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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的来信中，【143】一连好几封都在强调应对进口图书关税的问题，并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供应路线。到1775年年中，关税取消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也让货包顺利通过了里昂书商行会。1777年，莫西雇请了自己的货运代理商鲁贝兄弟公司，该公司能在没有管理部门找麻烦的情况下把货运到马赛的店里。主要路线是从纳沙泰尔到蓬塔利耶、里昂和马赛，当时运作相当好，尽管有时运输要花两个月，而且费用高达货物价值的15%以上。然而，1776年底，皮埃尔·迪朗，那位被法瓦尔热形容为凶得要吃人的警察官员，开始担任书籍审查官。莫西后来把这一打压归于政府发动的消灭盗版运动的第一步，消灭盗版也是1777年法令的首要目的。正如法瓦尔热在里昂和阿维尼翁了解到的，参与图书贸易的每个人都在担心，政府将如何执行允许书商让书商行会在他们库存的盗版书上打上印记再卖掉的政策，并且将如何继续进行打击盗版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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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规在马赛和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未能有效实行，直到1778年春天。3月，莫西完全中止从国外供应商处订货，并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都无法恢复贸易，因为迪朗太严厉了，莫西说他是全法国最僵化死板的审查官之一。“货包都被翻得底朝天了，所以我决定暂停订货，直到这第一把火烧尽为止。我已经同意把我所有的盗版书都打上印记，现在正在操作当中。审查官天天到我店里来。可想而知，对我们的生意来说，这些日子可真不怎么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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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全力重新打通了走私路线，他们还是停了一年没有向莫西发货。但即使如此，莫西仍然减少了订单，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使经济陷入低迷，图书贸易也颇受连累。莫西报告说，他在本地小零售商中的客户都不能按时支付汇票了，他还担心远方发生的事件给他造成的危险，因为他在加勒比地区有40，000锂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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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盗版运动在马赛继续进行，严厉得无以复加，以致莫西担心他的信函会被拦截，甚至他的书也可能会在某次对书店的突袭中被没收。【144】1782年6月，他耍了一个在图书贸易中相当常用的诡计：他发了一封假信，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停止发运所有不能在书商行会公开顺利过关的书籍。他留下这封信的副本放在文件夹里，作为他遵守政府法规的证据，然后又在一封密信中解释了这个计策，通过安全路线寄出。他还指示出版社在它的下一封信中说，它们只是请他做货运代理商，把货物转运给意大利的客户，而且发几个要接受货物的意大利书商的姓名和地址，让出版社自己的假信也显得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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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靠这种诡计干了一年多。他坚持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写信时措辞要极其小心，把货物发给他时，要做得好像是要运给热那亚的格拉维耶（Gravier）或罗马的布夏尔（Bouchard）。因为鲁贝可以把货包从马赛的港口安全地运给他，所以他主要关心的就是里昂了。出版社同意承担货运系统中这一段运输的风险。它主要依赖其最专业的偷运者雅克·雷沃尔，此人赢得了莫西的尊重，但是莫西担心里昂书商行会似乎对雷沃尔已经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被没收过几个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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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安排最终开始顺利运作，货物也安全运达，莫西写信的口吻变得更加信任了。他只订购他觉得顾客肯定会买的图书，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品味，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对市场上出现的图书的质量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他不喜欢的书籍。他轻蔑地表示亚历克西·皮隆有一版著作乏善可陈：“我认为作者名字很响，但书本身的内容并不怎么样，废话连篇。”他批评了皮埃尔·贝尔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与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的一个糟糕版本，说它是一部“冗长乏味的狂想曲”。尽管他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反路易十五及其情妇们的政治毁谤书籍，但他对其中一些评价很差。他宣称，《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真实回忆录》“是一本实在不值得劳心费力去印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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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莫西感兴趣的作者是那些在大革命前夕最广为人知的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当局的迫害。他也许纯粹是因为爱闲聊才收集有关他们的信息，【145】但是，通过专业秘密情报网收集信息确实是书商生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莫西常常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问询有关雷纳尔、梅西耶以及“声名太臭的兰盖”的报道——他指的是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y Linguet）这位喜好论战的记者。