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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里戈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册——书商们在择机“撞大运”（making a coup）时偶尔会这样做，而所谓“撞大运”，是当时书商们的一句行话，意思是找准时机下个大订单，从激增的需求中大赚一笔——这种投机就可以被看作某种赌博了。但是，在11年内反复订货，说明《2440年》这本书深受蒙彼利埃读者的喜爱——实际上在法国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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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里戈的订单可知，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纳沙泰尔出版社所能提供的东西。里戈在一些信里注明，他一般都是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和新书销售说明中选择书籍。但是，有几次他也要求出版社为他弄一些存货中没有的书籍。他在信里提到这些书籍，并说他有许多供应商常常提出要为他提供这类书籍——用交换贸易的办法，这在第七章中解释过。里戈十分熟悉图书交换办法的运作，自己也利用他在蒙彼利埃印刷的医学书籍做过一些交换。因此他告诉纳沙泰尔出版社，不要把它在里昂、阿维尼翁和鲁昂弄到的任何书籍发运给他，他自己在这些地方已经做过多次交换贸易。如果个别图书纳沙泰尔出版社无法按时提供，里戈就从别处进，通常是找另一家瑞士的批发商兼出版商。他不让他们相互竞争，因为正如他所说，他不喜欢“砍价”。不过他有时也从几家供应商那里订购同一种书籍，以便有把握按时收到货品。他讨价还价时也很卖力。有时候，无论订购12册还是订购1册，他都会要求白送1册。他还要求免费赠送书籍给他的个人图书馆。他一直在寻求低价购买畅销书籍，而且交货要最快，运费要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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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止境地追求廉价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质量问题——质量既涉及书籍的物理形态，也涉及它们的内容。【128】每当发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籍有缺陷时，里戈都会严厉批评。他痛恨纸张质量差，不仅仅是因为他那双专业的眼睛受不了，还因为不利于销售。在手工制造纸张的时代，顾客对里戈在信中所强调的质量是在意的，这些质量包括纸张的白度、色调的均匀度、强度和重量。1769到1770年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印刷厂刚建起来，生产做工精良的书籍有困难，里戈对一些缺陷怨气冲天，譬如使用了老旧铅字，排字有错误，校对马虎，折帖组合有误，页边留得不合适，开本选得不对（他坚持《圣经》应该印成四开，而不是对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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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里戈都要检查一下书籍的物理质量：“不看一下就买是不谨慎的。”他常常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寄一两本书让他“试售”（pour essai）。对他来说，这种“试售”首先是一种测试市场需求的手段。如果这几册都卖不动，他就不再下订单了。虽然他好像特别擅长评估市场需求，但有时他也会失误。例如，有一本论及常用医疗方法负面作用的论战小册子，名叫《医学无政府状态，或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医学》（L’Anarchie médicale，ou la médicine considérée comme nuisible à la société），看上去在蒙彼利埃肯定畅销，因为医学院在该市的思想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里戈曾经出版过在医学院引起争议的论著，并且专营医学书籍。得知有这本论著出版，他立即发了一份试售订单，“我们想订三四册《医学无政府状态》，把此书推广一下，如果卖得好，我们会下一份大订单。”然而这本书卖得并不好，所以他后来只加订了一次，而且只订了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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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里戈似乎也失手过一次，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受挫。事涉图书是《滑稽小说补编，或用作让·莫内传记的回忆录》（Supplément au Roman comique，ou mémoire pour servir à la vie de Jean Monnet），此书有关巴黎的剧院生活，但内容空洞无奇。他的首笔订单要了24册。显然是因为这些书卖得非常好，四个月后他又订了100多册。但当这么一大批书延迟两个月后运到他手上时，他就有点后悔了：“我们终于收到了《让·莫内回忆录》，一本曾经那么吃香的书，现在却几乎无人问津了，因为它其实就是一本杂编。【129】我搞不懂一本这样的书怎么会在有品位的人中间引起轰动。”他随后就再也没有订过一册，出版社的其他客户也不再订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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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要求出版社在他订购的图书中添加一些新的色情图书，想在主菜中撒上“一些调味料”。