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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图尔米的竞争对手路易-皮埃尔·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命运，正好和他相反。库雷起家时占尽天时地利，最后却以实质性的破产告终。他出身于一个与印刷业和图书销售业有着深远渊源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1582年。(8)1772年，他接父亲的班当上了书商首领，而一年前，年仅21岁的他就获得了“国王印刷匠”的头衔。经营着一个拥有四台印刷机的印刷厂和一家位于奥尔良市中心米尼姆街（后来的国王街）的“永生书店”（l’Immortalité），这个家庭的许多成员都忙碌不已。根据1764年王国政府的调查，父亲库雷名望很高，工作努力，看起来也很富有。他的儿子们接班时，主事的似乎是大哥弗朗索瓦。一份1772年5月14日的印制通告和书目上有“库雷·德维尔纳夫兄弟”的签名，但这个日期之后的任何信件都再没有提及弗朗索瓦。他们的姐姐嫁给了巴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出版商夏尔-约瑟夫·庞库克。路易-皮埃尔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几次提及他的姐夫，并且在他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了几卷庞库克的巨著《方法论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在出版业界有比这更好的人脉的外省书商几乎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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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图尔米兄弟以印刷品零售商贩起家，卖的多半是他们自己委托印刷的粗制滥造的木刻作品，而且在大革命早期，他们继续经营如图所示的这类印刷品【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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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这幅木刻作品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幅宣传画，画中人物为“平等女神”，她手持天平秤和《人权宣言》，身边有象征民众武装的长矛、象征“人民主权统一不可分割”的束棒和象征丰收的小神像，脚下的小红帽图案典型地反映了大革命的平民特质，而作品下方的标示“奥尔良勒图尔米公司制作”，则说明了勒图尔米兄弟在大革命时代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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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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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有两份印制书目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他本人的卷宗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的书店里卖的都是些什么书。第一份书目日期是1772年5月14日，列举了169种书籍，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宗教书籍——《圣经》，宗教论著，尤其是布道文——占支配地位。俗世书籍主要有词典、历史书籍，以及严肃的非小说类作品，涉及诸如植物学和医学之类的主题。在纯文学作品和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家是17世纪的巨擘：高乃依（Corneille）、拉辛（Racine）、拉封丹、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费内隆（Fénelon）和波舒哀（Bossuet）。【229】启蒙哲人的著作只占书目的很小部分，尽管含有一些温和的著作，如伏尔泰的《亨利亚德》（La Henriade）、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笺》（Lettres persanes）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velle Héloïse）。这些书籍有13种是库雷自己出版的。其中大多数是宗教书籍，诸如《使徒书与福音书评注》（Epîtres et évangiles avec des réflexions）、《给基督徒的新年礼物》（Etrennes du chrétien）和《基督徒的日子》（La Journée du chrétien）。第二份书目是1774年5月的，包含38种书籍，大多数是库雷出版的，而且多是宗教书籍。《现代哲学家，或在理性法院被判有罪的无信仰者》（Le Philosophe moderne，ou l’incrédule condamné au tribunal de la raison）是几类书籍中正统调子的典型。库雷通过邮件把书目发送给其他书商和书商兼印刷商。在第二份书目附带的通告中，他自我介绍说是出版业界的一员。他声称，他印制的图书做工精良，一定好卖，书的价格可以面议，或者可以从对方的库存里挑选书来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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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中间时常有这类书目流传。它们能提供关于某个出版商生意特点的有用信息，尽管在评估任何生意的可靠性时，专业人员会依赖通过贸易情报网获得的信息，也会依赖它们与所涉公司的直接通信来推测。库雷的信很像其他书商兼印刷商的信，只有一点不同：他的信写得漂亮，辞藻甚至过于华丽。他措辞非常用心。他对语言的关心——以及他使用语言的方式——在1774年5月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封信中表现突出：“如果我的几段诗——那是我在闲暇时的作品，或许能有幸得蒙你们的纵溺，在贵社那极受大家喜爱的刊物上觅得一席之地，我会感到不胜荣幸。”