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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宋建立时，继承了东晋少得可怜的四千卷藏书，又通过战争掠夺了北方后秦府库中所有的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的藏书，从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藏书的规模。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编制《四部目录》时，藏书增至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另有佛经四百三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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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齐时，藏书规模稍有扩大。齐初，沈约就在东宫“校四部图书”。齐永明（483～493）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朓在整理图书的基础上编纂了《四部书目》，著录图书仅一万八千零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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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02年，萧衍建立了梁朝。萧梁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很重视对图书的收集，还设立了“文德殿”、“华林园”典藏经籍，其中“华林园”专收藏佛教经典。梁天监元年（502），秘书丞王泰对藏书进行了一次初步整理，天监二年（503），任昉任秘书监再次校订图书，编纂了《文德殿目录》，此目录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因此，萧梁时代又出现了《五部目录》。梁武帝后期的“侯景之乱”使藏书受到一定损失。侯景之乱以后，嗜好书籍的梁元帝将书籍归于江陵，大约七万多卷。公元554年，西魏军破江陵时，梁元帝恐书籍落人敌手，烧书十余万卷出降。这次焚书使梁朝一度兴旺的官府藏书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给我国文化典籍又一次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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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洛阳以后，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国家的图书事业得到了发展。孝文帝多次下诏求天下遗书，并且凡是“秘阁所无，有益时用者加以优赏”。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搜求图书，使北魏官府藏书终于达到一定规模。然而由于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使图书一再受损。到北周保定（561～565）初年国家藏书不过八千卷，以后虽有所增加，也不过一万卷，比起南朝的藏书尤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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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分裂，战争频繁，社会动乱的时期。尽管如此，社会政治、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发展。民族融合，宗教盛行，社会的科学文化也在不断进步。这一时期是我国图书史上由简策过渡到写本书的时期。东晋末年，桓玄称帝时曾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散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卷六零五引《桓玄伪事》）。纸张的应用，减轻了书籍载体的重量，使书籍的书写、携带、流传更为方便，也使得私人藏书得到很大发展，藏书量也相应增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著名的私家目录——《七志》和《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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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志》为齐王俭（452～489）所编。他把图书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七大类，道、佛书籍作为“附见”，实际为九类。过了五十年，梁阮孝绪（479～536）又综合了《七志》和其他书目，编成一本目录——《七录》。《七录》分内编和外编。内编包括“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外编包括“佛法录”、“仙道录”。其下共分五十五部，类目相当精细。它给以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打下了基础，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这两部目录都已失传，只有《七录》的序保存在《广弘明集》一书中，成为我国目录学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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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两晋南北朝著作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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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在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但是图书著作的内容范围比以前扩大了，数量也增多了。经学、玄学、史学、文学、佛学等学科发展的消长，带来了图书数量和结构的剧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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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历史和地理著作大大超过了前代。汉代《七略》没有设立历史书籍一类，仅收于“六艺略”的春秋类中。东汉以前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增多了。两晋时荀勖整理藏书，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大部类，其中丙部就是独立的历史类（包括地志）。这时期出现的历史和地理著作有：晋陈寿的《三国志》、宋范晔的《后汉书》、梁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以及《晋太康三年地志》、《地记》、《周地图记》等。这一时期，私家修史之风很盛，先后出现史书近一百多种，尽管大部分已散失，但是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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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别集与总集大量产生。别集是指总汇一个人多种著作的书，也称文集。总集是指汇总多人著作为一书。东汉以前没有个人文集，当时文学著作都以单篇流传。到东汉时才出现，魏晋以后逐步增多。最早的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这是选编“总集”的最初尝试，到了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这两部重要的文学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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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是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选编的，又称《昭明文选》。《文选》原书三十卷，唐朝李善作注时分为六十卷。全书选录了从先秦到梁各种体裁、风格的优秀诗文作品。《文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玉台新咏》是徐陵（507～583）选编的，书成于梁代。《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就是通过它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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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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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学批评著作开始出现。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极为重要的文学论文。《文赋》以赋的体裁来论述文学创作。文中所涉及的意和辞的关系，以及对构思、感兴、独创和文章弊病等的认识都是很有见地的，对文体、风格的分析简明扼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几乎涉及了文学中所有的问题，如对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创作思想、文体、文艺批评的原则等都有所讨论，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大总结。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的《诗品》则是论诗的巨著，作为一部专门评论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钟嵘借用东汉以来品评人物的办法来品评诗歌，对汉魏以来的五言诗作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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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出现了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在南朝宋、齐时，我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祖冲之。他在天文、历法、机械等方面都作出过杰出贡献。他是第一个把圆周率π精确到七位小数的人，还注释过《九章算经》，编过一本《缀术》。《缀术》在唐代被定为数学课的主要教科书。《齐民要术》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作者是贾思勰。书中记载了自西周以来，特别是当时我国黄河中下游一带农业生产的经验，介绍了耕田、播种的方法，谷物、蔬菜、果树和树木的栽培方法，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方法，食品的制造方法等，是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科学的专著，直到今天仍是研究农业科学史的宝贵资料。另外，《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另一部有关我国古代以全国水道为纲的地理方面的科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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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增多了。有魏李登的《声类》和梁沈约的《四声谱》，它们是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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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哲学思想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产生了魏王弼的《老子注》、晋郭象《庄子注》、梁范缜的《神灭论》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范缜的《神灭论》是我国古代一部唯物主义思想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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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佛教道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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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于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我国。道教则产生于中国本土，是东汉的张道陵创立的，是由古代巫术、神仙方术演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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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国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最早传入我国的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的一部佛经《浮屠经》。佛经的大量译介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太子安清，字世高，来洛阳译介佛经约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桓帝末年月支人支谶也来到中国，译出《般若道行经》等二十三部七十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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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支谶的再传弟子支谦在吴译出《维摩诘经》等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这是江南最早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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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竺法护先后在敦煌、长安、洛阳从事翻译，译有《光赞般若波罗蜜经》、《正法华经》等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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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后，佛经的翻译由于受到官方的重视，由个人私译转入集体进行官译形式，出现了译场组织。东晋庐山般若台、建业道场寺、姚秦长安逍遥园、北魏洛阳永宁寺、北齐邺都天平寺、北凉姑臧闲豫宫、刘宋祗洹寺、萧梁华林园等都是有名的译场。前秦时，释道安是译场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并对以前的译本进行校理，编著了《综理众经目录》。后秦弘始三年（401）文桓帝姚兴迎天竺鸠摩罗什法师在“西明阁”、“逍遥园”等处译经，并召集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名僧协助，译经三百多部。所译《大品般若》、《法华》、《维摩诘》、《首楞严》等经都是大乘重要的经典。与此同时还有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一年（415）在建康译出的经论十五部一百一十七卷，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最有影响。东晋时法显（约337～约442）曾到印度求经，居印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回国后，与佛驮跋陀罗合译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同时著有《佛国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往返时的见闻，成为一部重要的古代佛教史料和中外交通史料。昙无谶，天竺僧人，译有《大般涅槃经》等多种经律，其中《佛所行赞经》，是佛教大诗人马鸣所著，以韵文叙述佛一生的故事，饶有文学意味。拘罗那他，即真谛，是古印度优禅尼国人。他受梁武帝聘请来华，先后流寓于苏、浙、闽、赣等地，后到广东，共译经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影响较大。据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到南北朝末，我国一共有译经一九一三部，四五七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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