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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赛书商的队伍中，莫西和卡尔德塞格分别位列首尾两端，有点像蒙彼利埃的里戈和塞扎里以及尼姆的戈德和比谢，只是卡尔德塞格在社会阶层中地位特别低下。他白手起家，好不容易做起了小生意，却是个生意场上的赌棍，最后还是输得倾家荡产。尽管他的卷宗比较薄，但辅以其他方面的资料，仍能展现当时图书贸易底层的一段风雨飘摇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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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卡尔德塞格开始与纳沙泰尔出版社通信时，他甚至没被列入当年《出版年鉴》的书商名单中。在收到出版社的一份书目后，他要求将各类书籍发运给他，数量不要多。然后他在信的末尾指明了他最感兴趣的书籍：“我需要哲学书籍。我不知道你们能否为我弄到。”如果出版社确定供货，他就要当时市场上名声最臭的14种禁书，包括色情书籍如《查尔特勒修会看门人堂布格尔的故事》、反宗教书籍如《论三个骗子》（三个“骗子”即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政治毁谤书《杜巴丽伯爵夫人逸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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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名就知道卡尔德塞格做的是非法图书生意。【148】莫西把“哲学书籍”当作调味料撒在他的订单中，而卡尔德塞格不同，他把它们当成主菜。他也订购其他类型的图书：儿童故事书、消遣小说、颇受欢迎的博马舍（Beaumarchais）的《审判备忘录》（Mémoires），甚至公认的优秀作家如普芬道夫（Pufendorf）、比尔拉马基（Burlamaqui）、瓦特尔（Emer de Vattel）和马布里（Mably）的著作。但是他从来不要求出版社大量供货。在首次向他发货后不久，出版社就开始怀疑他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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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货物是通过弗朗什-孔泰和罗讷河谷的秘密通道运输的，经过将近四个月的磕磕绊绊，于1777年5月14日运达。首先是在蓬塔利耶被卡住——原因是出版社的货运代理商不给力，而不是边境上的困难；然后又被滞留里昂。当时出版社在里昂的货运代理商是克洛代，他在让货物通过书商行会的检查员这一关时遇到了大麻烦。当时正是监管异常严格的时期。克洛代发现，他必须把折帖弄乱，以便掩盖货包的内容，并且等待几周，再找个合适的时机瞒过检查。当他把账单——每英担6锂的“保险费”——寄给卡尔德塞格时，他以为这笔钱算是稳赚到手了。然而卡尔德塞格却气咻咻地向出版社发出了抱怨。他写道，里昂的偷运业务糟透了——太草率，太慢，而且太贵。不过他对书籍本身还是很满意的。他还要订购，并且对纳沙泰尔出版社赞不绝口：“你们的信写得真是亲切感人，说真的，只有你们才能算是图书贸易界的顶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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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人也许一听就知道这是可疑的恭维话，尤其是卡尔德塞格收到货后未能按照惯例寄出期票。他不按时寄期票还有个借口：书商常常会延时支付，要通过配帖完成了货物“验收”之后才能付款。这是个花时间的活儿，卡尔德塞格解释说，因为货包里的折帖是乱的。他进而询问，他的期票要在两年后到期，而不是一年后，出版社不能接受吗？出版社断然拒绝。有实力的书商也许会先就延期支付的问题商谈条件，之后再谈订货的事，但条件一旦谈妥以后是不能改变的。【149】对于出版社的拒绝，卡尔德塞格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答复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财力殷实的重要性。因此他让出版社放心，他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损害自己的信用，因此他要撤掉正打算寄出的订单。至于期票，待他从装订商那里取回图书后就会寄出来，而装订商这时正在做配帖。9月1日，在到货四个月后，卡尔德塞格终于寄出了468锂的期票，并宣布他的账目已经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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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出版社又开始担心期票到期时他不会承兑，因为就在卡尔德塞格从马赛打来保票的时候，克洛代从里昂发出了警告。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来自克洛代在马赛的一位联系人。他说卡尔德塞格就是“一个无赖，我们不会奉劝任何人相信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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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代知道如何评估危险的信号。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偷运者，经常跟小书商打交道，这些小书商就经常让出版商手里拿着期票却兑不了现，数额还很大。他警告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任太轻易了。为了把问题讲清楚，他又寄了第二封信，转抄了他在马赛的一个朋友的信，该信全面描述了卡尔德塞格的品格，值得全文引述如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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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德塞格先生在热纳先生的书店做了四五年店员。他摆出一副绅士派头，靠小恩小惠笼络朋友，在所有热闹的聚会上都要显摆显摆。热纳先生知道他自己没有资金，因此紧盯着他，还责骂他不忠……最终干脆把他解雇了。