换句话说，库雷不只是一位书商，还是一位诗人，他想让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它的月刊上发表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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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赫尔维西亚月刊》是一份精心编辑的刊物，刊载纯文学随笔和像库雷投来的这类轻体诗。库雷也出版一种期刊，叫《奥尔良广告报》（Affiches de l’Orléanais），前身是他父亲的《奥尔良通告报》（Annonces de l’Orléanais），主要用于传播当地的广告。他提出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交换刊物，【230】并让奥斯特瓦尔德确信，《赫尔维西亚月刊》应该扩大它在法国的知名度，这有利于法国文学的进步。虽然库雷写信用的是印刷商兼书商同行的语气，但是他的地位与奥斯特瓦尔德的地位相比要差一大截。1774年，奥斯特瓦尔德61岁，在纳沙泰尔享有学者和市民领袖的声望；纳沙泰尔出版社大规模出版书籍，并且卖到了整个欧洲。而库雷当时才25岁，正试图扩大从其父亲那里接手的生意，同时想在奥尔良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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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历史资料显示，库雷似乎积极参与了该城的文化生活。他是奥尔良皇家物理学会的创始会员，该学会后来发展成该城的学院。他对植物学兴趣浓厚，是当地植物园的资助者。他是一个共济会支部的积极成员，还写出了几大本诗歌和随笔，或许在一些沙龙和文学圈子里朗读过，之后自行出版。通读他的这些出版物，可以对一位自以为有文学天分的书商做出评估，同时提出一个有关书商作为文化中介的作用问题，即他们个人的品位和信念，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选择向读者提供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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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21岁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穴居人》（Les Troglodites），那是一部用古典的亚历山大格式诗歌体写下的五幕悲剧。1770年作品获得审查官批准，“在奥尔良的国王印刷匠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印刷厂”出版。如库雷在序言中所说的，他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获得基本灵感，打算证明“上帝保护美德，一个堕落的国家迟早会被具有优良道德的民族战胜”。这种美德的主题以更伤感的情绪出现在一部选集里，名为《用作儿童和青年读物续编的选集，或适合用来既让他们娱乐又启发他们向往美德的短篇故事选》（Recueil pour servir de suite aux Lectures pour les enfants et les jeunes-gens，ou choix de petits contes，également propres à les amuser et à leur inspirer le goût de la vertu，1782）。库雷在解释选择这些故事所依据的理由时，强调了简朴、自然和儿童固有的天真无邪这些主题。另一部选集，《法国的阿那克雷翁，或用于社交场合的歌曲、浪漫曲、小抒情曲、叙事诗歌和诙谐语集》（L’Anacréon français，ou recueil de chansons，romances，ariettes，vaudevilles，et à propos de sociétés，1780），具有库雷自己写作并显然在社交聚会上朗【231】读过的那种轻体诗的特色。它以一首为向“C夫人”献殷勤而作的诗开篇，然后洋洋洒洒发展成两大卷，都是些空洞乏味、装模作样的诗句，他声称它们表现了法国人特有的“无拘无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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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卢梭式情感潮流的冲击下，库雷作品的俗气逐渐消退，如《论友谊，随后附上几首库雷·德维尔纳夫的即兴诗，其中结合了P夫人对日内瓦卢梭的亡灵表达的母亲般的感激之情》（Discour sur l’amitié，suivi de quelques poésies fugitives，par M. Couret de Villeneuve，auxquelles on a réuni les Sentiments des reconnaissance d’une mère，addressés à l’ombre de Rousseau de Genève，par Madame P***，1782）。这本小书的主要部分是库雷在一次共济会聚会上的演说。他作为一名“完美的共济会会员”发言，祈求“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却根本不提基督教，并且声明平等原则是社会美德——“宽容、慈善、热爱祖国和邻居”——的基础。按照库雷的解释，这些观念绝不是抽象的，它们挑战了旧制度的等级秩序。他强调，贵族无权属于社会上层，而且任何主张拥有特权的贵族都只会遭到蔑视：“如果你没有个人功绩……我将把你看作栖息在世系树上的人，害怕会跌落尘埃。”附随的P夫人的随笔支持了这种主题思想。P夫人其实就是库雷的姐姐，出版商庞库克的夫人。她称赞卢梭是自然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捍卫者，尤其在家庭内部。然而，书以库雷最俗气的一首即兴诗结束，显得不伦不类：“在一个舞会上，递给……夫人一只橙子，上面写着，给最美丽的夫人，同时把这首诗献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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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些出版作品中，没有任何独创的或不寻常的东西。