1780年，兰盖因蔑视法国政府被关进巴士底狱，后来叙述其这段经历的《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1783）成了畅销书。卢梭于1778年去世后，生意圈内谈论的全是猜测《忏悔录》是否存在。莫西想成为最先拿到此书的人，“我们听到很多有关J.-J.卢梭这部遗著的消息……人们正在谈论他的生平，而这本书就是他的生平回忆录。有传闻说这本书现在正在瑞士印刷。人们当然会大量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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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莫西的书店成功地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版的卢梭著作，很可能是从日内瓦的出版社设法获得的。鉴于此，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中没有卢梭的著作，订购书单中最显眼的仍是他经常提及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如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以及梅西耶的《巴黎图景》《2440年》和《我的睡帽》（Mon bonnet de nuit）。书单中也包含一些实用书籍：有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一本德语教材和《性病论》（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还有几本经典，如《拉封丹寓言集》（Fables de la Fontaine）和《塞维涅夫人书简集》（Lettres de Mme de Sévigné），以及几部言情小说，如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奥利维耶神父（Abbé Olivier）的《倒霉的那不勒斯人的奇遇》（Les Aventures de l’infortuné Napolitain）和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伤感之旅》（Voyage sentimental）。莫西总能根据公众的需求精心选订图书。当然，他也会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进一些别的书，他还表示自己常常会从瑞士的几家出版社订购同样的书籍，以便有把握及时获得足够的供货。总之，从他做生意的方式所能了解到的一切都表明，他的订单可以为人们了解马赛人的阅读需求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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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莫西对于马赛公众情绪的评论可知，当时发生的事件，【146】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让人们失去了不少阅读的兴趣：“人们除了政治什么都不关心。”当战争终于在1783年底结束时，他期待生意会有所好转，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整个1780年代，他一直都在抱怨经济不景气。他试图利用公众对美洲的强烈兴趣出版《美洲贸易通论》（Traité générale du commerce de l’Amérique），还计划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挑选一些图书来交换50套。可是当出版社把它们推荐给自己的顾客时，却听到抱怨说此书早已出过，只是书名不同，叫作《美洲贸易论》（Essai sur le commerce de l’Amérique）。以新书名出版旧书，这是18世纪出版界众所周知的行业欺诈行为。在收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抗议信后，莫西支吾其辞，还反咬一口，对一些瑞士出版社更恶劣的“不正当行为”提出抗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认了他的产品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全新”。他让步了，降低了自己这些书的交换价值，希望和出版社还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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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息这场争吵之后，莫西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还必须应对另一个困难——也正是这个困难，最终将导致他们之间生意关系的终结。法国政府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送到巴黎书商行会检查，这预示着图书从纳沙泰尔运往马赛的费用将高得令人无法承受，同时货包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审查。莫西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向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出了警报，并指出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有点莫名其妙。图书贸易的条规通常都是出自图书贸易管理署，由书商行会执行，但是6月12日的命令却是从外交部发出的，而且发给了总包税所。莫西有广泛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很注意时刻掌握本行业内部运作的情况，他终于明白了：法国政府这是要彻底摧毁非法图书贸易，而不只是打击盗版书，而且法国政府对外省的书商行会并不信任。外交部的这道命令看来很危险，可能会切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经由里昂到马赛的运送通道，还可能给出版社在法国全境的货运带来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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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大灾变，纳沙泰尔出版社只好退回到传统的货运路线，即改走经由都灵和尼斯的这条更费钱的商道，并同意承担到都灵的运费，莫西在都灵有一个可靠的货运代理商。【147】他特别想弄到当时最畅销的禁书，如前面提到的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以及匿名作者的政治毁谤著作《英国间谍》。1784年，纳沙泰尔出版社设法运送了几个货包给他，但是都灵路线太长，费用也太高。1785年12月，莫西报告说，总包税所的人员正在没收所有经过尼斯的货物。