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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瓦尔热1778年10月末到访之后，马勒布的生意起起落落的情况可以从他的来信中详察。这些信冗长啰嗦，书写也难看，不堪卒读。实际上出版社曾告诫过他，要恪守他们就每份订单达成的条件，“不要用冗长而晦涩的语句来烦我们”。不过，语言啰嗦倒也增加了马勒布来信的价值，因为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一个身处行业边缘的小经销商是如何经历图书生意中的各种偶然事件的；而且，由于马勒布个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都熟识，因此他谈起自己的处境都很随便实在，不像那些正规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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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布按时付款了四年，到1777年就不行了。这一年他的亏空已高达1494锂。1777年6月，纳沙泰尔出版社警告他，它不能再向他发货了，等收到他的货款再说，因为它授予他的“信用”只能到此为止。马勒布回信说没事儿，等他父亲去世后他就会得到一大笔遗产——好像这事马上就要发生似的。而这件令他开心的事就在1778年4月21日发生了。(4)马勒布终于能够兑现一张未付的期票，并满怀希望地谈到他重振生意的前景，因为他继承了父亲的遗产，还有了让货物瞒过监管当局的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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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9年初，在法瓦尔热到访几个月后，马勒布同意按六五折的价格订购纳沙泰尔出版社大部分“哲学书籍”的存货。这些货分成七个大货包于5月发出，9月份安全运达。账单高达3356锂，对当时的图书贸易来说算是巨款了。马勒布承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用期票分期偿还债务。可是当第一张848锂的期票在1780年3月到期时，他在巴黎的钱庄老板却拒绝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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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六年里，马勒布的大多数来信都试图避谈、拖延或要求减免他的债务。【195】他有一连串数不清的理由：北美的战事全面破坏了商业贸易；缺乏硬币和汇票谈判艰难；运费上涨，尤其是在1777年法令颁布以后；还有，自己的销量下降了，而且卖出去的货款也难以收回。当然，纳沙泰尔出版社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随着自身财务压力的增大，它对马勒布陷于困境的同情心也少了。1780年5月，它拒绝让他重新制订一些款项的偿还计划。11月，他在巴黎的钱庄老板拒绝兑付另一张期票，这次是408锂。马勒布声称这笔钱他要用莫城书商普律多姆（Prudlhomme）为他存入的资金来偿还——普律多姆是许多欠他钱不还的书商中的一位，这些欠款总计将近1500锂。雪上加霜的是，他也不能卖掉他继承的土地来筹钱，因为地价急剧下跌，而就算按便宜的价格出手，想买的人也弄不到足够的现金来买农用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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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12月，出版社警告马勒布，他们已经放手让巴蒂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逼他还款，包括法律诉讼。巴蒂略是贸易界公认的恶犬，从欠债书商那里榨取资金的手段非常残酷。他的服务收费很高，这就又增添了马勒布账上日益增加的赤字，此外还有拒付期票的高额费用——拒付期票是一种法律手续，当债权人手持一张汇票在到期日要求支付时，债务人或其代理人（通常是一个钱庄老板，债务人可能把钱存放在他那里）拒绝承兑，就要履行这种手续。1781年2月，出版社通知马勒布，马上有一笔1318锂的期票到期，他最好把它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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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3月3日，马勒布给债主们发了一封通知信，宣布他正面临破产，必须中止所有支付。他把资产负债表交与索米尔的一家商号即弗夫·布泰、达耶与迪皮公司（Veuve Boutet，Daillé et Dupuis）保管，并且在和通知信一起寄给他的主要债主的私人信件中，恳求最好是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他的案子。根据通知信所言，他的债务高达58，000锂，至少原则上可以用73，002锂的资产来抵偿。这些资产包括36，000锂的不动产（三块分成制租田、一座葡萄园，以及在卢丹的一幢房屋）和价值400锂的家具——“在我居住的房子里，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屋和家庭，我和我妈一起吃饭，这可以消除大家对我可能因过日子大手大脚而导致破产的担心”。【196】其他财产包括别人欠马勒布的债务，但是其中许多是“可疑的”，而且他已经减免的更多——有25，785锂“被当作未偿债务减免，有些是无力偿还的人欠的”。