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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德塞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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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都没有必要评价，无信任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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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纳沙泰尔出版社在马赛几乎只跟该市最大的书商让·莫西（Jean Mossy）做生意，莫西还兼营印刷和出版业务。【139】在出版社的档案中，他的卷宗里有48封信，很值得一读。莫西不只谈论和生意直接相关的事，对各类主题也会随口加以评论，而且是用个人的语气。他给人的印象是唠叨、诙谐、狡诈、谨慎和坚韧——与出版社在法国北部的客户差异很大。而且，由于莫西常常会滔滔不绝地讲起最新的出版物、作者，以及经济状况，因此，他的信可以被当作图书贸易以及旧制度时期最后二十年困扰马赛的市场萧条的实况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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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最初几封冗长的信中，有一封是1771年12月25日写下的，他在信里回避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要和他建立生意往来的提议。出版社声称能以低于他的法国供应商的价格供货，出的是标准价格，每张折帖只有1苏。由于法国政府刚刚开征纸税，每令（500张）20苏，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是用法国境外生产的纸印刷，所以具有无与伦比的价格优势。莫西在回信中指出，法国政府为了抵消国外纸张在成本上的不公平优势，也开始对进口图书征收很重的税：每英担60锂。他堂而皇之地宣告，不管怎样，他是不会去讨论这些财政上的考虑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我不会向你们隐瞒这个事实，我是一个优秀的法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决不愿意讨好可能伤害同胞的企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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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纯粹是一句空话。莫西接着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表示了祝贺，说它关于盗印布干维尔（Bougainville）的《世界环游记》（Voyage autourdu monde）法文版的决策非常英明。在后来的信中他透露了一些信息，说他和国外的一些盗印出版商——包括在日内瓦、伊韦尔东和伯尔尼的瑞士出版社——有广泛的联系。他解释说，真正的困难在于，他与其他出版商的关系都是以交换贸易为基础的。通过和他们交换折帖，他获得了自己书店所需的普通版图书存货，同时使他自己出版的图书避免了积压的危险。他的零售生意不大，而他不愿意撇开现金交易；所以，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坚持要把书卖给他，而不是拿一部分来换他的书，他就不可能和它做生意。他承认，图书关税有可能掐断法国书商与国外供应商之间的所有贸易，【140】并以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道：“对此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叹气而已……患了重病，就要用猛药，虽然会伤身体，但是能救命啊。”然而，这种姿态使他的谈判立场更为强势：莫西愿意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但只能按他的条件，交换图书，而且要换新书。像其他成功书商一样，每种书籍他都只要几册，并且将各种门类的众多书籍凑成一个相当大的货包，从而节省运费。在某些情况下，他计划在订货之前就向顾客预售。最重要的是规避风险：“说到新版书，我不会操之过急。它们并非都能畅销；除非我了解它们，否则我不可能大量订购。我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的销售不错。此外，现在市场非常萧条，尤其在这个城市，人们做事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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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营销策略是在法瓦尔热的日志中被评为“佳”和“有实力”的经销商的典型策略。然而各类商品在马赛都享有庞大的市场，莫西作为该市最大的书商，可以订购大量图书。1768年，他顶着其他印刷商的奋力阻挠，悍然侵入他们的领域，创建了自己的印刷厂。马赛当时总共只有三家印刷厂，而莫西向当局指出，根据1704年法令，马赛是可以拥有六家印刷厂的。到1771年，他雇用了60人，把他的书店和他在马赛兵工厂建的印刷厂联合起来经营。(16)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其他印刷商都只印制宗教书籍和行政机构要求的应时印刷品，而莫西跟他们不一样，他印普通版图书和商业性期刊《马赛广告报》（Affiches de Marseille），后者在1781年被他用更具雄心的《普罗旺斯报》（Journal de Provence）所取代。莫西还办了一个订阅处（bureau de recette），顾客可以在此订阅其他报刊。此外他还充当批发商，向马赛及周边地区的小书店供货。他集印刷商、出版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于一身，成了全省图书贸易界最富有、最显赫的人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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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从尚存的两份职业名录来看，马赛的图书贸易似乎是很兴旺的。