如果出版社要把贸易继续做下去，就必须把货物送到里昂，从里昂起这些货物就可以作为国内货物安全运输了，只要它们能顺利通过里昂书商行会。但是，出版社未能做好必需的偷运安排，因为当时已经不能再指望雷沃尔提供服务了，于是1786年2月以后，它就停止了与莫西的通信联系。莫西在最后几封信中炫耀说，他仍然是马赛图书贸易的魁首，仍然在向别的国外出版商购书，不过对于未来的生意他并不看好：“我们非常清楚，图书贸易正受到极为严重的阻碍，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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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赛书商的队伍中，莫西和卡尔德塞格分别位列首尾两端，有点像蒙彼利埃的里戈和塞扎里以及尼姆的戈德和比谢，只是卡尔德塞格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特别低下。他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做起了小生意，却是个生意场上的赌棍，最后还是输得倾家荡产。尽管他的卷宗比较薄，但辅以其他方面的资料，仍能展现当时图书贸易底层的一段风雨飘摇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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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卡尔德塞格开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通信时，他甚至没被列入当年《出版年鉴》的书商名单中。在收到出版社的一份书目后，他要求将各类书籍发运给他，数量不要多。然后他在信的末尾指明了他最感兴趣的书籍：“我需要哲学书籍。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为我弄到。”如果出版社确定供货，他就要当时市场上名声最臭的14种禁书，包括色情书籍如《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反宗教书籍如《论三个骗子》（三个“骗子”即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政治毁谤书《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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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名就知道卡尔德塞格做的是非法图书生意。【148】莫西把“哲学书籍”当作调味料撒在他的订单中，而卡尔德塞格不同，他把它们当成主菜。他也订购其他类型的图书：儿童故事书、消遣小说、颇受欢迎的博马舍（Beaumarchais）的《审判备忘录》（Mémoires），甚至公认的优秀作家如普芬道夫（Pufendorf）、比尔拉马基（Burlamaqui）、瓦特尔（Emer de Vattel）和马布里（Mably）的著作。但是他从来不要求出版社大量供货。在首次向他发货后不久，出版社就开始怀疑他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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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货物是通过弗朗什-孔泰和罗讷河谷的秘密通道运输的，经过将近四个月的磕磕绊绊，于1777年5月14日运达。首先是在蓬塔利耶被卡住——原因是出版社的货运代理商不给力，而不是边境上的困难；然后又被滞留里昂。当时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是克洛代，他在让货物通过书商行会的检查员这一关时遇到了大麻烦。当时正是监管异常严格的时期。克洛代发现，他必须把折帖弄乱，以便掩盖货包的内容，并且等待几周，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瞒过检查。当他把账单——每英担6锂的“保险费”——寄给卡尔德塞格时，他以为这笔钱算是稳赚到手了。然而卡尔德塞格却气咻咻地向出版社发出了抱怨。他写道，里昂的偷运业务糟透了——太草率，太慢，而且太贵。不过他对书籍本身还是很满意的。他还要订购，并且对纳沙泰尔出版社赞不绝口：“你们的信写得真是亲切感人，说真的，只有你们才能算是图书贸易界的顶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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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人也许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疑的恭维话，尤其是卡尔德塞格收到货后未能按照惯例寄出期票。他不按时寄期票还有个借口：书商常常会延时支付，要通过配帖完成了货物“验收”之后才能付款。这是个花时间的活儿，卡尔德塞格解释说，因为货包里的折帖是乱的。他进而询问，他的期票要在两年后到期，而不是一年后，出版社不能接受吗？出版社断然拒绝。有实力的书商也许会先就延期支付的问题商谈条件，之后再谈订货的事，但条件一旦谈妥以后是不能改变的。【149】对于出版社的拒绝，卡尔德塞格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答复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财力殷实的重要性。因此他让出版社放心，他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损害自己的信用，因此他要撤掉正打算寄出的订单。至于期票，待他从装订商那里取回图书后就会寄出来，而装订商这时正在做配帖。9月1日，在到货四个月后，卡尔德塞格终于寄出了468锂的期票，并宣布他的账目已经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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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出版社又开始担心期票到期时他不会承兑，因为就在卡尔德塞格从马赛打来保票的时候，克洛代从里昂发出了警告。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克洛代在马赛的一位联系人。他说卡尔德塞格就是“一个无赖，我们不会奉劝任何人相信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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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代知道如何评估危险的信号。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偷运者，经常跟小书商打交道，这些小书商就经常让出版商手里拿着期票却兑不了现，数额还很大。他警告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太轻易了。