然后卡尔德塞格决定自己做生意，并且开始请求所有朋友掏钱帮助他，问张三要6个路易，问李四要4个路易，最终能要的都要到了。我们自己也被他骗走了450锂。经过一番艰难地讨要，直到去年2月，也就是在他把一个家具木匠的女儿娶到手后，他才还给了我们，他老婆的6000锂嫁妆几乎被他花了个精光。他岳父虽不是很有钱，倒也乐于助人，但是到关键时刻也不肯帮忙（卡尔德塞格）了。他大骂岳父不地道，说这桩婚事本来不是他要的。有鉴于此，超过6锂的钱我们都不借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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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年年底，【150】纳沙泰尔出版社就看清了自己手里的这个客户是什么货色了。它停止向他发货，并不停地催款，因为除了他的许诺和所有没有兑付的期票，出版社什么也没有得到。1778年8月，法瓦尔热到达马赛时，他竭尽所能想把期票换成现金。期票很久以前就到期了，可是卡尔德塞格找各种借口来逃避付款，甚至在法瓦尔热到访他的书店时设法溜之大吉。法瓦尔热厌倦了和马赛这个“最明目张胆的骗子”过招，最后找了一位律师和当地的一位收账人。即便如此，他也只得到150锂的头期款，还得带着另一张400锂的期票离开这个城市，而这张期票也只好悬滞了。他在日志中发泄了自己的沮丧，最后下结论说，“这个卡尔德塞格真是个无赖，我们不应该再和他打任何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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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永远得不到这400锂了。1779年2月，出版社得知卡尔德塞格抛下老婆和山一样的债务，人间蒸发了。7月份，他的一个朋友寄来一封信，提出这样一套说辞：“卡尔德塞格逃到加的斯去了，不过他现在想回来恢复生意。如果债主们愿意减免85%的债务，他愿意努力工作把剩下的还清。他年纪轻，又勤奋，如果给他一点机会，他很想从头再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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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卡尔德塞格自己从一个无名藏身地写信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再次提起这件事情。他解释说，看到债务噌噌地往上涨，他吓坏了。投机生意损失了10，000锂，去蹲债务人监狱似乎是在劫难逃了。所以他决定逃跑，带了两套西服、十二件衬衫和四板条箱书，他打算在加的斯把它们卖掉。他希望他老婆继续做生意，因为他留下了一个仓库和价值19，000锂的图书，他以为债主们会把他积欠的债务减免一半。但是，就在他到达加的斯时，收到一个朋友的信说他老婆回娘家了，他岳父已经把他的财产全部搬走，说是要把他女儿剩下的嫁妆保住。朋友警告说，如果卡尔德塞格想避免他所有的货物被拍卖掉，最好乘头班船赶紧回来。他照做了，可是他到家时，拍卖已经完成，岳父还指责他携带四分之三的财产逃跑。在法庭上，他面对指控百口莫辩：“因为我已经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可以靠原来生意剩下的东西从头再来。【151】危难之际他只希望纳沙泰尔出版社救救他，即免掉他85%的债务。他知道出版社得到了一些对他不利的报告，但他认为那些报告肯定言过其实了：“我的不幸是因为野心太大，而不是太浪费或太放纵造成的……我年轻，我会努力工作来偿还所有债务，有朝一日会恢复我的名誉，除非你们逼我背井离乡，死在安第斯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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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吁求很可能没有多大的诚意。但卡尔德塞格很小心，没有附上回信地址。他不想冒因为赖债不还或者假破产而坐牢的风险。因此他建议纳沙泰尔出版社同意他通过朋友来偿还债务的计划。他的这个朋友名叫伊索阿尔（Isoard），曾给出版社写过几封信陈说卡尔德塞格的真诚，并证明大多数债主已经同意他只偿还15%的债务，毕竟这总比一分钱不还好。两个月后，卡尔德塞格在另一封信中又谈到这个话题。尽管他已经让许多债主同意了他的提议，但是他宣称，他会“按最秘密的方式”偿还纳沙泰尔出版社25%，而不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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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到墙角的债务人有时会和部分债主达成秘密交易，以便征得他们对自己的某个再筹资计划的支持，这种支持会进一步赢得其他那些获利较少的债主的认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这种计谋心知肚明，不会轻易上当。它请马赛的一位商人查了一下情况，而该商人的调查结论是，卡尔德塞格所提议的结算方案，伊索阿尔连一个签名都不会提供。因此卡尔德塞格的计划就像“一个诱骗债主上当的新套路，和他迄今为止的所有行为一样，毋容置疑证明他缺乏诚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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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情报后，纳沙泰尔出版社对卡尔德塞格最后一封信的回应就毫不客气了。那封信出版社是在1780年1月收到的。卡尔德塞格在信中说，他急需一个答复，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出版社同不同意他的计划将决定他的命运，因为如果他得不到债主们足够的支持，他就不得不逃走，不管这对他名誉伤害有多大。“我爱自由甚于世上的所有荣誉，因为如果我迈出这一步，那我就可以说，这都是被毫不宽容的债主们逼的。”