1777年的《出版年鉴》列出了马赛的全部19家书商，而1781年的《出版年鉴》列出了14家。【141】但是正如书商人数波动所暗示的，这些零售商大多数做的都是小生意。“他们的名声都相当好，就是财力不足”，马赛的出版业仍然欠发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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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马赛的图书市场相对较弱——甚至比人口少得多的贝赞松和鲁昂还要弱呢？关键因素是该市的行政和法律体系相当薄弱。像贝赞松和鲁昂这样的外省首府都有高等法院、总督府，以及各类官方机构，其支撑者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阶层。邻近的艾克斯由于有高等法院和行政办事机构，因此招揽了许多省内的法律事务，而马赛不同，它从来只是个商业中心，主要依附于它的港口。当然，马赛的商人和制造业主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他们会热衷于买书吗？遗憾的是，法国各地的书商都很少在他们的信函中说明顾客的身份。就算这样做了——像提及《百科全书》的订户这样的例外情况(19)——他们所提到的更多是律师、医生、行政官员和教士，而不是生意人。但是这个证据太弱了，不能支持商业和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对图书没有需求这样一个普遍结论。此外，马赛的另一位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广泛生意往来的书商卡尔德塞格，其档案中有几句评论显示，马赛至少有一些商人会花钱买书，有时花钱还不少。卡尔德塞格在退出生意之前，征集了许多《百科全书》订户。他在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里标明了12位订户的身份，其中就包括一位步兵上尉、一位代理人、一位零售商和八位批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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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虽然没有标明顾客的职业，但是谈到他们一般的性格特征：“你们想必知道，读者最没有耐心，普罗旺斯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心急火燎的。”莫西的顾客要求送货迅速，而且要最新出版的色情书籍。因此可以预料，他经营了大量禁书。这类书籍在马赛很畅销，正如1764年的调查报告所提到的，像卡尔德塞格这样的边缘小书商，会在这部分图书生意上大肆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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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西不做这种投机生意。确实，当他看到地下贸易有机会出现热销品时，他也会抓住机会，但他只在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才这样做。【142】1774年，有关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最后几年的政治危机的书籍开始问世，他订购了一些，但坚持要纳沙泰尔出版社让货物在最危险的里昂书商行会顺利过关。《英国间谍，或偷窥者老爷和偷听者老爷之间的秘密通信》一书，基本位列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也是如此，他听说当局突袭巴黎某家书店没收了此书，就立刻订购了40套——巴黎的事件“将使此书在这一带非常畅销”。当新出版的书亮相市场，只有当他觉得肯定能迅速卖掉时，他才会抢购。如果不能马上供货，他也不会订购，哪怕是伏尔泰的著作也不要。实际上，他像尼姆的戈德一样，对伏尔泰的著作大量充斥市场很不满，它们不断被盗印，同时又修修补补，想方设法弄得像新著，实际上还是老内容。“我们做生意的技巧不是要弄到太多的存货，并尽快把它们处理掉……伏尔泰先生的新著作，除了首次问世的时候畅销，过后都卖不动，因为它们一直在一版接一版地微调。往里面添加两三篇（旧）文章就又变成了新书，而这种所谓的新书往往一直待在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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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莫西做生意所遵照的策略基于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密切地跟踪市场需求，二是要规避风险。他预计能卖多少就订购多少，从不多订。“我必须根据我的销售来估算”，他如是说。他从不冒险下大订单，而是先要几册试试，如果卖得好，就再订。“只有知道了一种商品的价值，并且想到它很可能会成功之后，人们才能全力投入。”总之他一贯谨慎行事：“要是我们的经营不以谨慎为先导，那么很快就会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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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似乎很浅显，因为商业贸易就在于尽力使供求达到平衡。但是很少有书商能像莫西这样不懈地遵守这个原则，他们常常高估销售潜力，而他们的失算就会导致请求供应商推迟兑付汇票。莫西总能按时支付他的汇票。他也会视情况增加或减少订货，情况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由于他在订货时还顺带说了那么多业内的事情——不像大多数书商，他们的信始终简明扼要——因此，他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提供了有关图书贸易状况变化的丰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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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的来信中，【143】一连好几封都在强调应对进口图书关税的问题，并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供应路线。到1775年年中，关税取消了，纳沙泰尔出版社也让货包顺利通过了里昂书商行会。1777年，莫西雇请了自己的货运代理商鲁贝兄弟公司，该公司能在没有管理部门找麻烦的情况下把货运到马赛的店里。