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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字太小，无法据之得出普遍结论，但这些数字能给人们启发；而且值得人们去思索，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书籍传播的难得的机会，从中既可以看到书籍是怎样从出版商兼批发商向书商流转的，又可以看到书籍是怎样从书商手里分销出去的。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大部分顾客来自外省社会的中间阶层。军官很可能属于贵族，正如那位唯一欠了巨额债务的人，“维埃纳侯爵，军官……1120锂”。其余的人属于一个混杂的精英阶层，在19世纪可以归为“显贵”一类。没有手工业者和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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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7月11日，当法瓦尔热到达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时，这个案子正在巴黎裁决。出版社指示他仔细注意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生意情况，但是他难以获得情报。他们的办公室除了一位职员外，没有其他人在，而这位职员不愿披露他们库存书籍的任何情况，甚至不愿给法瓦尔热一份他们的最新书目，只是提供了一份他们想用来抵债的10种书籍的清单。法瓦尔热拒绝这个交易。他也未能从当地商人口中打听到多少传言，就如他在信里所写的，“因为这里一切都被掩盖得严严实实”。他只听说，尽管中止了付款，该公司的生意总的来说还不坏。罗贝尔去巴黎和债权人谈判还债条款了，据说要么在延期四年之后全额支付，没有利息，要么就从公司存货中拿出书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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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院的诉讼记录虽然没有写出确切的裁决条款，但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的生意在1781年春天以前恢复得很好，【6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有他们之后寄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寄自贝尔福，有的寄自布尔格。该公司这两个分部的合作似乎不太紧密。1781年5月，在贝尔福的戈蒂埃要50册《路易十五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6月，在布尔格的罗贝尔抱怨说，同样的书他老早就订了，可是货到得太迟，结果很难卖。由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未能及时运到，他只好从别的供应商那里要了一些，卖了将近150册。随后三年，类似的信件——订单中夹杂着关于货运状况的投诉和评论——继续寄来。在谈论市场需求时，罗贝尔（信通常寄自布尔格）和戈蒂埃（信通常寄自贝尔福）都对《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Compte rendu au roi）特别感兴趣，这是雅克·内克于1781年发表的为他作为财政总监所实施的政策的辩护，大量论战性的小册子也应运而生（见本书第十二章）。他们还对卢梭的著作特别感兴趣。戈蒂埃解释说，卢梭的著作是卖给他在贝尔福要塞的顾客的：“我们急需这些卢梭著作。这是给下个月就要调防（到另外一个要塞）的军官们的。”不过，纳沙泰尔出版社没有与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恢复大规模的生意。它曾经上过该公司的当，不怎么敢信任他们了。1784年9月，它拒签了一份大订单，之后就再没给他们发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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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销和收账的观点看，法瓦尔热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逗留也许不算成功。但是，从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来看，他所收集到的情报揭示了很多有关外省城镇图书贸易的情况。而且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来信包含了大量订单，足以显示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生意的大致情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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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订单可以看出，需求量最大的是克里斯坦的《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因为这本书和当地公众密切相关，它在法国其他地方就不畅销。内克的《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路易十五的私生活》，以及卢梭著作，在订购量极大的书籍中名列前茅。订单中没有出现的书籍，至少订数不多的书籍，是头几封信里提到的那种淫秽的“秘密书籍”。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也许储存了大量这类书籍，但很可能是从一些专门从事地下出版的人那里弄到的，这些人中有日内瓦的让-萨米埃尔·卡耶和纳沙泰尔的萨米埃尔·福什，他们是那个破产案的资产负债表里提到的一些有待偿还的大债主。【65】除了《路易十五的私生活》，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订购的畅销书中其他受到禁止的书籍都与启蒙运动有关，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马蒙泰尔（Marmontel）的哲学小说《贝利萨留》（Bélisaire），还有梅西耶的《巴黎图景》（Tableau de Paris），这是一部关于首都生活的充满卢梭式评论的随笔集。但是，罗贝尔和戈蒂埃公司主要不是经营非法书籍。他们偏爱游记类书籍，如约翰·卢卡斯·尼坎普（Johan Lukas Niecamp）的《东印度群岛游记》（Voyages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马丁·夏洛克（Martin Sherlock）的《一个英国旅行家的信笺》（Lettres d’un voyageur anglais），和一些纯文学著作，如安托万-莱奥纳尔·托马（Antoine-Léonard Thomas）的《论不同世纪妇女的性格、道德观念和才智》（Essai sur le caractère，le mœurs et l’esprit des femmes dans les différents siècles）、雅克·德利尔（Jacques Delille）的《花园》（Les Jardins），以及一些儿童文学书籍，如让利斯伯爵夫人C.-S.-F.迪克雷斯特（C.-S.-F. Ducrest，comtesse de Genlis）的《美德年鉴，或供青少年使用的历史课本》（Annales de la vertu，ou cours d’histoi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他们遵循一种普遍采用的策略，即订购的图书品种很多，但每种图书的订购数量很少，因为他们要使库存量与顾客的需求达到平蘅。他们解释说，“我们能卖多少就订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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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在余下的旅程中逐渐得知，这是外省书商们的典型经营策略。在行程的最初几个小镇，他为推销出版社的货物做了最大的努力。下一站是里昂，那是一座大城市，也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出版中心，他在那里将面对另外一系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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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瓦尔热报告说，尼姆的戈德父子公司“对我们出版的书所具有的品位、校对质量、一般样式都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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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瓦尔热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6年9月4日。