出版社干脆没有理睬这封来信，后来他也就再无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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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克·安托万·伊波利特，吉贝尔伯爵（Jacques Antoine Hippolyte，Comte de Guibert），《1775、1778、1784和1785年吉贝尔在法国和瑞士各地旅行纪事：遗作，由其遗孀发表》（Voyage de Guibert dans diverses parties de la France et en Suisse，faits en 1775，1778，1784 et 1785：Ouvrage posthume，publié par sa veuve），巴黎，1806，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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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来说，法瓦尔热提到的名字与1778年《出版年鉴》上书商的名字是相符的，尽管他常常发现《年鉴》有错误，而且名字的拼写前后不一致。《年鉴》最初于1777年以《作家与书商年鉴》（Almanach de l’auteur et du libraire）为名出版。1778年内容扩充，并以《书商年鉴》（Almanach du libraire）之名再版，1781年又以同名出了第三版。有关这些城镇及其书商的详细资料，见网站www. robertdarnton. org。有关该地区印刷和图书贸易的最出色的综合研究，仍属马德莱娜·旺特尔（Madeleine Ventre）的《旧制度最后时期朗格多克的印刷厂和书店》（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en Languedoc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巴黎：Mouton，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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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商人、批发商、船东和制造商通用年鉴》（Almanach général des marchands，négociants，armateurs et fabricants de la France et de l’Europe et des autres parties du monde），巴黎，1779，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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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戈德和其他供应商的关系更具有冒险性，尤其是弗朗索瓦·格拉塞，此人大量经营禁书。1766年7月，巴黎图书贸易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奉命调查在阿维尼翁印刷并在博凯尔集市上销售的盗版书交易。经过一系列的突击搜查，他没收了47个货包的书籍。包括格拉塞发给戈德的两个货包，其中就含有精选的色情和反宗教的禁书，如《修道院的乐事》（Les Délices du cloître）、《缝补女马尔戈》（Margot la ravaudeuse）和《阿拉斯的蜡烛》（Chandelle d’Arras）（巴黎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098，no.30-48）。这是唯一的一次在警察档案中出现了戈德的名字。（博凯尔集市，尤其是1766年的突击搜查，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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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78年5月4日，比谢在一封致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提供了有关这段插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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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德烈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5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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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老巴蒂略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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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国国家图书馆，法文全宗22185，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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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段叙述基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塞扎里的卷宗，ms.1132，ff. 267-273；维亚拉尔，ms.1228，ff.42-76；以及检察官希罗，ms.1135，ff. 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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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里戈的所有订单，连同本书所研究的其他17位书商的订单，可以通过网站robertdarnton.org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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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维亚拉尔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30日，1784年11月3日，178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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