可是当出版社开始加进一些时下流行的小书时，他又不高兴了，说它们是一些“只适合小摊贩卖的书”。他喜欢有真材实料的书籍，包括多达数卷的几种，如保罗-弗朗索瓦·韦利（Paul-François Velly）的《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depuis l’établissement de la monarchie jusqu’au règne de Louis XIV）：“我们要试售两套韦利的《法国史》，十二开二十卷本，如果读者满意的话，我们再大量订购。”两年后他又订了两套；过了三年又订了四套。八套二十卷的著作，虽然是十二开的小书，却意味着比100本《滑稽小说补编》更大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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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里戈的订单对市场需求进行评估，关键是要考虑到开本和卷数以及订购数量之类的因素。根据他的订单列出的“畅销书”书单，《滑稽小说补编》排在第二位，尽管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看作畅销书；而《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根本没排上，虽然它最终占据了里戈一些顾客的书架的大量空间。考虑到这些特点，可以发现订货存在两种倾向：首先，对言情小说有需求，让利斯夫人、里科博尼夫人和巴居拉尔·达诺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对启蒙运动论著有需求，主要是梅西耶、孔多塞和伏尔泰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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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生意的启蒙运动特点表现得比他的信函更明显。他订购了25册纳沙泰尔出版社版的无神论著作《自然的体系》，并且说，要是出版社能安全而及时地把货发运给他的话，他本来会要求订购100册的：“机会失掉了”，他遗憾地写道。他征集了大量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总共84个；并且在1779年11月得知卢梭的《忏悔录》在瑞士某地印刷时，他催促纳沙泰尔出版社给他发货，数量相当大。最后这本书他还是从另一家出版商那儿搞到的，【130】很可能是日内瓦出版社，1782年这家出版社出版了卢梭去世后的第一版卢梭全集，包括《忏悔录》的第一部。之前的十年里，里戈订购过21套卢梭著作，版本从十一卷八开版到二十一卷十二开版不等。他批评道，有些单行本，如《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Rousseau juge de Jean-Jacques），卖得并不太好，而且1782年卢梭的著作出得太多，市场已经泛滥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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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对伏尔泰的书同样感兴趣，这也是因为它们具有销售潜力。1770年，纳沙泰尔出版社通知他，伏尔泰正在写一部巨著，即《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最终写了九卷，而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跟伏尔泰达成了出版协议。前文说过，伏尔泰这部书的纳沙泰尔出版社版，其实是日内瓦出版商加布里埃尔·克拉默出的原版书的盗版。伏尔泰更在意的是他的著作的传播，而不是想靠它们赚钱。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合作出版此书，是背着克拉默干的——也就是说，是伏尔泰在盗印自己的书，只是把文字随随便便修改一下就转发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不过这项秘密协议带来了无休止的纠葛和延宕。里戈一听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知，便立即抓住机会要弄到样书。1770年8月，他订购了30套，9月又增订了50套。后来，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货发给他时，他大为恼火，抱怨伏尔泰以及出版社：“真让人惊讶，伏尔泰先生临到生涯完结时，还不能丢掉欺骗书商的习惯。如果所有这些小伎俩、欺诈和恶作剧都只归咎于玩弄它们的人倒也无所谓。但不幸的是，指责通常都是落到印刷商头上，甚至更多地是落到零售书商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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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不停地抱怨着，直到1772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卷书运达。他批评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版和克拉默版之间的差异微不足道，对他的顾客来说可以忽略，可是他却因为耽搁失掉了销售时机。不过，也许他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倒霉，因为1772年6月，他又订购了12套，1773年6月加订1套，1774年9月又订了2套，总数达到95套——对一部九卷本的著作来说，这是个骄人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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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的信中没有什么内容可以表明，他觉得有义务把启蒙运动当作一桩事业，或者说他赞成它的理想。