为了把问题讲清楚，他又寄了第二封信，转抄了他在马赛的一个朋友的信，该信全面描述了卡尔德塞格的品格，值得全文引述如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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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德塞格先生在热纳先生的书店做了四五年店员。他摆出一副绅士派头，靠小恩小惠笼络朋友，在所有热闹的聚会上都要显摆显摆。热纳先生知道他自己没有资金，因此紧盯着他，还责骂他不忠……最终干脆把他解雇了。然后卡尔德塞格决定自己做生意，并且开始请求所有朋友掏钱帮助他，问张三要6个路易，问李四要4个路易，最终能要的都要到了。我们自己也被他骗走了450锂。经过一番艰难地讨要，直到去年2月，也就是在他把一个家具木匠的女儿娶到手后，他才还给了我们，他老婆的6000锂嫁妆几乎被他花了个精光。他岳父虽不是很有钱，倒也乐于助人，但是到关键时刻也不肯帮忙（卡尔德塞格）了。他大骂岳父不地道，说这桩婚事本来不是他要的。有鉴于此，超过6锂的钱我们都不借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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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年年底，【150】纳沙泰尔出版社就看清了自己手里的这个客户是什么货色了。它停止向他发货，并不停地催款，因为除了他的许诺和所有没有兑付的期票，出版社什么也没有得到。1778年8月，法瓦尔热到达马赛时，他竭尽所能想把期票换成现金。期票很久以前就到期了，可是卡尔德塞格找各种借口来逃避付款，甚至在法瓦尔热到访他的书店时设法溜之大吉。法瓦尔热厌倦了和马赛这个“最明目张胆的骗子”过招，最后找了一位律师和当地的一位收账人。即便如此，他也只得到150锂的头期款，还得带着另一张400锂的期票离开这个城市，而这张期票也只好悬滞了。他在日志中发泄了自己的沮丧，最后下结论说，“这个卡尔德塞格真是个无赖，我们不应该再和他打任何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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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永远得不到这400锂了。1779年2月，出版社得知卡尔德塞格抛下老婆和山一样的债务，人间蒸发了。7月份，他的一个朋友寄来一封信，提出这样一套说辞：“卡尔德塞格逃到加的斯去了，不过他现在想回来恢复生意。如果债主们愿意减免85%的债务，他愿意努力工作把剩下的还清。他年纪轻，又勤奋，如果给他一点机会，他很想从头再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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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卡尔德塞格自己从一个无名藏身地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再次提起这件事情。他解释说，看到债务噌噌地往上涨，他吓坏了。投机生意损失了10，000锂，去蹲债务人监狱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所以他决定逃跑，带了两套西服、十二件衬衫和四板条箱书，他打算在加的斯把它们卖掉。他希望他老婆继续做生意，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仓库和价值19，000锂的图书，他以为债主们会把他积欠的债务减免一半。但是，就在他到达加的斯时，收到一个朋友的信说他老婆回娘家了，他岳父已经把他的财产全部搬走，说是要把他女儿剩下的嫁妆保住。朋友警告说，如果卡尔德塞格想避免他所有的货物被拍卖掉，最好乘头班船赶紧回来。他照做了，可是他到家时，拍卖已经完成，岳父还指责他携带四分之三的财产逃跑。在法庭上，他面对指控百口莫辩：“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可以靠原来生意剩下的东西从头再来。【151】危难之际他只希望纳沙泰尔出版社救救他，即免掉他85%的债务。他知道出版社得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报告，但他认为那些报告肯定言过其实了：“我的不幸是因为野心太大，而不是太浪费或太放纵造成的……我年轻，我会努力工作来偿还所有债务，有朝一日会恢复我的名誉，除非你们逼我背井离乡，死在安第斯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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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吁求很可能没有多大的诚意。但卡尔德塞格很小心，没有附上回信地址。他不想冒因为赖债不还或者假破产而坐牢的风险。因此他建议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他通过朋友来偿还债务的计划。他的这个朋友名叫伊索阿尔（Isoard），曾给出版社写过几封信陈说卡尔德塞格的真诚，并证明大多数债主已经同意他只偿还15%的债务，毕竟这总比一分钱不还好。两个月后，卡尔德塞格在另一封信中又谈到这个话题。尽管他已经让许多债主同意了他的提议，但是他宣称，他会“按最秘密的方式”偿还纳沙泰尔出版社25%，而不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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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到墙角的债务人有时会和部分债主达成秘密交易，以便征得他们对自己的某个再筹资计划的支持，这种支持会进一步赢得其他那些获利较少的债主的认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这种计谋心知肚明，不会轻易上当。它请马赛的一位商人查了一下情况，而该商人的调查结论是，卡尔德塞格所提议的结算方案，伊索阿尔连一个签名都不会提供。因此卡尔德塞格的计划就像“一个诱骗债主上当的新套路，和他迄今为止的所有行为一样，毋容置疑证明他缺乏诚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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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情报后，纳沙泰尔出版社对卡尔德塞格最后一封信的回应就毫不客气了。那封信出版社是在1780年1月收到的。卡尔德塞格在信中说，他急需一个答复，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出版社同不同意他的计划将决定他的命运，因为如果他得不到债主们足够的支持，他就不得不逃走，不管这对他名誉伤害有多大。“我爱自由甚于世上的所有荣誉，因为如果我迈出这一步，那我就可以说，这都是被毫不宽容的债主们逼的。”出版社干脆没有理睬这封来信，后来他也就再无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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