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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景不错，但在随后的两年里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做大。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供货路线上总会遇到麻烦——无论是在瑞法边境，还是在第戎本地。它需要在第戎有一位可靠的代理人帮它让货物顺利通关。第二章说明过，卡佩尔拒绝当它的代理商，尽管他有时愿意合作。该市最重要的货运代理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Veuve Rameau et fils）愿意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包——但是当他们知道货包的内容时就放弃不干了。1777年3月18日，他们写信愤怒质问：“你们为什么把禁书发运到王国来？……我们再也不想接收任何这样的货物了；如果有人发过来，我们就第一个要求把它们没收……因为我们不想卷进任何违背国王命令的活动……真令人吃惊，你们自己违犯国法，竟敢让我们以个人名义对任何失误负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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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收到这样赤裸裸效忠体制的信，为应付警察【237】拦截而有意写的可公开的那种假信除外。弗夫·拉莫的言辞显然是认真的，它证明了国外出版商在运输系统的中间人中很容易找共谋的说法并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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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1778年再次尝试安排到第戎的货运时，他撇开了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转向雅克·尼布拉父子公司，他们是货运代理商，兼做制造蜡烛的小生意。尼布拉同意接受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并设法让附随的货物通运准单得到处理（一个很棘手的活儿），尽管当地书商行会没有这方面的权力，因为第戎不是正式的口岸城市。这里的书商行会行事马虎草率。它的官员在三楼一个邋遢的房间开会，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租借大面积的存储空间来实施货物检查。(10)因此，书籍货物运到第戎后，通常先由当地海关官员拆封，然后送到大市场，和其他各类货物堆放在一起。根据与法瓦尔热协商作出的安排，尼布拉将从大市场取回货物，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拿掉出版社单独包在货包上部的所有禁书，然后请卡佩尔来检查。尽管卡佩尔作为理事肩负着责任，但他乐于为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方便。他发现没有非法书籍，就会对货物通运准单进行处理，这样尼布拉就可以把它寄回给瑞士边境的海关官员了。虽然重量在货物通运准单上有记载，但卡佩尔会忽略核实，所以没有迹象表明有书被拿掉了。如果货物就是发给他的，他就会把它带回书店。如果不是，尼布拉会把它转运给出版社的另一家客户，而且货包不会再有被检查的危险，因为它已属于国内货物了。法瓦尔热得知，这种方法对洛桑和日内瓦的出版商兼批发商来说很有效。当他离开该城时，一切似乎准备就绪，纳沙泰尔和第戎之间的图书贸易将有重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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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1778年12月，在法瓦尔热到访一个月后，尼布拉证实，他会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又警告纳沙泰尔出版社，【238】他不保证对任何失误负责，而且现在风险似乎很高，因为新理事上任替代了卡佩尔，他们宣称检查将十分严格。一年半以后，尼布拉放弃了货运代理商的生意，一门心思做蜡烛去了。他的引退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大损失，因为在第戎巍峨厚重的城墙内，出版社找不到任何人来照顾它的货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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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卡佩尔之间的生意徘徊不前。1777年2月，他们的生意好像有了些希望。奥斯特瓦尔德去巴黎出差，他在贝赞松乘上的马车，途中曾作短暂停留并拜访了卡佩尔。他显然说服了卡佩尔相信纳沙泰尔出版社是一个卓越的供应商，因为几天后，卡佩尔就根据奥斯特瓦尔德留给他的书目下了一份订单。订单包含36种书籍，种类十分广泛：游记文学、历史、儿童读物、小说和几种17世纪的古典著作（莫里哀和拉封丹的著作）。他还要求订一部政治毁谤著作《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尽管书目上没有，但他认为出版社可以提供。卡佩尔解释说，这份订单是一个尝试，作为他评估纳沙泰尔出版社图书存货的纸张和印刷质量的一个方法。他希望能由此发展出一些互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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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6月份以一个印刷商同行的身份写信说，他招募了一些愿意到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厂工作的工人。9月份他又下了一份订单，尽管第一批货由于跨境运输遇到麻烦延迟了。出版社在回信中问他是否愿意做承保人，让货物通过他的书商行会发运。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是因为风险很高：他解释说政府最近发了命令，书商行会在进行检查时要格外严格。出版社继续向卡佩尔求助，但他不予理睬，而到了这年年底，他似乎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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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的信总是写得很礼貌，而且文笔不错（他的受教育程度似乎比许多较小的书商高一些），但语气是冷淡的。1777年11月27日，他抱怨说，出版社的书一本都没有到货。他从出版社得到的信息和从它的中间人那里得到的相互矛盾，而且不得不白白支付邮资（在18世纪，信件邮费都得“到付”），令他恼火：“麻烦和耽搁令我十分气馁……我收到的纳沙泰尔来信，【239】有几封什么也不说，其他几封则宣布货到不了，这让每件事情看上去都像是一场滑稽剧，而我就是其中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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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麻烦，许多是由1777年8月30日的法令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法令颁布已经三个月，卡佩尔还不曾见过它的文本，即使他是第戎书商行会的理事。他最终在11月看到了这个法令，还是一位朋友借给他的。当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做出预告：这项立法不可能实施，因为巴黎书商曾对它的一些方面提出过抗议，会成功地予以阻击。不过尽管如此，第戎的书商们还是应该就他们的盗版书持有情况向政府发一份报告，并在年底前开始给它们打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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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1月，卡佩尔终于收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批货物。可他整理货物时，却发现其中没有他订购的书籍。后来发现，这些货包原来是要发给多勒（Dôle）的名叫夏博（Chaboz）的书商。这次失误让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运系统看起来似乎正逐渐失灵，但尽管发生了这种情况，卡佩尔还是要求出版社发给他6册《法国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皮塔尔的历史颂词》（Eloge historique de Michel de L’Hospital，chancelier de France），并且说，他还热切希望征集四开版《百科全书》的订户。2月，给卡佩尔的主要货物终于运到。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此后他们的生意可以稳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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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7月，他写信说，政府法令在第戎仍然没有生效。他预料将有两位理事要来替换他，将来会如何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他不得而知。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但是他警告说，“我可不想让自己受到连累。”这就是四个月后法瓦尔热到访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由于已经和尼布拉有过约定，法瓦尔热觉得和第戎的贸易有希望振兴。然而事与愿违，1778年12月，尼布拉报告说新理事上任了，决心没收所有非法货物。就在这时，卡佩尔停止了从纳沙泰尔订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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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佩尔的订货数量从来都不大，所以根据这些订单做出的统计只能让人稍微了解一下1777年左右第戎的图书贸易情况。【240】卡佩尔需要一些教学用书，他订了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和尼古拉-安托万·维亚尔（Nicolas-Antoine Viard）的《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各12册，以及6册《算术，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L’Arithmétique ou le livre facile pour apprendre l’arithmétique de soi-même et sans maître）。