资产负债表包含他作为货运代理商的所有交易，不只是他作为书商的经营活动。他估计仍然可以收回的债款在800到1000锂之间。但是他在一封专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请求宽恕，他对在不久的将来偿还债务不抱希望。“我再也不知道能相信谁了，我碰到这样的书商真倒霉。这些正规的书商付钱都难，或者根本就不付。零售商贩干脆就从我这儿偷。他们搞走了10，000锂。”土地价格下跌又使他无法卖掉农用地。他能够减少拖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债务的唯一办法，是和在南特的朋友协商，给出版社发运一些咖啡——或者卢丹附近出产的土特产，如胡桃油、蜡和蜂蜜。按他在通知信中说明的，他提议按年分期偿还，从1782年到1784年，每年偿还总额的三分之一。其间他会继续做生意，尽可能地迫使他自己的债务人还款。“这是防止我破产，使你们避免损失的唯一办法，尽管近十年来我都在为此努力不懈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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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5月8日，纳沙泰尔出版社答复说，他们已经调查过他的境况，并且搜集了足够的信息，觉得要求他立刻还清债务是有道理的。不过它同意，如果他偿还了几个月前他拖欠未承兑的第一张价值1318锂的汇票，他们才会考虑延期。马勒布答复说，他做不到。他弄不到现金。他欠福什的钱比欠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还多，但福什好说话。如果纳沙泰尔出版社要诉诸法律，就会搞垮他，它也就收不到多少债款了。他是诚实正直的人，是生意环境不好让他深受其害。他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来还清一切债务，直到最后一个子儿。他会一如既往，继续戒除任何嗜好。“我勤奋地工作，不花钱买任何奢侈品，我没有结婚，一日三餐都是我妈供应的……我的自由，我的生意，都是拜我的朋友所赐。我所想要的一切就是为他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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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巴蒂略派了一名法警敲开了马勒布的门，要求他支付新开的1318锂的汇票，并另加一些费用。【197】马勒布不能支付。他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解释只是他弄不到现金。“一个人满怀善意却遭此苦难折磨，这太残酷了。”两周后，他在一封信中发出悲叹，听起来他真的是绝望了。巴蒂略没收了马勒布仓库里三个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图书货包，都没有拆开。它们估价1559锂。巴蒂略威胁说，他要拍卖它们，不管价格如何。“这些价值1559锂10苏的货，在卢丹卖不到300锂，而且你们也非常清楚这些货物的性质如何，它们是不能摆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我将要承担法律费用，给我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很可能会引来警察介入，没收我的书，搜查我的家——你们准备让我承担多大的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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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知道奥斯特瓦尔德和出版社的其他董事们读到这个恳求时有何感想。由于多年来收到了马勒布许多这种极其令人烦恼的信，他们也许已经不再相信他了。毕竟，他也可能是在诈骗。别的书商写的信看起来也很绝望；然后在面临破产时，他们有时（如马赛的卡尔德塞格）就试图在债主之间挑拨离间，为了换得优惠条件会秘密支付其中几位的债款，而把其余债主的债款支付推迟。巴蒂略的威胁可能是一种吓唬人的方法。但是，马勒布关于公开拍卖图书会产生负作用的理由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最终纳沙泰尔出版社警告他，不容许他在费用上和在给予的三年延期期限里，向任何别的债主（大概指福什）提供优惠。1781年7月，马勒布回信说，他如释重负，也感激不尽，并且寄了四份新的还债汇票，三年期限，利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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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他还在继续讨价还价。纳沙泰尔出版社拒绝接受他的这些汇票，坚持要三份数额大一些的期票，利息5%，分别在1782年、1783年和1784年到期。马勒布同意寄这些新汇票，但到期日要延长一年至1785年。1782年10月，他未能清偿与另一次交易有关的价值290锂的期票，并回避了出版社的质疑，寄出了一份替代的期票，又把日期往后推了推。随着三份大额期票的到期日渐渐临近，情况也在继续恶化。到1783年，巴蒂略也破产了，同时纳沙泰尔出版社自己的付款也遇到了麻烦，主要是因为它遇到了跟压垮马勒布一样的难题，而且程度更严重：书商们陷入了困境，无钱偿还出版社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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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4月，【198】当三份期票中的第一份到期时，马勒布又未能承兑，他再一次寄出一份替代的期票，推迟了到期日。