韦尔纳雷尔和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在1764年的调查报告中都没有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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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公司的信件散见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的五套卷宗中。由于信件中未提到合伙人的名字，因此难以确认他们的身份；不过在不同时期，合伙人包括了雅克·罗贝尔和很可能是他兄弟的一个人，包括皮埃尔·戈蒂埃和他的一个兄弟，韦尔纳雷尔也是合伙人之一，1773年脱离该公司出来单干。在1773年7月3日的一封信中，韦尔纳雷尔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我与罗贝尔先生和戈蒂埃先生解除了合伙关系……罗贝尔先生和戈蒂埃先生不在布尔格了。罗贝尔先生在隆勒索涅，戈蒂埃先生在比热地区的贝莱”。1781年的《出版年鉴》把韦尔纳雷尔列在布尔格，把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列在贝莱，没有提及其他任何地点。事实上，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的大部分生意继续在布雷斯地区布尔格进行，同时又从许多地方订购书籍。贝尔福分部还经营纸张生意。1784年，公司把价值3000锂的存货图书卖给了安德烈·富尔（André Faure），此人身份既是该公司的职员，又是“股东”；而作为独立的书商，他至少经营到1788年（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拥有独立的卷宗）。关于罗贝尔与戈蒂埃公司的详细讨论和从出版社档案中挑选出的文献，见robertdarnton.org网站有关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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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是Bougre的缩写，意思是鸡奸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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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吉永的业务的详细讨论和文献，见robertdarnton.org网站的“中间商和偷运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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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布雷斯地区布尔格司法执行官法庭的检察官雷德莱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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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塞纳省档案馆，现在的巴黎省档案馆，破产案全宗，D.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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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种书和每份订单的全套统计数据可在robertdarnton.org网站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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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第五章 里昂：企业家与冒险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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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Nouveau voyage pittoresque de la France），巴黎，1817（汝拉省图书馆，以下简称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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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心翼翼地跨进里昂的书店以前，法瓦尔热仔细研读了出版社的董事们写在日志上的指示。他知道，他将不得不和出版业界一些最难讲话的客户谈判。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自中世纪以来就是重要的图书贸易中心，【68】里昂拥有大量以铅印文字为生的人——出版商、印刷商、书商、装订商、铸字商、纸品商、货运代理商、走私者，和形形色色的投机商。大大小小的阴谋一直在这些企业家当中酝酿翻滚，而在1778年，有几场阴谋眼看就要浮出水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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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图书贸易的突出特征是盗印。(1)瑞士出版商就是想以这个城市为集散地，把廉价盗版书输往法国各地的市场。自16世纪早期起，书籍就通过日内瓦到里昂的主要道路涌入，而到18世纪，随着洛桑、伊韦尔东和纳沙泰尔等地的新出版社出现，里昂的图书流入量大大增加。伯尔尼和巴塞尔的出版商通常集中在北部通道上，而如前所述，纳沙泰尔出版社还试图通过贝赞松和第戎开辟通向巴黎的路径。但里昂依然是其通向法国市场最重要的出口。里昂不仅有非常便利的水陆交通，而且拥有专业的经纪人，他们能让贸易，尤其是盗版书籍的贸易，变得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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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巴黎书商行会在出版业确立了自己实质上的垄断地位，盗版贸易随之繁荣起来。(2)巴黎出版商在路易十四王朝中央集权政策的支持下，买断了大部分图书的专卖权，与国家合作监管图书贸易，致使外省的印刷业急剧萎缩，最后只能做做当地的应时印刷品生意，而巴黎出版商还通过零售客户网络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市场。外省出版商无法和巴黎出版商竞争，只好去做盗版书贸易，而那些盗版书，有一些是他们自己印制的，但更多的进口自国外。到1750年，法国外省图书市场已经充斥着廉价的盗版书，而里昂的书商也和瑞士出版商结成了一张联合经营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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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7年8月30日发布的一系列法令中，国家试图改革图书贸易的规章制度（关键的政令要追溯到1618、1643、1686和1723年）。(3)改革通过限制巴黎出版商的垄断特权，使天平稍微朝外省书商倾斜，但最重要的是，它宣布了摧毁盗版书贸易的措施。政府承认，盗版书传播太广，以致许多书商的存货主要是由盗版书组成。如果没收所有盗版书，【69】就算可以做到，也必然会摧毁大量的生意，因此政府宽限了一段时间，让书商们清点持有的盗版书数量，并在离得最近的书商行会给图书打上标记，把它们合法化，再拿去卖。在限定的日期——这日期因地而异——过后，所有没有打上标记的盗版书都将被查缴没收。新的书商行会要和老的行会一起发起全国性行动，彻底消灭盗版。1777年法令能否有效实施在当时仍是个未知数，不仅是因为国家常常未能完成自己的改革目标，还因为图书贸易管理当局已被全国各地的抗议声浪淹没了。法瓦尔热此次出差的一个目的，就是评估新措施的实施效果，而这意味着要摸清里昂市场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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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的合法市场被几个自己印制书籍的富裕出版商把持着，享受着特权的适当保护。但是，里昂的大多数书商都是靠盗版书过日子的，而且其中许多人还经营“哲学书籍”。他们之间存在着残酷竞争，组成的联盟时分时合，不断采取新策略来适应变化的处境因为他们必须应付经济的转型（里昂是重要的议付汇票中心），以及政府时常发布的法令。里昂书商在内斗的同时，也常常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外敌，即由凡尔赛宫改革者支持的巴黎书商行会。(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