他还要了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和流行的、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Jeanne-Marie Leprine de Beaumont）的《儿童杂志，或一位聪明的女家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小学生的对话》（Magasin des enfants，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政治书籍则有激进的毁谤性书籍《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和马布里神父的理论著作《论立法或法律原则》（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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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第戎的律师和高等法院官员在卡佩尔的书店里用指头翻阅这些书籍的场景，尽管他从未指明任何顾客的身份。他订了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颇受争议的《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但是后来他后悔了，因为它没有及时运到：“它已经不再流行了，我要降10苏把它们甩卖掉。”卡佩尔订的其他书籍种类广泛。外省经销商通常订购的就是这几类书籍，它们也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书籍所特有的，因为卡佩尔指出他从别的出版社进过同样的书籍，包括里昂和巴黎的出版社。他的卷宗证实了我们从其他书商的卷宗里获得的印象：在法国外省地区，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量都很大，但是这一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书籍难以运到书商手中。日内瓦和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也许比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更成功一些，而后者和第戎的交往，只是一个商机频失的故事。尽管法瓦尔热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也谈妥过几份合算的订单，但是他的法国中部之行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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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主题，见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作，尤其是《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修订版，牛津：Basil Blackwell，1994；和《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纽约：Panthe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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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法瓦尔热不同，18世纪的旅行者常常会对沿途的美丽景色进行评论。例如，一个英国人在穿越布卢瓦附近的卢瓦尔河时，就在她的日记（后来被译成法文）中写道：“我愿永不厌倦地赞美这个地区乡村，对所见之景色将久久难以忘怀：左边，卢瓦尔河蜿蜒流淌，沿岸散布着一丛丛绿树，房屋掩映其间；右边，山坡上铺满了葡萄园。”见《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生活（1783—1786）：克拉多克夫人未发表的日记》（La Vie français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1783-1786］：Journal inédit de Madame Cradock），巴黎：Perrin，1911，第298页。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在沿着法瓦尔热走过的、从索米尔到图尔之间的道路旅行时，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禁不住去反复体味沿卢瓦尔河的路途带给我的乐趣；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更光怪陆离的景色了。”见《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的法国之行（1781—1783）》（Voyages en France de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1781-1783］），让·马尔尚（Jean Marchand）编，巴黎，1928，第196页。一位匿名的助理牧师对法瓦尔热法国南部之行沿途的风景和建筑也有类似的欣赏，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读到：《从卢瓦尔河和索恩河畔到地中海和朗格多克及普罗旺斯海岸的旅行日记》（Journal d’un voyage aux environs de la Loire et de la Saône jusqu’à la Mer Méditerrannée et sur les côtes du Languedoc et de la Provence），亨利·迪朗通（Henri Duranton）和克里斯蒂娜·洛韦涅-加尼埃尔（Christiane Lauvergnet-Gagnière）编，圣太田：圣太田大学出版社，1993，第95—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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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帕特里克·多比尼亚尔（Patrick Daubignard），《布卢瓦的印刷商和书商（1554—1790）》（Imprimeurs et libraires blésois［1554-1790］），布卢瓦：Les Ami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Bloi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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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似的企业主的例子，见我关于特鲁瓦的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专题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名地下书商的生活”（Trade in Taboo：The Life of a Clandestine Book Dealer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刊于《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The Widening Circle：Essays on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保罗·J.科辛（Paul J. Korshin）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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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大概成功获得了营业执照，因为在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他被列为布卢瓦的“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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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亨利·埃利松（Henri Herluison），《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et libraires d’Orléans），奥尔良，1868，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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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弗夫·夏森格和小波帕伊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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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亨利·埃利松，《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第126—134页；这篇关于库雷的文章是一位显然很熟悉他的同时代人写的，见J. F.米肖和L. G.米肖（J. F. Michaud and L. G. Michaud），《古今全传》（Bi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巴黎：米肖兄弟，1811—1862；还有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手稿，“卢瓦雷传记文献”（Bio-Bibliographie du Loiret），是卢瓦雷档案馆的居伊萨尔（Cuissard）好心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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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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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多尔省档案馆，mss. C38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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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尼布拉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12月29日、1780年1月13日、178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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