1784年5月，他没能支付第二份期票。这次，为抵御出版社的威胁，他试图让远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一个叫卡博舍（Caboche）的巴约勒（Bailleul）人来兑付一张500锂的票据。卡博舍拒绝承兑，然后就躲了起来——有传言说，他躲在瑞典的哥德堡（Gothenburg），但马勒布听说他很可能已经回到巴约勒，接受他刚刚去世的母亲和一个叔叔的遗产。马勒布的第三份期票在1785年也未能兑现，而这时他已不再佯称他还有未还清旧债的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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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还在做图书生意。不再能够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进货，他就改从布鲁塞尔和阿维尼翁进货。他也许在亲自兜售，因为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最后几封信里，他提到过去普瓦图和圣通日（Saintonge）卖货。他的最后几封信还是在抱怨同样的事情：债务未还清，搞不到现金，土地价格低。尽管出版社继续威胁要打官司，但其实没有什么招数来强迫他支付。他们很难说服法国的法院把本该被法国监管当局没收的图书的货款判给他们。“我们已厌烦这些讨人嫌的通信了”，1785年7月，出版社写道。这时马勒布仍然未能偿付那份以卡博舍名义开出的500锂的替代期票。为了表示他讲诚信，他发运了一些更劣质的咖啡和一些次等纺织品来抵债，出版社说会把它们卖掉，不管能卖得多少钱。他从来不设法拿出现金，却又从来不停止表白他是正直诚实的人：“我不怕别人说我。我和我妈住在一起，生活俭朴。我爸死后，我妈就让我和她在一起吃。我没有家庭开支，我就是个单身汉。我的生活开支极少。我只在生意必需时才花钱——邮资和一些差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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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1月，马勒布去世了。纳沙泰尔出版社试图从他的遗产中弄一些补偿，但是它的代理人，普瓦捷的一位商人报告说希望不大，(5)而且卢丹的一位客户也证实，马勒布的资产被一座债山埋掉了。三位律师花了23天整理他的文件和财物。他的图书存货处理得到5，202锂，显然总督的特派员对这些图书没有提出异议。【199】他的家具和其他财产可能卖得20，000锂，卢丹的这位客户报告说，但是这些都被60，000锂的债务冲掉了。(6)纳沙泰尔出版社最终把马勒布从“不良债务人”的账上划掉了，损失了1，368锂15苏3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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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布的订单反映了在毛细管分销体系中流通的书籍的种类，而从伴随这些订单的说明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评估市场对这类图书的需求的。他似乎非常了解市场，而且在巴黎有为他提供消息的人，其中一个名叫雅克-亨利·梅斯泰（Jacques-Henri Meister）的亲戚，是狄德罗的一个朋友和合作者。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和马勒布发生争吵之前，甚至还寻求过他的建议，应该盗印什么书籍。他推荐哲学家的著作和色情文学：“有传闻说，孔多塞先生有一部论著。还有一套黄色戏剧集，两卷本的，八开版，比我从你们那里进的好得多。《神妙圣事图，或揭开面纱的基督教》（Tableaux des saints mystères ou Christianisme dévoilé）正备受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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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勒布在早期的信中曾暗示他要重点关注新教书籍，但是到1775年，他就变了调子，指出伏尔泰的新著“肯定有大量需求”，而有关信仰的书已经过剩，“宗教热情已大大冷却了”。他的许多信件都指出，读者对抨击路易十五及其大臣的政治毁谤书籍需求强烈。1775年11月4日，马勒布写道，《法国掌玺大臣莫普先生对法国君主制组织进行改革的历史记录》的新版本一定畅销。他的顾客常常要类似的书籍，这类书籍把政治抗议和毁谤性报道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像《莫普文献汇编，或掌玺大臣莫普与其心腹索尔韦之间秘密和私密的通信》以及《身披甲胄的报人，或法国宫廷的丑闻轶事》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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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个别书籍的需求进行评估之外，马勒布对何为最流行的图书也有敏锐的意识。1776年12月，他要订购“一些最近八到十年间写作的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书籍”。