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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尔梅的订单作出的统计证实了这句话。尽管对于某种特定的书，他偶尔会为得到免费的1册而订了12册（这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最佳客户的优惠），但他通常都只订6册，如果发现卖得好，就会再订。例如，在订购让利斯夫人的《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这部曾经风靡于18世纪但如今已被遗忘的著作时，他从1779年12月到1787年4月，分八次订购了110册。像其他书商一样，为了节省运费，夏尔梅订购的图书品种都很多，以便使货包重量至少能达到50磅。典型的订单如1775年5月29日发给出版社的一份，包含了27种书籍，每种一般是2到6册。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当他觉得某种书籍需求量大时，他才冒险一开始就下大单——而后来又再次订购这种书籍一般就表明他先前的估计是正确的。1781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新书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据称有望成为畅销书。夏尔梅在5月30日订购了100册，6月29日订了50册，1783到1785年间，又在不同的日期订了1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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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尔梅的订单逐月进行统计，就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外省首府的图书需求情况。内克的《备忘录》（增补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 Necker］）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居于夏尔梅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随后就是一些从关于路易十五宫廷的毁谤性书籍中挑选的最受欢迎的书，尽管夏尔梅一般避免订购禁书。他喜欢哲学家观点温和的书籍：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以及《理性的历史颂歌》（Eloge historique de la raison），此外还有卢梭的《忏悔录》。他甚至很热切地想订购梅西耶的《巴黎图景》和马蒙泰尔的《印加人》。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体诗、戏剧和寓言在订单中也显得突出，此外还有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3)【245】而夏尔梅的全部订单表明，对历史书籍、游记、几部小说和一些科学书籍的需求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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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般的模式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大书商的订单中都能发现，虽然对个别书籍的需求各家书店会有所不同。夏尔梅的例子不一般的地方，是他在下订单的时候，还对书籍和作者进行评论。他和许多书商一样，抓住机会利用读者对凡尔赛宫廷内部生活的好奇来牟利，尽管他不会冒险，也不想让他的书店充斥粗俗的毁谤书籍。1775年9月30日，他写道：“如果你们邮寄给我……两本八开版的《路易十五回忆录》，让我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书，我将不甚感激。如果是本好书，并且有可能卖得好，我就订购100册。但是，如果它和《杜巴丽夫人轶事简编》（Précis de Mme du Barry）（有关路易十五的情妇的一种毁谤性传记）是一路货色，那订购12册就够了。”显然他觉得《路易十五回忆录》还不错，值得向他的读者推荐，因为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书发运给他时，他抱怨说：“我每天都因为《路易十五回忆录》被顾客吵得焦头烂额，这都怪我过早地跟他们提到这本书。”夏尔梅还认定《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是一本潜在的畅销书。但是这本书在出版商兼批发商一层需求就特别大，因此出版社无法充足供应。两周后，他们给他发了26册，但是他还要26册，抱怨说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弄到货了。缺货，出版社解释说，他们跟另一家出版商做过一笔交易，要按折扣价购买200册，但是此人违约了，为了赚快钱要留着自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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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尔梅的估计，通过市场对毁谤性书籍的需求来争夺利润的热情，在1781年后期开始减退。他劝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四卷本的新版《秘史》（Chronique scandaleuse），即《英国间谍》，即使它已经不再是抢手货。“这本书不错，但销量开始下降。25册对我来说足够了，这里已经卖了100册。但是《英国观察家》（L’Observateur anglais）、《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法国间谍》（L’Espion français），以及这最新的一本——都属于有关同一话题的著作，读者们已有充足的产品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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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探测到读者对严肃政治书籍有需求，尤其是对与雅克·内克和他在1776到1781年间作为财政大臣所采取的措施有关的论战性书籍有需求。【246】他获得了100册内克关于国家财政的特别的公开报告《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这本书在1781年1月引发了论战。（对他在出版社的订单进行统计时没有看到这一项，因为是出版社通过和贝赞松的另一位书商莱帕涅达成的交易间接发给他的。）内克写这篇报告是一波宣传攻势的一部分，旨在呼吁人们支持他的措施。他以官方授权的形式，出版了一个附有两幅地图的精美版本，而且为了促销，他把价格限制在3锂以下，同时命令严厉打击盗版。不出所料，包括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内的盗印者，立即开始出版竞争的版本，而且在内克于1781年5月19日被解职后爆发的论战期间，继续重印支持和反对他的小册子。当出版社在1781年5月提议供应大量《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时，夏尔梅立即下单订购100册，而且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内，密切关注小册子发表的情况。他向出版社报告说，一本反内克的小册子，《卡拉乔利侯爵先生致达朗贝尔先生的信》（Lettre de M. le Marquis de Carraccioli à M. d’Alembert）以手稿形式流传，在贝赞松激起了广泛的兴趣。他建议他们赶快出一版，因为“此时正是销售它的好时机”。出版社照做了，他立即抢购了100册。他怂恿出版社重印其他小册子，包括《评论集》（Les Comments）和《一位朋友致内克先生的信》（Lettre d’un ami à M. Necker），以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相同的版式出版，以便两者可以一起售卖。1781年10月9日，出版社询问他内克三卷本著作集的低价重印版的出版前景，当时让-弗朗索瓦·巴松皮埃尔正在日内瓦印刷这部著作。夏尔梅劝止了，因为它在贝赞松市场上似乎已经饱和。