【131】他也许像其他新教徒一样，赞同伏尔泰的宽容和理性的价值标准，但是这从他的信中看不出来。信的主题就是钱。很偶尔地，他会在谈生意的时候作一些个人评论，显得他也是个明白人。他指出，图书生意“跟珠宝生意很像——也就是说，一旦一种式样过时了，怎么压价都卖不掉”。图书是奢侈品，“是一种消费缓慢的商品……图书不像肉和面包”。但里戈仍然尊重几种经典书籍，如莫里哀的书，他的书“无论何时何地，始终都会畅销”。他也关心同时代作家的命运，特别是那些畅销书作家，如梅西耶、兰盖，尤其是雷纳尔。1778年卢梭和伏尔泰两人都去世后，在书商的信函中，雷纳尔引发的评论比其他任何作家都多。1781年，里戈问纳沙泰尔出版社：老神父在他的《哲学和政治史》遭禁后被赶出法国，打算定居瑞士，还要娶“一个年轻可爱的瑞士姑娘”，这个传闻是真的吗？“你们肯定理解，从一般人到每个书商，都必定会关心这位名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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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戈的信不谈政治问题，除非涉及政府的图书贸易政策。不过，他确实订购过一些攻击1771到1774年间莫普内阁的激进著作。几年间，掌玺大臣勒内·尼古拉·夏尔·奥古斯坦·德莫普（René Nicolas Charles Augustin de Maupeou）改革了司法体系，摧毁了高等法院的政治权力，并激起了一波反政府的抗议浪潮。这些著作就是在路易十六1774年5月登上王位和莫普8月倒台后出版的政治毁谤书籍。当里戈得知《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Maupeouana ou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et familière du chancelier Maupeou avec son cœur Sorhouet）将于1775年4月发表，他立即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赶快发运100套给他。这套两卷本的讽刺作品销售得很快，以至于起初出版社从其他出版商那里都换不到，于是里戈转向别处订购。但是他顺利地向出版社下了另一部类似且同样流行的著作的订单，即《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政体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Journal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opérée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par M. de Maupeou），他订了28套。【132】尽管这种政治书籍激烈攻击的目标是不复存在的政府，但是仍然被路易十六当局视为具有强烈煽动性——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版一些丑闻轶事以飨读者，就传播了一种概念，即波旁王朝已经退化为专制统治。里戈订购这些书籍时附带有条件，即出版社要承担全部风险。他“不承担风险”，这是他信中常用的词语。他不像那些边缘书商，从来不大量交易禁书。他卖过一些，如1764年监督官员在报告中所提到的，但是他自己不愿承受任何危险。不管他持什么政治观点，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做生意是非常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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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某些原因，1776年的卷宗里没有里戈的信。（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账本上看，那一整年他都在和出版社做生意。）随后十年里，他的信表明他操心的事仍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在使劲地砍价，抱怨货运耽搁，强调规避风险。1777年法令生效后，他担心打击盗版的运动会在他和瑞士供应商之间竖起一道屏障。但是直到1779年该法令都没有认真实施，而且对他的生意似乎也没有约束力。1783年以后，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货开始减少，当时出版社的财务危机迫使它削减出版业务。而里戈在1780年代后期也遇到了日益严重的困境。1786年2月，他付清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份账单——和往常一样，没有表现出一丝为难。1787年7月27日，他写了最后一封信，表明时局艰难：“我没有经常给你们下订单，这不是我的错，是读者的错，他们好像都不积极买书了。”这时候，读者都转而阅读报纸和小册子。从里戈的经历来看，图书贸易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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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在蒙彼利埃的另一家客户亚伯拉罕·丰塔内尔，是在里戈的阴影笼罩下做生意的，不过他的生意仍做得不小，在出版社的档案中也拥有可观的卷宗，而他的来信之所以有趣，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一位小零售商如何在地方市场边缘勉力谋生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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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8月，【133】纳沙泰尔出版社收到丰塔内尔的第一封信，当时他打算在芒德开办一个读书会。芒德地处遥远的洛特河谷上游，在朗格多克-鲁西永的塞文山脉边上。这是新教的领地，丰塔内尔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胡格诺派关系人那里得到了它的书目。这位关系人名叫让-弗朗索瓦·马勒布，是卢丹的一位书商。