1779年11月，他指出对哲学家们著作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同时还诡异地伴随着对巫术书籍的需求，“你们有没有《自然政治论，或论政府的真正原则》（Politique naturelle，ou discours sur les vrais principes du gouvernement，霍尔巴赫小圈子的一部匿名论著），弗雷烈、布朗热、爱尔维修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荷兰版）的著作，以及《用称呼和咒语在几个城市和村庄验证过的小阿尔伯特的真实奥秘》（Véritable secret du Petit Albert éprouvé dans plusieurs villes et villages avec appellation et conjuration）、《红龙》（Le Dragon rouge）、《大魔法书》（Grand grimoire）、《阿格里帕》（Agrippa）、《手册》（Enchéridion）？后面的书很荒唐，但很受欢迎。”【200】到1781年底，当马勒布开始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时，他发现伏尔泰的著作销量有所下降，并发现他1779年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大量粗劣的“哲学书籍”很难卖掉：“这类图书不再流行了。”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黄色书籍还有人要：“写风流事的书仍然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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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勒布对图书市场需求的评论与正规书商的评论没有太大差别，但他们在禁书上的侧重点则明显不同——因为他是零售商贩们的中介，所以他侧重的就是他们喜欢的那类图书。根据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作出的统计十分详尽，因为直到1785年，正如马勒布在信中所强调的，他的所有书籍都是从纳沙泰尔出版社及其以前的合作伙伴萨米埃尔·福什那里进的。（要更准确地反映马勒布的生意，统计数据只包含了他自己的订单，不包含他转递的零售商贩布莱索、普朗凯和吉尔向出版社下的订单；也不包括他在1779年2月下的大订单，那是出版社为了清仓而做的一次大甩卖，反映不了当时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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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布最常订购的书籍中，除了新教版的《圣经》《诗篇》和礼拜仪式用书外，最“畅销”的就是针对路易十五统治后期最著名人物的政治毁谤书籍。由此往后依次是：唯物主义哲学书籍，如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爱尔维修的《论人》（De L’homme）；一些反教权的小说，如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壮烈而滑稽的诗，诗歌十八首》（La Pucelle d’Orléans，poéme héroï-comique，en dix-huit chants）、亨利-约瑟夫·迪洛朗的《马太兄弟，或人类精神的大杂烩》（Le Comfère Mathieu，ou les bigarrures de l’esprit humain）；一些色情诗集，如《喜剧与一些色情诗歌集》（Recueil de comédies et quelques chansons gaillardes），一部匿名诗集；以及尼古拉-埃德默·雷蒂夫·德拉布雷托讷的色情小说《堕落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Le Paysan perverti，ou les dangers de la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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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布热衷于卖打着“哲学书籍”幌子的各类非法图书，但这掩盖不了他也订购了许多完全合法的书籍的事实，尽管那些合法书籍都是盗版书。【201】在消遣小说中，他喜欢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松戏剧和诗歌，以及萨洛蒙·热斯内（Salomon Gessner）被译成法文的令人伤感的田园诗。他订购了总计127套克洛德-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米约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这是一部十五卷的西方史纵览，而且他是重复订购的，1775到1785年间共订购了8次。这种重复订购尤能说明问题，显示出市场对这种书籍一直有需求。