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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维尼翁人在自己的边境也遇到了无法逾越的屏障。1778年，他们就曾请求巴黎的图书贸易主管勒卡米·德内维尔（Le Camus de Néville）把他们当作法国人看待，法瓦尔热也曾报告说，他们指望他们的游说获得成功，“他们自信他们的盗版书能像在法国城市里一样被打上印记。他们把情况跟德内维尔先生陈述过，根据他们的报告，德内维尔先生也亲切地聆听过他们的意见。”尽管如此，法瓦尔热仍然看出，事情陷入了危机。【108】“因为阿维尼翁位于法国境内［他们辩称］，他们再也不能卖任何东西，这部分贸易会完全垮掉，他们全都要破产。其间他们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都在抢着盗印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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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内维尔完全知道，涌进法国的盗版书大部分是在阿维尼翁印刷的。他裁定阿维尼翁是外国领土，它出口的书籍将受到严格监控。1785年的法令要求尼姆的新书商行会检查阿维尼翁出口的每一件图书货包。没收的书籍大量增加。于是出版社一家接一家地破产倒闭。1786年，阿维尼翁只有25台印刷机在工作——还不到1760年盗印鼎盛时期60台的一半。(9)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它的盗印业已经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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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交换贸易吸引过关心近代早期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注意，但关于它的彻底研究是在对德国图书贸易进行的探讨中做出的。见约翰·戈尔德弗里德里希（Johann Goldfriedrich），《德国书籍销售史：受德国书商协会委托》（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Im Auftrag des Börsenvereins der Deutschen Buchhändler），莱比锡：Börsenverein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1908—1909，第2—3卷；以及赖因哈德·维特曼（Reinhard Wittmann），《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Ein Überblick），慕尼黑：C. H. Beck，1991。在近代，印刷商兼书商常常带着满车新近印刷的书籍到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春季和秋季书市，从其他印刷商兼书商印刷的书籍中挑选图书进行交换，然后满载而归，换回的书籍品种繁多，足以构成书店的大部分存货，直到下一届书市再去寻觅新的图书。在18世纪末期，莱比锡的书商如菲利普·伊拉斯谟·赖希等改变了零售贸易，把它转变成独立于书市之外的现金交易。法国没有像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那样的书市，尽管博凯尔的集市也吸引了大量书商。不过我相信，交换——尤其是瑞士的出版商和阿维尼翁的出版商，及里昂这样的中心地区的批发商之间的交换——是19世纪前图书贸易的基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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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曾详细探讨法瓦尔热1776年的出差之行，见“一位出版商销售代表的旅行（1775—1776）”（The Travels of a Publisher’s Sales Rep，1775-1776），《书籍史》（Book History），20（2017），第111—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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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勒内·穆利纳斯（René Moulinas），《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L’Imprimerie，la librairie，et la presse à Avignon au XVIIIe siècle），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4。法国政府完全知晓阿维尼翁的盗印情况，甚至从里昂书商那里获得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情报，如皮埃尔·布里塞-蓬蒂斯就曾于1769年9月16日寄给监督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一份“关于盗版的备忘录”。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75，no.117。