巧,且词藻华丽,著名的汉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等。乐府诗是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采集加工出来的。其中来自民间的、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乐府诗是西汉诗歌的最高成就,深受历代读者的喜爱。乐府诗现存四十多首左右,由宋人郭茂倩编集的《乐府诗集》是采集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汉代的“古诗”是在民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五言诗歌形式,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收集在梁朝萧统《昭明文选》中的《古诗十九首》是它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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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到魏初,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这个时期,曹操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稳定,而且由于曹氏父子的提倡、支持和他们本身对文学的造诣,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建安文学不少作品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反映出社会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建安时期的作家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是指曹操(155~220)和他的两个儿子曹植(192~232)、曹丕(187~226),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文学上的造诣,他们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刘桢、阮瑀、须幹、陈琳、应瑒,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蔡琰(蔡文姬),她有《悲愤诗》、《胡笳十八拍》传世。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建安时期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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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思想方面,有著名的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有张衡的天文学著作《灵宪》;数学方面有《九章算术》。农业方面有《氾胜之书》。医学方面,西汉有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东汉有医学家“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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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古典文献中,作为很重要的一个门类的类书,是一种独特的工具书,它对读者查找资料作用很大。曹丕曾下令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堪称我国类书之祖,可惜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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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纸的发明及其在图书史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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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的发明是我国图书史上的里程碑。纸的出现,不仅使记录知识、传播知识的工具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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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我国就有使用以丝絮制造的薄纸的记载,当时称“赫蹄”。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出土了西汉武帝时期的灞桥纸,这是距今发现的最早的古纸。1974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又出土了由麻筋、绳头和碎布块等物制造的两片西汉麻纸,估计是西汉末宣帝到平帝年间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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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发现出土西汉古纸的同时,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也出土了东汉时期的纸张,有的上面还残留有文字,这些纸是用麻纤维制造的,纸质细薄、平滑,与灞桥纸相比质量已有很大提高。这一切表明,在这一时期里,一种新的书写材料——纸正在产生和发展中。到东汉蔡伦对造纸技术的改进,使纸张的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记载,东汉和帝时,“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元兴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蔡伦在和帝时,从小黄门晋升为中常侍,后又兼任尚方令。在他为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日用品制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各种工人,注意到麻、树皮、废旧织物等的共同属性,从而以它们为原料,制造出了较高质量的纸,使造纸原料来源扩大,客观上对纸张生产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蔡伦又提高了造纸的技术水平。用麻、树皮造纸,要经过复杂的工艺程序,尤其是树皮,需经过剥切、沤烂、蒸煮、舂揭、抄造定型、漂白等工序。蔡伦成功试用了用树皮造纸,并使这种工艺得到推广。“蔡侯纸”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蔡伦对于造纸术的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纸的发明与推广使用,使中国古代图书逐步从简帛时代发展为写本时代,扩大了古代图书的规模,并影响了书籍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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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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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代已经发明了纸,但是纸在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之间并没有完全取代简帛,此间仍为简、帛、纸三者并用时代。用纸作书籍,在东汉已经开始,范晔《后汉书·贾逵传》说汉章帝命贾逵教学生学习《左传》,并给予“简纸经传各一通”,即指给了竹简和纸本的《春秋经》和《左传》各一部。三国时代纸已用于上层社会。随着造纸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造纸规模的不断扩大,纸的优越性不断地显露出来,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经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写本书取代了简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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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史话 第三章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26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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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图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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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了西晋王朝。公元280年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统一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出现了太康之治时代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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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建立以后,社会经济逐渐稳定,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恢复和发展,大量的文献典籍得到保存。晋武帝开国之初,由秘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典籍,这是西晋初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官府整理图书的活动。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墓得十多车竹书,后被官府收集。由荀勖、束皙等人对这些汲冢书进行了校订整理,编制了目录,这是第二次图书整理活动。后来荀勖依照曹魏秘书郎郑默编制的藏书目录《中经簿》,总括群书,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官府藏书目录一《中经新簿》。它包括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二卷,著录图书约“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它分图书为四部: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即经部;乙部——古诸子家及近世子家,即子部;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史,即史部;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即集部。与刘歆《七略》相比,一是把《七略》中“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并入诸子略而变为乙部即子部,二是把《七略》中归入“六艺略”的春秋类历史书等独立出来,设置了一个丙部即史部。《中经新簿》第一次以甲乙丙丁为四部次序符号,适应了当时学术的变化与 典籍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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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7年,晋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了东晋。而在北方则五胡混战,纷纷割据,开始了十六国统治时期,藏书的破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到“刘裕平姚”时,“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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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建立以后,重新收集图书,仅得三千零一十四卷,仅占荀勖著录之书的十分之一左右。著作郎李充对东晋所收集的图书进行了整理并编纂了《四部书目》,它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确定了经史子集四部。此后,这种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成为我国古籍分类的主流,经逐步扩展,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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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20年,刘裕建立南朝宋以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里,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迭,史称南朝。北方是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的北魏,以后经一系列的战争至公元439年拓跋焘灭北凉才统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后来北魏分裂成 东魏、西魏,而经历了北齐、北周,历史上称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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