马勒布订购了保罗-弗朗索瓦·韦利的二十卷本《从君主制建立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史》5次，订购了雅克-克里斯托夫·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十二卷本《博物志的推理与通用词典》8次，还4次订购了六卷本的孟德斯鸠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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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勒布订购书籍的总体模式可知，他和他的零售商贩所服务的读者，既需要内容实在的严肃书籍，也需要各类刺激性的毁谤书籍和反宗教书籍，这种模式还表明，激进书籍已经渗入图书贸易的最细微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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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马勒布与零售商贩打的交道极为广泛，所以他的卷宗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时图书零售状况的切入点，而图书零售乃是旧制度下图书贸易中最隐蔽、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零售商贩常常在警察的档案中出现，但也只是闪现了一下——至多只有巴士底狱里的一次审问那么长，之后就不见了。如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数零售商贩（或称“赶集式的流动商贩”［marchands forains］，有时称“foirins”，这个词能让人联想到“集市”［foire］，他们就在这种地方卖书）都是驾着马车走乡串户，时而走大路，时而拐进偏远的小道。他们在18世纪法国的“流动人口”中是瞬间兴起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他们中的某一位在几个资料来源中都出现过，那他的行踪就值得追寻了。我在资料中最常见到的，是在卢丹从马勒布那里进过一些货的流动商贩诺埃尔·吉尔，诨名是“皮斯托尔”（La Pistole，皮斯托尔是一种外国硬币，或者表示一笔价值10锂的钱款，但也可以表示一种监狱，那里的囚犯额外花点钱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监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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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最早出现在警察档案中。(7)1774年7月23日，巴黎负责监督图书贸易的老检查官约瑟夫·戴梅里发现吉尔在蒙塔日的玛德琳教堂后面摆摊售书，蒙塔日是外省的一个小型中心城镇，在奥尔良以东约70公里。【202】戴梅里受命调查蒙塔日玛德琳集市上的可疑经营活动，很快就抓住了吉尔。他检查了书摊上陈列的八九百本书，从中找到了几种禁书，然后就召集当地的四个警察，把他的图书没收了，并把他押回住所——位于皮德朗康街的岳父家。在彻底搜查了屋里所有的柜子后，戴梅里又找到一些书，除了一本狄德罗的《不谨慎的小宝贝》（Bijoux indiscrets）之外都没有什么意思。他登上二楼，这里是吉尔和他妻子占据的一间俯瞰大街的小卧室，他妻子也从事图书生意。戴梅里命令他俩把衣袋掏空，搜集了几封信和收据。然后他要求查看他们的账本和信函。据戴梅里后来审讯的报告，吉尔回答说“他不会写字，是他妻子和以补鞋为业的小舅子帮他写的……他没有纸，连笔或写字台都没有。”戴梅里指出，这听起来可疑，但他确实看到吉尔在审讯笔录末尾签名时有困难，而且字也写得很笨拙。之后他把吉尔送到当地拘留所，自己回客栈吃饭、睡觉，完成了这一天卓有成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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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梅里研究了被没收的文件，于次日早上9点来到拘留所，要对吉尔进行一次彻底的审讯。审讯过程由书记员详细记录了下来，读起来和大多数审讯一样：一问一答，以过去时记录，就像是一场猫鼠游戏。戴梅里在提问中想套吉尔的话，让他说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而吉尔在回答时，则力图避免承认犯罪。下面是审讯记录大致内容的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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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30。出生地？诺曼底库汤斯的蒙叙尔旺（Montsurvent），补鞋匠的儿子。住址？岳父家。他岳父也是补鞋匠，但吉尔几乎总是不在家。身为一个零售商贩或流动商贩，他要赶集，跑市场。什么时候开始卖书的？12岁，沿街叫卖历书和通俗印刷品。六七年后，他效仿他的两个哥哥，开始卖普通图书，两个哥哥都是零售商贩。【203】其中一个在战争中失掉一只胳膊，因此每月有一皮斯托尔的抚恤金，弟弟诺埃尔的诨名“皮斯托尔”就是这么继承的。这期间他的住处在哪？没有住处。四处奔波，走到哪就住在哪——诺曼底、法兰西岛、香槟、安茹——驾着马车拉着货。有什么权利当书商？“他认为自己就是书商，因为他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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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答是狡辩，吉尔完全明白。一个人要想从事图书生意，必须属于某个书商行会，或者拥有一个正式的营业执照。但是戴梅里没有追究这一点，以便将注意力集中到货源这个关键问题上。吉尔说，他从巴黎进货，也从鲁昂的寡妇马许埃尔那里进货，从不进非法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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