丰特内尔是学美术和雕刻的，在图书生意上毫无经验。但是他想他可以进一些瑞士的廉价盗版书，开个书店，兼做读书会。他提出他可以把书目上的书各买两册，目的是卖一册，出借一册。研究了书目之后，他于9月订购了23种图书，大多涉及医学、农艺学和自然科学。一个月后，他通知出版社，他搬到了蒙彼利埃，指望在此地弄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作为书商来经营了。11月底，他订的第一批图书到货。虽然觉得运输费用昂贵，但他还是很满意，要继续订购。他尤其想要有关内科和外科的书籍，因为注意到它们在有医学院的蒙彼利埃卖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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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5月，丰塔内尔的小书店开张了。同时他得知，从瑞士订购书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曾以为纳沙泰尔出版社可以把给他的货物混在给里戈的货包中一道运输，这样最划算。可是里戈却把给丰塔内尔的货物扣了下来，结果耽误了销售；而且里戈在把货物送给丰特内尔之前，还抽掉了出版社的书目单，因为不想让他订更多的书籍。丰塔内尔只好放弃了跟里戈的合作关系，但这样一来他就遭遇到长途图书贸易的各种常见困难：发货时间太长，中间人收费太高，货物运到时常常损坏严重。此外，由于里戈施压，蒙彼利埃的装订商也拒绝帮丰塔内尔装订，而从纳沙泰尔运来的货包中，书籍的折帖往往松散零乱。因此丰塔内尔要求出版社对他采取不同于对别人的做法，就是把书装订好了再发运给他，而且在安排任何货运时，都要避免让他的货物落到里戈的手中。看着里戈把塞扎里搞垮，并且使其他书商边缘化，他为自己的生存感到担忧。然而他仍然希望把自己的生意做大，【134】并渴望订购价值上千锂的图书，以便充分利用蒙彼利埃的市场，“在这里，新书，尤其是哲学书籍卖得相当好”。他在早期的一份订单中指定，“除了六册《自然的体系》、六册谢弗里耶（Chevrier）的《叫卖圣经的小贩》（LeColporteur）、六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类似的书籍（即哲学书籍）每种都要订两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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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无法接受丰塔内尔的条件，但是在1773年5月，它同意接受一种“保险”业务，就是如第二章所说明的，以货物价值的16%作担保将图书运过边境，如果被没收就提供赔偿。出版社提议支付4%的运费，并承担最远运到索恩河畔沙隆或布雷斯地区布尔格的费用。丰塔内尔不干，要求出版社承担运至里昂的所有运费和风险。谈判在这一点上搁浅了，直到1775年1月才恢复，这时丰塔内尔付清了头几份订单的货款，出版社同意支付到里昂的一半费用。3月，他下了一份大订单，指出特别要订购“你们叫作哲学书的书，和通常卖得最好的书”。后来他又决定从弗朗索瓦·格拉塞那里搞到这些禁书，格拉塞是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常常以比纳沙泰尔出版社低的价格抛售。尽管如此，从1775年12月丰塔内尔下的大订单来看，他还是从纳沙泰尔进了大量的货，其中包括品种广泛的图书，从历史和游记类书籍到小说和纯文学。“最近我开了一个以订阅为基础的读书会，这将给我机会向你们订购一定数量的优秀小说和其他文学书籍，”他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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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塔内尔的读书会似乎曾经是他生意的核心业务。它将顾客吸引到他的店里，而他就用库存的图书出租，并且出售它们。他还做起了印刷和绘画的副业。1778年法瓦尔热来出差时，对他的书店做了这样的评估：“丰塔内尔，一般。他的生意更多的是肖像画和印刷，而不是经营图书。”在1780年代早期，丰塔内尔主要就是靠这些副业生存的，所以尽管那时当地的图书贸易萎靡不振，他的生意还是撑了下来。由于获得了经营图书销售的营业执照，他现在已作为正式书商被列入《出版年鉴》，对未来抱有信心，如他在一封写给出版社的信中所指出的：“我的图书生意越做越大，其他的（书商）都不再干了，只剩下我跟里戈。【135】这令他极度嫉恨，他就想独霸一方。他天天把对我的仇恨挂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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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781年8月，丰塔内尔未能付清一张660锂的汇票，到11月仍然无法弄到现金，当时他正在波尔多出差并且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妻子原来一直留在蒙彼利埃照管店面，这时只得前去照料他，而出版社也同意将还债期限延长到他身体恢复健康。身体康复后，他在蒙彼利埃恢复了对财务状况的控制，并继续订购图书。1782年5月，他报告说他的状况似乎前途光明。他资助建立了一所绘画和雕刻艺术专科学校，省里还奖励他一份年金，并授予他绘画赞助者和监护人的荣誉称号，“对我来说，这会让某些事情稍微方便一些”，他说道。从他的订单可知，他的存货品种非常丰富，包括新版的卢梭著作——对此书他要得尤其急切。到1782年底，他付清了他和出版社的往来账目上的全部到期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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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命运的车轮再一次转到了对丰塔内尔不利的一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无从知晓，因为从1783年起，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来信了。他或许像其他边缘零售书商一样，也陷入了“订得多，卖得少”的困境。