它们表明，这是一位年轻写作者在涉猎互不相干的一些主题，并试图在文人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属于他的那个小角落里获得些许认可。这些作品与其他有抱负的作者的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库雷自己出版并销售的。尽管有几位出版商，包括奥斯特瓦尔德，【232】偶尔也发表一部著作，但库雷是唯一一位一边经营着图书生意，一边又试图追求文学生涯的书商——至少在法国，这是独一无二的。英国的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和德国的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尼古莱（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他们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获得了巨大成功。库雷的写作没有获得任何认可，但他写的东西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据以了解他在当时相互冲突的种种文学思潮中的立场。他主动加盟了启蒙运动。他的思想观念明显源自孟德斯鸠和卢梭，而且他表达这些思想观念的方式好像还有点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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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选择在他店里销售的书籍时，会受到这些个人信念的影响吗？从他印制的书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上面已经提到，他进的货以正统的宗教书籍和严肃的非虚构类书籍为主，掺杂了一些正规的文学书籍，主要是17世纪作家的著作。当然，库雷可能会偷偷销售非法书籍，也不会在他印刷的署有他名字的书目上列出非法书籍，只是他向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的模式无法反映出这一点。这些订单上被归为激进的书籍很少。位列他的“畅销书”——统计数据显示的他最常订购的书——书单榜首的，是米约的通俗而规矩的《古代和现代通史纲要》。接下来是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这套书当然表现了一种激进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其中由狄德罗匿名撰写的片段。不过，库雷是在1781年该书被禁之前订购的，之后再也没有订过，而这时此书已成为地下市场的畅销书。书单上的其他书籍几乎都是实用性的——有关治病、养马和美发的小册子。库雷订购了数量较多的儿童读物，这些书是他编写自己的儿童故事集的范本。除了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单上唯一一本启蒙运动书籍是纳沙泰尔版的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一些问题》。卢梭的著作显然不在书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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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订购书籍的总书单上——跟他的“畅销书”书单形成对比——有三种有关共济会的书，这可能反映了他个人的兴趣。总书单上还有一些伏尔泰的著作，有霍尔巴赫的激进论著《自然的体系》，和两本关于路易十五及其大臣的政治毁谤书籍。【233】然而，这些禁书像是打破了库雷只经营图书贸易中随处可见的、公开流行的书籍这一规则。启蒙运动书籍在他书店的架上占有一定位置，但是比重很小。他的个人信念里有激进思想，但这对他向读者供应的图书没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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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的生意作为商业经营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建立关系之后，他为了寻求获得稳定的供货——并让出版社对他建立起“信任”——连续不断地下小批量的订单，并按时支付货款。他必须克服所有从瑞士进货的外省书商都会遇到的障碍：运输费、延迟、像里昂书商行会这样的检查点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以及被他斥为“巴黎书商为防止盗版书销售和流通而施行的精心阻挠”。库雷卖了很多盗版书，所以听说政府要整顿图书贸易时，他深恐大难临头。以前，图书的进口在奥尔良不曾受过检查，但是1777年法令在该市建立了书商行会，其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盗版书。库雷通知纳沙泰尔出版社，他不想冒风险，要停止从国外进口图书了。1778年1月，他证实新书商行会确实像他所担心的那样严厉，因为它是在政府的密切监视下工作的。不过，五年后，他当上了副理事，不久又升任为理事。他许诺，在这个职位上，他有可能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打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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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雷与纳沙泰尔出版社做生意所受到的最大限制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在1775年1月发出了多年来第一封抱怨图书贸易遇到艰难时期的信，并且拒绝承兑出版社开给他的期票。他自己另开了一张期票，将到期日延后，并附上一份订单再要一些书。随后，期票和订单的交替一直持续了三年，伴随着拒绝承兑、关于到期日的争执，还有对库雷账目上尚欠余额的意见分歧。