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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7月，他写信说，政府法令在第戎仍然没有生效。他预料将有两位理事要来替换他，将来会如何处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物他不得而知。他会尽可能提供帮助，但是他警告说，“我可不想让自己受到连累。”这就是四个月后法瓦尔热到访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由于已经和尼布拉有过约定，法瓦尔热觉得和第戎的贸易有希望振兴。然而事与愿违，1778年12月，尼布拉报告说新理事上任了，决心没收所有非法货物。就在这时，卡佩尔停止了从纳沙泰尔订购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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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佩尔的订货数量从来都不大，所以根据这些订单做出的统计只能让人稍微了解一下1777年左右第戎的图书贸易情况。【240】卡佩尔需要一些教学用书，他订了皮埃尔·雷斯托的《简明法语语法原理》和尼古拉-安托万·维亚尔（Nicolas-Antoine Viard）的《法语朗读、拼读和发音的正确法则》（Les Vrais principes de la lecture，de l’orthographe et de la prononciation française）各12册，以及6册《算术，或供无师自学用的简易算术课本》（L’Arithmétique ou le livre facile pour apprendre l’arithmétique de soi-même et sans maître）。他还要了匿名文选《儿童读物，或既能让孩子们快乐又能让他们爱美德的小故事选》，和流行的、让娜-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Jeanne-Marie Leprine de Beaumont）的《儿童杂志，或一位聪明的女家庭教师与她的上流社会小学生的对话》（Magasin des enfants，ou dialogues d’une sage gouvernante avec ses élèves de la première distinction）。政治书籍则有激进的毁谤性书籍《特雷修道院长回忆录》和马布里神父的理论著作《论立法或法律原则》（De la législation ou principes des l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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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第戎的律师和高等法院官员在卡佩尔的书店里用指头翻阅这些书籍的场景，尽管他从未指明任何顾客的身份。他订了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颇受争议的《兰盖先生致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但是后来他后悔了，因为它没有及时运到：“它已经不再流行了，我要降10苏把它们甩卖掉。”卡佩尔订的其他书籍种类广泛。外省经销商通常订购的就是这几类书籍，它们也不是纳沙泰尔出版社提供的书籍所特有的，因为卡佩尔指出他从别的出版社进过同样的书籍，包括里昂和巴黎的出版社。他的卷宗证实了我们从其他书商的卷宗里获得的印象：在法国外省地区，读者对各类书籍的需求量都很大，但是这一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书籍难以运到书商手中。日内瓦和洛桑的出版商兼批发商也许比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更成功一些，而后者和第戎的交往，只是一个商机频失的故事。尽管法瓦尔热已经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也谈妥过几份合算的订单，但是他的法国中部之行是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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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个主题，见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作，尤其是《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修订版，牛津：Basil Blackwell，1994；和《宫廷社会》（The Court Society），纽约：Pantheon，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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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法瓦尔热不同，18世纪的旅行者常常会对沿途的美丽景色进行评论。例如，一个英国人在穿越布卢瓦附近的卢瓦尔河时，就在她的日记（后来被译成法文）中写道：“我愿永不厌倦地赞美这个地区乡村，对所见之景色将久久难以忘怀：左边，卢瓦尔河蜿蜒流淌，沿岸散布着一丛丛绿树，房屋掩映其间；右边，山坡上铺满了葡萄园。”见《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生活（1783—1786）：克拉多克夫人未发表的日记》（La Vie français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1783-1786］：Journal inédit de Madame Cradock），巴黎：Perrin，1911，第298页。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在沿着法瓦尔热走过的、从索米尔到图尔之间的道路旅行时，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禁不住去反复体味沿卢瓦尔河的路途带给我的乐趣；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更光怪陆离的景色了。”见《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的法国之行（1781—1783）》（Voyages en France de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1781-1783］），让·马尔尚（Jean Marchand）编，巴黎，1928，第196页。一位匿名的助理牧师对法瓦尔热法国南部之行沿途的风景和建筑也有类似的欣赏，这可以从他的日记中读到：《从卢瓦尔河和索恩河畔到地中海和朗格多克及普罗旺斯海岸的旅行日记》（Journal d’un voyage aux environs de la Loire et de la Saône jusqu’à la Mer Méditerrannée et sur les côtes du Languedoc et de la Provence），亨利·迪朗通（Henri Duranton）和克里斯蒂娜·洛韦涅-加尼埃尔（Christiane Lauvergnet-Gagnière）编，圣太田：圣太田大学出版社，1993，第95—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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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帕特里克·多比尼亚尔（Patrick Daubignard），《布卢瓦的印刷商和书商（1554—1790）》（Imprimeurs et libraires blésois［1554-1790］），布卢瓦：Les Ami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Bloi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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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类似的企业主的例子，见我关于特鲁瓦的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专题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名地下书商的生活”（Trade in Taboo：The Life of a Clandestine Book Dealer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刊于《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The Widening Circle：Essays on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保罗·J.科辛（Paul J. Korshin）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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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大概成功获得了营业执照，因为在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他被列为布卢瓦的“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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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亨利·埃利松（Henri Herluison），《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et libraires d’Orléans），奥尔良，1868，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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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弗夫·夏森格和小波帕伊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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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亨利·埃利松，《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第126—134页；这篇关于库雷的文章是一位显然很熟悉他的同时代人写的，见J. F.