1784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又一次向维亚拉尔父子和图隆公司求助，催收丰塔内尔积欠的1216锂债务——这对一个小书商来说可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维亚拉尔跟他商谈了一个偿还计划，但丰塔内尔无法实现。按照维亚拉尔的说法，问题是丰塔内尔生意扩张得太快了：“我认为他做了力所不及的事。”随后两年里，“靠着恐吓和催逼”，维亚拉尔陆陆续续收回一些小额债款。维亚拉尔写道，把他告上法庭一点意思也没有，因为要是把他逼破产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我明白，除了继续要求他分期支付，加大对他的威胁之外，没有什么办法。”(11) 1786年9月，还完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一笔欠款后，丰塔内尔仍然背负着218锂的债务，而出版社已经停止向他发运书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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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丰塔内尔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已经做了不少生意，可以让我们对他的生意状况有个大概的了解。他的订单反映出对卢梭著作的强烈需求，不论是早期版本的全集，还是死后出版的全集补编，包括《忏悔录》。【136】他的存货中有伏尔泰的许多著作，和几乎全部的“哲学书籍”，但是正如他在信中所解释的，他喜欢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订购这类图书，费用比纳沙泰尔出版社低。也如他在信中所提到的，他尤其需要医学书籍，如阿尔布雷赫特·范哈勒（Albrecht van Haller）和赫尔曼·布尔哈弗（Herman Boerhaave）的论著，以及萨米埃尔-奥古斯特·蒂索的通俗小册子《癫痫论》（Traité d’épilepsie）、《论文人保健》（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手淫》（L’Onanisme）和《大众健康指南》。丰塔内尔订购的书籍中，最稀罕的要算巴纳贝-菲尔米昂·罗苏瓦（Barnabé-Firmian du Rosoi）的历史剧《亨利四世歌剧》（Henri IV，drame lyrique），这本书别的书商从未订过。像许多其他书商一样，丰塔内尔也喜欢经典作家如伊拉斯谟、塞万提斯、拉封丹和莫里哀的著作。他也需要品种繁多的各类新教书籍、教育方面的论著、历史书籍和小说，如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反复无常的不幸》（Les Malheurs de l’inconstance）和巴居拉尔·达诺的《情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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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很可能在蒙彼利埃流传很广，而这要感谢丰塔内尔的读书会。可惜的是，他没有说明这个读书会是如何运作的，常去光顾的是哪些人。可以想象，当地要塞的军官和总督府的行政人员、大教堂的神父在精读丰塔内尔书店架子上的图书，翻阅他的雕刻画作品宣传册，交流对最新版的卢梭和伏尔泰著作的评价。法瓦尔热拜访丰塔内尔时，也许混入了这类顾客当中，尽管他对书店的氛围一字不提。丰塔内尔本人也说得很少；而当他大胆发表一些一般性意见时，都是作为一种自明之理来表达的，几乎是所有小书商都会说的典型的行话。“时局艰难啊”，他在一封信中说道；在另一封信中还说，“我干活是为了挣钱，不是要浪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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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经常听到这些套话，它们有许多变体，尤其是在他旅行的下一站马赛，他在那里见证了一种与蒙彼利埃的里戈和丰塔内尔之间的矛盾相似的冲突。在这个大型的外省中心城市，一种模式逐渐变得清晰可见：在这种贸易的中心区域，法瓦尔热几乎每到一处都会遇到一两位强势的书商，以及几位在边缘挣扎求生的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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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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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徒落在了身后，地中海展现在眼前：法瓦尔热一到马赛就知道，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8月15日，他写了一份长篇报告给出版社，这天是“圣母升天节”假日。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都不开门，要塞炮声隆隆，港口船只的鸣笛声不绝于耳，都在向圣母致敬。马赛（1780年人口约85，000）是法国第三大城市，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海港。地中海周边的人聚集于此，许多人身着各式各样的本地服装，蜂拥穿过马赛的街道，表现出在瑞士无法想象的狂热劲儿。当时有人描述马赛人“放浪形骸、生气勃勃，喜怒哀乐都无法自制。他们性情奔放，热血沸腾，脾气暴躁，遇火即着”。他还注意到人们普遍无所顾忌，“肆无忌惮地纵情酒色”。 (12)诚然，这种描述符合当地的“风俗”，那是18世纪游记文学都会使用的标题，【138】内容全是些陈词滥调，其中有些至今还在流行。不过，这种描述也不全是废话，因为尽管夸大其词，它和文学市场还是有所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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