主要路线是从纳沙泰尔到蓬塔利耶、里昂和马赛，当时运作相当好，尽管有时运输要花两个月，而且费用高达货物价值的15%以上。然而，1776年底，皮埃尔·迪朗，那位被法瓦尔热形容为凶得要吃人的警察官员，开始担任书籍审查官。莫西后来把这一打压归于政府发动的消灭盗版运动的第一步，消灭盗版也是1777年法令的首要目的。正如法瓦尔热在里昂和阿维尼翁了解到的，参与图书贸易的每个人都在担心，政府将如何执行允许书商让书商行会在他们库存的盗版书上打上印记再卖掉的政策，并且将如何继续进行打击盗版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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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规在马赛和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未能有效实行，直到1778年春天。3月，莫西完全中止从国外供应商处订货，并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可预见的将来，他们都无法恢复贸易，因为迪朗太严厉了，莫西说他是全法国最僵化死板的审查官之一。“货包都被翻得底朝天了，所以我决定暂停订货，直到这第一把火烧尽为止。我已经同意把我所有的盗版书都打上印记，现在正在操作当中。审查官天天到我店里来。可想而知，对我们的生意来说，这些日子可真不怎么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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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全力重新打通了走私路线，他们还是停了一年没有向莫西发货。但即使如此，莫西仍然减少了订单，因为美国独立战争使经济陷入低迷，图书贸易也颇受连累。莫西报告说，他在本地小零售商中的客户都不能按时支付汇票了，他还担心远方发生的事件给他造成的危险，因为他在加勒比地区有40，000锂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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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盗版运动在马赛继续进行，严厉得无以复加，以致莫西担心他的信函会被拦截，甚至他的书也可能会在某次对书店的突袭中被没收。【144】1782年6月，他耍了一个在图书贸易中相当常用的诡计：他发了一封假信，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停止发运所有不能在书商行会公开顺利过关的书籍。他留下这封信的副本放在文件夹里，作为他遵守政府法规的证据，然后又在一封密信中解释了这个计策，通过安全路线寄出。他还指示出版社在它的下一封信中说，它们只是请他做货运代理商，把货物转运给意大利的客户，而且发几个要接受货物的意大利书商的姓名和地址，让出版社自己的假信也显得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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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靠这种诡计干了一年多。他坚持要求纳沙泰尔出版社写信时措辞要极其小心，把货物发给他时，要做得好像是要运给热那亚的格拉维耶（Gravier）或罗马的布夏尔（Bouchard）。因为鲁贝可以把货包从马赛的港口安全地运给他，所以他主要关心的就是里昂了。出版社同意承担货运系统中这一段运输的风险。它主要依赖其最专业的偷运者雅克·雷沃尔，此人赢得了莫西的尊重，但是莫西担心里昂书商行会似乎对雷沃尔已经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被没收过几个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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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安排最终开始顺利运作，货物也安全运达，莫西写信的口吻变得更加信任了。他只订购他觉得顾客肯定会买的图书，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品味，而且会毫不犹豫地对市场上出现的图书的质量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他不喜欢的书籍。他轻蔑地表示亚历克西·皮隆有一版著作乏善可陈：“我认为作者名字很响，但书本身的内容并不怎么样，废话连篇。”他批评了皮埃尔·贝尔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与批判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的一个糟糕版本，说它是一部“冗长乏味的狂想曲”。尽管他购买了相当数量的反路易十五及其情妇们的政治毁谤书籍，但他对其中一些评价很差。他宣称，《杜巴丽伯爵夫人的真实回忆录》“是一本实在不值得劳心费力去印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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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莫西感兴趣的作者是那些在大革命前夕最广为人知的作者，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当局的迫害。他也许纯粹是因为爱闲聊才收集有关他们的信息，【145】但是，通过专业秘密情报网收集信息确实是书商生意的一个重要方面。莫西常常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问询有关雷纳尔、梅西耶以及“声名太臭的兰盖”的报道——他指的是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Simon-Nicolas-Henry Linguet）这位喜好论战的记者。1780年，兰盖因蔑视法国政府被关进巴士底狱，后来叙述其这段经历的《巴士底狱回忆录》（Mémoires sur la Bastille，1783）成了畅销书。卢梭于1778年去世后，生意圈内谈论的全是猜测《忏悔录》是否存在。莫西想成为最先拿到此书的人，“我们听到很多有关J.-J.卢梭这部遗著的消息……人们正在谈论他的生平，而这本书就是他的生平回忆录。有传闻说这本书现在正在瑞士印刷。