米肖和L. G.米肖（J. F. Michaud and L. G. Michaud），《古今全传》（Bi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巴黎：米肖兄弟，1811—1862；还有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手稿，“卢瓦雷传记文献”（Bio-Bibliographie du Loiret），是卢瓦雷档案馆的居伊萨尔（Cuissard）好心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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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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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多尔省档案馆，mss. C38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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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尼布拉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12月29日、1780年1月13日、178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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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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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赞松，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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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从第戎旅行到贝赞松（96公里）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地方，都知道景色变化是多么显著。草地取代了葡萄园，丘陵变成了高山，山谷两旁切成悬崖峭壁，幽深的谷底奔腾着湍急的溪流。我们想象不出法瓦尔热是如何穿越的，【242】这不只是因为他没有描述过，而且他在离开第戎后，就完全停止写信了（他很快就会回到纳沙泰尔，可以就最后一段旅程进行口头汇报）。他的日志显示，他在去贝赞松的途中穿过多勒，然后就沿这条路越过汝拉高原到达蓬塔利耶（62公里），接着从那儿沿着塔威山谷向下，回到纳沙泰尔（58公里）。法瓦尔热孤身一人，骑着马，顶着冬天的头几场暴风雪，跨过道路崎岖的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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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贝赞松后，他便进入了自己熟悉的地域。不仅是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待过，而且因为该市的书商与汝拉山脉另一侧的纳沙泰尔供应商关系密切。贝赞松是一块图书消费的乐土。这里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率高，有一所高等法院以及其他几个法院，有总督府、众多行政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教育机构。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图书销售生意在这里谁都可以做。没有书商行会，从事这种贸易不需要官方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开店，甚至都不需要从学徒干起，只要警察许可就行。报告指出，结果这里就有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图书经销商，他们受教育不够，缺乏资质。他们什么样的书都卖，包括很容易从瑞士弄到的禁书。到1781年，贝赞松有12家书商、4家书商兼印刷商上了《出版年鉴》，对一个有25，000人口的城市来说确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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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贝赞松的图书市场，没有比大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及其妻子的信件更好的资料了。夫妻俩夫唱妇随一起打拼，1783年丈夫过世后，妻子把生意接过来继续做。从1759年到1788年，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联系，共写了179封信，涉及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了解外省书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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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安托万1735年12月8日生于一个书商世家。(2)他的父亲是书商，弟弟让-菲利克斯是印刷商。根据1764年的报告，当时29岁的夏尔-安托万开的书店刚刚破产。五年后，他首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时，他是家族企业“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的成员，向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新印刷厂供应纸张和其他材料。“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也经营小规模的图书生意，自1771年年底，他们开始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订单，从梅西耶的《2440年》开始。【243】到1773年10月，夏尔-安托万在市中心的圣皮埃尔街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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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的信偶尔提到其他的一些供应商，他们大都住在洛桑和日内瓦，但这些信表明他总是喜欢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1782年9月6日，他写道，“我们喜欢和你们出版社做所有生意，我们对你们出版社心怀感激和尊重。”纳沙泰尔出版社之所以博得他的感激，是因为有段时间他重病卧床不起，出版社同意延缓结清他的账目。就在那时他和出版社的董事们有了私交。他常常去纳沙泰尔和他们当面商谈订货，也安排货运路线，包括在蓬塔利耶附近边境的偷运行动。这种访问导致一种近似友谊的关系，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看出来。尽管信件保持了商业信函流行的有条不紊的风格，但是语气渐渐变得亲切热情。1777年3月7日，夏尔梅写信给当时在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仅仅是让他们放心，纳沙泰尔的一切都很好。他刚刚访问了出版社本部，他们的妻子身体健康，极其“亲切、礼貌和热情”地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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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些密切的关系，夏尔梅的信件具有其他大多数书商的商函所缺乏的一个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他订购图书的情况，还反映了他订货所采取的策略——他在进货时评估市场并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所采取的方式。他做生意的指导原则是谨慎。他虽然订过一些禁书，但是只要感觉到有一丝风险，他就会停手，而且他经营的书籍大部分都不是违禁的。对于新版书，订购前他会先尝试读一遍，以便预测什么是能吸引顾客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先在他自己的顾客中进行预订，然后再向出版社订购，他很少大量订购某一种特定的书。“我把销售当作指南针，”他解释说，“我背离它是不可能没有危险的，这就是我不冒一丝风险的原因。”他在早期的信中把自己说成是“小零售商”，尽管法国政府1778年建立本地的书商行会后，他被选为最高官员（理事）。他规避风险，保守地估计市场需求，订购数量从不超过他认为能卖掉的数量。【244】按照夏尔梅夫人（Mme Charmet）所说，他的订货策略是“图书品种要多，而每种图书的数量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