关于阿维尼翁及其出版商的更多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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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皮埃尔·约瑟夫·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1月16日；“弗夫·若利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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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下是法瓦尔热的说明的最贴近释义，尽管引用不是完全准确：“尚博：佳，但是难打交道；奥弗雷：一般，强调价格要低；迪比埃，一般，也许会买些《圣经》；法布尔：佳，喜欢书目上的某些书籍，也许会下测试性的订单；梅朗德：极佳，但是连书目都不看一眼；奥巴内尔：一般，他提议交换，但不值得做；尼埃尔：不错的印刷商，但不在店里；塞甘：也很好，愿意进行交换，但是他的书目上没有什么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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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换的全部细节可以从加里冈的信中了解，这些信以及关于阿维尼翁的其他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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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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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罗贝蒂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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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穆利纳斯，《18世纪阿维尼翁的印刷厂、书店和出版社》，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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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第八章 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南部地区的艰难求生【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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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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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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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离开阿维尼翁后，事情进展还很顺利。他顶住了8月的酷热，马儿看起来也像离开纳沙泰尔时那样精神抖擞。他唯一的难题是讨厌的疥疮。【110】瘙痒难忍，通常还伴有红疹，甚至水疱，让他难受至极。如今人们患疥疮，涂抹扑灭司林乳膏就很容易治好，12个小时内就可以杀灭引起疥疮的螨虫，尽管瘙痒还要持续两到三周。可是法瓦尔热不得不依靠他那个时代的医学。他在尼姆看了外科医生后，决定遵从标准的疗法：“我将要一天给自己放一次血，次日再（服灌肠剂）通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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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染上这种病的。现代的皮肤科医生把它归因于受到被褥、毛巾或室内装饰物上的螨虫感染。在18世纪，法国的客栈不像瑞士的客栈那么干净整洁，它们的肮脏闻名天下。就在法瓦尔热旅行的时代，有位法国旅行者就曾把它们形容为“地地道道的粪坑。任何饭食都令人作呕。房屋、老板、老板娘、楼梯、房间、家具，一直到女佣，到处都是一个德性。另外，床铺要多硬有多硬，床单最脏，都没洗干净，墙壁或壁炉上几乎总是涂得乱七八糟，不堪入目……肮脏是全法国的通病。”(1)法瓦尔热没有抱怨法国客栈的条件差，但他很可能清除了床褥上的疥螨。疥螨通常活不过三天；所以（或许在经过多次抓挠之后）感染也消失了。至少他在后来的信中不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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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一样，他也不提有关他所经过的城市的任何事情，除了书店——而更常见的是，他会提到城市缺少书店。根据法瓦尔热的报告以及他随身携带的《出版年鉴》可知，在阿维尼翁之后，罗讷河谷和法国南部海岸地区的书店少得出奇。(2)虽然他到处找书店，但是在现今地图上所有看起来好像相当有名的小镇，如肖梅拉克（Chomérac）、普里瓦（Privas）、维维耶（Viviers）和卡庞特拉（Carpentras），都一家也找不到。蒙泰利马尔、阿普特、奥朗日（当地的“书商”实际上是一个假发制作商，卖书是他的副业，而且只卖做礼拜用的书）、于泽斯、塔拉斯孔这些城镇，各自都只有一家书商，而且每个书商的生意都做得很小，不可能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实际上，除了宗教书籍和一些应时印刷品外，别的他们都很少卖。虽然阿尔勒有两家书商，瓦朗斯有三家，艾克斯有四家，可法瓦尔热查看这些书店的存货时，除了在艾克斯四家书店中最大的那家由达维德兄弟开的店外，都没看到新近出版的书籍。达维德兄弟的书店实力较强，法瓦尔热评估时给了他们高分，【111】尽管他们告诉他，他们的零售生意“太一般了，每样新书只能卖一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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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瓦尔热到达地中海地区，沿着这个盆地的边缘寻找贸易之路时，他发现这里的图书贸易也很不繁荣。土伦只有三家书商，调查后他确信他们卖的书大多是航海方面的。佩兹纳斯（Pézenas）和贝济耶（Béziers）也各有三家书商，其中佩兹纳斯的菲济耶（Fuzier）这家，在法瓦尔热看来前景最好。他已经募集到几个《百科全书》订户，要3套48卷版的伏尔泰著作，并保证还可以再要一些书，使货包凑足300到400磅。在贝济耶，弗夫·奥德泽内父子公司（Veuve Odezenes et fils）被评为“极佳”，已经订了6套《百科全书》，但法瓦尔热不指望他们再下任何订单。