人们当然会大量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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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莫西的书店成功地得到了《忏悔录》和新版的卢梭著作，很可能是从日内瓦的出版社设法获得的。鉴于此，他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中没有卢梭的著作，订购书单中最显眼的仍是他经常提及的其他作家的著作，如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以及梅西耶的《巴黎图景》《2440年》和《我的睡帽》（Mon bonnet de nuit）。书单中也包含一些实用书籍：有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一本德语教材和《性病论》（Traité des maladies vénériennes），还有几本经典，如《拉封丹寓言集》（Fables de la Fontaine）和《塞维涅夫人书简集》（Lettres de Mme de Sévigné），以及几部言情小说，如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或一位女继承人的回忆录》、奥利维耶神父（Abbé Olivier）的《倒霉的那不勒斯人的奇遇》（Les Aventures de l’infortuné Napolitain）和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伤感之旅》（Voyage sentimental）。莫西总能根据公众的需求精心选订图书。当然，他也会从其他出版商那里进一些别的书，他还表示自己常常会从瑞士的几家出版社订购同样的书籍，以便有把握及时获得足够的供货。总之，从他做生意的方式所能了解到的一切都表明，他的订单可以为人们了解马赛人的阅读需求提供了一个相当可靠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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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莫西对于马赛公众情绪的评论可知，当时发生的事件，【146】尤其是美国独立战争，让人们失去了不少阅读的兴趣：“人们除了政治什么都不关心。”当战争终于在1783年底结束时，他期待生意会有所好转，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整个1780年代，他一直都在抱怨经济不景气。他试图利用公众对美洲的强烈兴趣出版《美洲贸易通论》（Traité générale du commerce de l’Amérique），还计划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挑选一些图书来交换50套。可是当出版社把它们推荐给自己的顾客时，却听到抱怨说此书早已出过，只是书名不同，叫作《美洲贸易论》（Essai sur le commerce de l’Amérique）。以新书名出版旧书，这是18世纪出版界众所周知的行业欺诈行为。在收到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抗议信后，莫西支吾其辞，还反咬一口，对一些瑞士出版社更恶劣的“不正当行为”提出抗议。但他最终还是承认了他的产品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全新”。他让步了，降低了自己这些书的交换价值，希望和出版社还是“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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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息这场争吵之后，莫西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还必须应对另一个困难——也正是这个困难，最终将导致他们之间生意关系的终结。法国政府1783年6月12日的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送到巴黎书商行会检查，这预示着图书从纳沙泰尔运往马赛的费用将高得令人无法承受，同时货包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审查。莫西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向纳沙泰尔出版社发出了警报，并指出法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有点莫名其妙。图书贸易的条规通常都是出自图书贸易管理署，由书商行会执行，但是6月12日的命令却是从外交部发出的，而且发给了总包税所。莫西有广泛的信息沟通渠道，同时也很注意时刻掌握本行业内部运作的情况，他终于明白了：法国政府这是要彻底摧毁非法图书贸易，而不只是打击盗版书，而且法国政府对外省的书商行会并不信任。外交部的这道命令看来很危险，可能会切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经由里昂到马赛的运送通道，还可能给出版社在法国全境的货运带来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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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大灾变，纳沙泰尔出版社只好退回到传统的货运路线，即改走经由都灵和尼斯的这条更费钱的商道，并同意承担到都灵的运费，莫西在都灵有一个可靠的货运代理商。【147】他特别想弄到当时最畅销的禁书，如前面提到的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梅西耶的《巴黎图景》，以及匿名作者的政治毁谤著作《英国间谍》。1784年，纳沙泰尔出版社设法运送了几个货包给他，但是都灵路线太长，费用也太高。1785年12月，莫西报告说，总包税所的人员正在没收所有经过尼斯的货物。如果出版社要把贸易继续做下去，就必须把货物送到里昂，从里昂起这些货物就可以作为国内货物安全运输了，只要它们能顺利通过里昂书商行会。但是，出版社未能做好必需的偷运安排，因为当时已经不能再指望雷沃尔提供服务了，于是1786年2月以后，它就停止了与莫西的通信联系。莫西在最后几封信中炫耀说，他仍然是马赛图书贸易的魁首，仍然在向别的国外出版商购书，不过对于未来的生意他并不看好：“我们非常清楚，图书贸易正受到极为严重的阻碍，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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