他们的交锋最终变得十分尖锐，以至于库雷在1779年7月25日的信中宣布，他要结清账目，停止向出版社订货了：“你们授予的信用太低，【234】你们的生意和我们的一样艰难，做事却缺乏弹性，这迫使我放弃这种联系，对我来说成效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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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通信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到1787年6月，出版社的最后一封信表明，它还在催库雷偿还一笔233锂的旧债。虽然库雷的最后几封信散佚，但从出版社的回信可以看出，他对出版社有关他账目的情况有异议。也许他对出版社缺乏弹性的抗议不无道理，但出版社与真正“有实力”的书商就不会陷入这种争端，那些书商为了捍卫自己的声誉——而且正如他们所说，捍卫他们的签名的荣誉——会及时付清货款。法瓦尔热1778年视察库雷的生意时就对他颇有微词：“库雷·德维尔纳夫虽然表面上光彩照人，但肯定属于平庸之辈。”库雷设法让他的生意支撑到了1789年；但随着大革命波及奥尔良，他的生意就垮了。他动身去了巴黎，在革命政府中谋到了一份负责监督印刷厂的工作。其间，勒图尔米兄弟继续做他们的生意，推销一些赞同第三等级事业的通俗印刷品——在1780年代为生存进行的全面竞争中，零售商贩兼书商们击败了这位书商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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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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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11月10日离开奥尔良，11月15日很晚才到达第戎，5天行路将近320公里。考虑到他半路上还停下来视察了欧塞尔的书店，这速度已是相当快了。马儿还能挺住，但马具已有磨损的迹象。法瓦尔热必须买一条新缰绳，马鞍也要重新整理一下，同时还要换一副马掌。欧塞尔只有两家书商，都因“付款很难”而出名。不过其中一家，皮埃尔·博纳尔，让法瓦尔热觉得是个诚实的人，有一间存货不错的书店，而且下了一份大订单，品种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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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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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戎拥有厚实的椭圆形城墙和四座大门，法瓦尔热通过其中之一入城。他沿着两旁种植了榆树和椴树的宽阔街道进入了市中心，那里坐落着一些书店。城里有众多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屋顶上铺着绚丽多彩的瓦片，建设年代可追溯到15世纪勃艮第公爵的鼎盛时期。另外还有许多联排楼房，都是最晚近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从一个出版商的角度看，【235】第戎的贸易似乎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平衡：葡萄酒桶运出去，书籍货包运进来。当然，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没有考虑到第戎经济的复杂性。除了葡萄酒，第戎还做小麦、纺织品、铁器和镜子等方面的生意。作为外省首府之一，第戎还是个图书贸易中心，因为它拥有门类齐全的各种机构，包括一所高等法院、一所间接税法院和一所审计法院、一座总督府、一所拥有大型法学院的大学，以及一所学会，它们都是书店的重要客源。书商数量从1764年的7家增加到1777年的10家，1781年又增加到12家。他们征集的《百科全书》订户数量非常多（152册，几乎是格勒诺布尔的两倍，而两城人口相同，都是20，000人）。该省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数比率比较高，成年男子可达到54%。读者们会订阅当地的通报（affiches），也会光顾读书会。所有这些迹象表明，第戎可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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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瓦尔热没有在第戎的书店久留。【236】出版社已经命令他不要耽搁，他也需要在下雪前赶到汝拉山关口，以免大雪造成山路骑行的困难。第戎城里的十家书商中他只考虑去两家看看，一家是让-巴蒂斯特·卡佩尔，一家是路易-尼古拉·弗朗坦（Louis-Nicolas Frantin），都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潜在客户。他给了弗朗坦一份书目，但似乎觉得不会有任何成果，也确实没有；弗朗坦从未给纳沙泰尔出版社写过信。出版社倒是收到过另外三家书商的几封信，他们是弗朗索瓦·德万特（François Desventes）、安托万·伯努瓦（Antoine Benoit）和让-巴蒂斯特·马伊（Jean-Baptiste Mailly）；但是他们也都没有发展成客户。所以现在只有卡佩尔——他在市中心的圣让广场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一间书店——能帮忙了：纳沙泰尔出版社必须靠他来打进第戎这个似乎很有潜力的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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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认识卡佩尔。两年前，他在出差期间拜访过卡佩尔，并曾报告说，尽管卡佩尔是当地书商行会的头儿——抑或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特别想买禁书，并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它们：“第戎……卡佩尔先生是好书商之一。至少他的书店品种很全。他经营大量‘哲学书籍’……他是书商行会的检查员。我们经过茹涅（地处汝拉山脉通路上的一个小镇）的所有货包都是他经手。他对此没有顾忌，但是警告我在他的检查员任期结束后要小心。接任的人可能要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