卡尔卡松的一家书商，雷蒙·埃里松（Raymond Hérisson），享有“极佳”的评价，但是生意规模不大，法瓦尔热无法从他那里弄到一份订单。其他大镇，如冈日（Ganges）、阿格德（Agde）、纳博讷（Narbonne）、洛代沃（Lodève），都是一家书店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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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地方景色都很优美，有中世纪的要塞、哥特式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等，但在法瓦尔热的日志里，除了对图书销售惨淡前景的忧心忡忡之外，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踪迹。然而，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就是尼姆、蒙彼利埃和马赛。对流行书籍的需求集中在这三个城市，有一些一流的书商控制着整个地区的贸易。纳沙泰尔出版社和所有这些书商都有大量交易，而他们各自的目标也是毫无二致，都是要竭尽所能去占领市场的最大份额，削减其他书商的份额。结果导致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全面竞争，这可以从法瓦尔热的报告和整个18世纪70、80年代书商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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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的首站是尼姆。由于两个基本因素——丝绸和新教徒，它的图书市场很红火。在18世纪中期，丝绸和其他纺织品制造业驱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该市人口众多的新教徒（在1778年的估计中，占其总人口数39，000的三分之一），消费了大量书籍，主要是《圣经》和宗教仪式用书，但也有启蒙运动的论著。新教是一种看重书籍的宗教，为启蒙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有利的场域。尼姆书商的信函揭示了那些文化潮流汇聚的途径。【112】尽管如此，和大多数其他外省中心城市的情况一样，只有几家书商的经营规模大到能够定期从国外出版商订货。其中最突出的有两家，米歇尔·戈德和比谢（文献没有提供他的名字），能让其他书商相形见绌。虽然提“经营规划”这个词可能不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实情，但是这两家书商的经营理念是截然相反的：戈德下订单和付账坚持着一种保守的策略，而比谢则敢想敢干，不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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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瓦尔热走进戈德位于尼姆市中心大街上的书店时，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友善亲切的所在。新教书籍俯拾皆是。戈德本人很可能就是胡格诺派教徒，并且致力于满足胡格诺派教徒的需要。1771年起，他定期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寄信，从他的信函来看，这是一个冷静、严格、难以讨价还价的交易者，但在付账和结账时显得特别诚实。出版社的客户在接到货物后，一般都是用邮政汇票（或其他汇票）支付货款，这些汇票通常在12个月后到期。出版社在往来账户上记录每家客户积欠的债务，然后不时地通过与客户达成一项协议来结算。出版社会向客户寄一份本方记载的关于他借贷情况的报表，而客户也出一份他自己的报表（一份“逆向账目”［contrecompte］）。如果他的账和出版社的有任何出入，他们就要协商，达成一致后，他再寄一张期票来支付债款。然而，在开立新的账户之前，双方常常会因为账目不一致而卷入纷争，而这种纷争就能充分反映一个书商的素质和他的生意状况。例如，1772年，戈德在结账时纠正了出版社犯的几个错误，其中还包括一个对出版社不利的错误。1774年，出版社认为抓住了他的一个错误，发信对他严加斥责，甚至因为在商量时话不投机，还扬言要控告他。但是戈德没有退让，理由是“我们的正直，对我们来说比世上所有威胁都重要”。结果证明戈德一直是对的，出版社也只好让步了。这种耿直给法瓦尔热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在其他很多书店里做交涉时感受不到的东西。在了解了当地的商人之后，法瓦尔热报告说，戈德父子一直享有无可挑剔的声望，建议开立新账户和他们做更多的生意。和戈德父子谈判很艰难，但是跟该市的其他所有书商比起来，他还是更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我很乐意再跟他们建立联系。他们是很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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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也许会因加尔文教派的团结意识而加强。【113】法瓦尔热到尼姆不久，就去聆听胡格诺派最杰出的领袖保罗·拉博的“沙漠”讲道。1778年法瓦尔热到访时，新教徒已不再受迫害，但是他们对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所遭受的暴行仍然记忆犹新，敕令的废除剥夺了他们的所有公民权利，并引发了卡米撒起义和1702到1715年的内战。1745到1752年间，镇压措施恢复执行，拉博不得不躲藏起来，因为当局悬赏要他的脑袋。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主要合伙人弗雷德里克-萨米埃尔·奥斯特瓦尔德和他有私交，因此拉博和他的儿子，即后来在1789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的让-保罗·拉博·圣太田，答应帮法瓦尔热促销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圣经》，还额外向他提供了一些胡格诺派牧师的地址，这些牧师将在他整个后续的旅途中，为他提供帮助，介绍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