出版社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但它向夏尔梅提供了19册《赞成和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显然是它通过交换从巴松皮埃尔处弄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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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要靠从夏尔梅和几位他们最信任的书商那里获得的情报来选择要盗印的书籍。例如，1781年6月，它为想盗印的两部著作征询了夏尔梅的意见：德利尔·德萨尔（Delisle de Sales）（笔名是让-巴蒂斯特-克洛德·伊索阿尔［Jean-Baptiste-Claude Isoard］）的《自然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247】由于遭到法国政府禁止，这两部著作已经变成潜在的畅销书，正在许多地方重印。出版社问他，市场能否支持各出一种新版？夏尔梅劝说出版社放弃《自然的哲学》：“我认为随着总体上对所有哲学书籍的需求下降，市场对此书的需求也已经大大下降。过去一年时间里很少有人要买这些书。”但是雷纳尔的著作不一样，“至于出雷纳尔神父的新版的事，从你们的计划看，我觉得很好”。但直到几乎两年以后，出版社才出了自己版本的雷纳尔著作。其间，夏尔梅继续向纳沙泰尔的朋友们提供有关其他重印书籍的报告，尤其是1781年洛桑版的《哲学和政治史》。他还寄了几套给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及时在印刷厂开印，击败他们的竞争者。1777年2月和3月，他向他们提供了两部潜在的畅销书，《印加人》和非常受欢迎的博马舍的整套《审判备忘录》，这部著作记载了博马舍和路易-瓦朗坦·哥士曼打官司的经过，这场官司是在莫普1771年为取代巴黎高等法院而创立的高等法院里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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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来自专业情报网的信息，夏尔梅还帮助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免遭贸易欺诈。1782年4月，他警告出版社，他们计划重印的《关于禁欲主义的哲学和历史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 célibat）这本书，最近七个月来正在以另一个书名《教士的禁欲主义的危害》（Les Inconvénients du célibat des prêtres）销售，而且卖得非常好。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在与马赛的莫西打交道时得知的情况一样，出版商有时会把书名页换掉，以新瓶装旧酒的方法销售旧书；而为了了解其他印刷厂的情况，他们还采取如今被称作商业间谍的做法。1784年7月，夏尔梅夫人警告纳沙泰尔人，他们的一个印刷工人正偷偷向里昂一家出版商提供他们正在印刷的原版梅西耶《我的睡帽》的折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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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赞松的来信还会告诉他们，什么作家最吸引当地读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他们这些作者的身份。在1780年代，除了伏尔泰和卢梭，【248】还有三位作家尤其受欢迎：雷纳尔神父、米拉波伯爵和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在1781年遭禁，而雷纳尔的逃亡和声名鹊起，也使他的书成了畅销书。米拉波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强烈谴责国家权力的滥用，此书在纳沙泰尔由福什长子公司出版，在贝赞松特别受欢迎。米拉波就是从贝赞松附近的茹堡监狱逃出来，与一个老法官的妻子一起私奔的，也正是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夏尔梅夫人于1782年接手生意时，她恳求出版社赶在秋季高等法院开幕式之前，把《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米拉波的色情著作、后来以《名门浪子》（Le Libertin de qualité）之名重印的《我的转变》（Ma Conversion）发运给她。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涉及类似的主题，在这个拥有大量律师的城市也同样受欢迎。兰盖是律师出身的论战记者，在贝赞松拥有许多读者。夏尔梅说《兰盖先生致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在1777年6月的市场上是最热门的书籍：“能花25（译者按：原文如此，疑是2.5）路易谋得一本的人就算很幸运了……有些曾经卖到4到5路易。”三年后，夏尔梅夫人确信，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巴士底狱回忆录》运给她，她就能卖掉许多。她认为（她和她的已故丈夫一样，对市场需求的观察非常敏锐），卖得最好的是用“力量”（force）写的书，至少是在政治和时事的领域。她向出版社保证，杜尔哥（Turgot）的《遗作集》在1787年需求量大，就是因为“这本书是用力量和能量写的”。出于同样原因，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书也卖得好——但不是他的所有书。他的《巴黎图景》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巴黎缩影》（Réduction de Paris）不行：“公众发现里面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对它不感兴趣，尽管用加工过的材料写的序言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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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和他的妻子都没有详细描述过他们所谓的公众的性质，但散见于他们来信里的一些话仍能显示公众的一般特点。夏尔梅夫妇的大部分顾客很可能来自法学界。1777年5月，夏尔梅怂恿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法律论著，并且估计了它们在每个有高等法院的城市可以出售的册数。（巴黎和贝赞松各卖100册，位列榜首；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排最末，40册。）【249】1785年3月，夏尔梅夫人说她的顾客吵着要买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抨击法国律师团体的著作——《一位独立观察者就法国律师团体的腐败问题致律师公会》（Un Indépendant à l’ordre des avocats sur la décadence du barreau en France），原因就在于人们关心“我市律师团体的当前状况”。贝赞松的来信有几次提到一些具体的顾客，包括一位侯爵、一位治安官、一位大教堂的教士、一位省总保税所董事，还有四位军官。要塞驻军肯定占有很大销售额。1780年2月，夏尔梅写道，他不能再订购战争大臣克洛德-路易·德圣热尔曼（Claude-Louis de Saint-Germain）的回忆录了，因为北美的战争使驻军减员了。而且在1787年，夏尔梅夫人说，她不知道要订多少腓特烈二世（Frederich II）的著作，要等到她弄清楚此书出版时要塞里还有多少士兵才能确定。没有一封信提到图书在低层民众中的销量，不过，像许多外省书商一样，夏尔梅利用他的书店办了一个读书会，其成员花点小钱就可以看到他库存的图书。任何人跨进书店的门，都有可能碰到各类职业人员和上层人士，手艺人和工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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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的信函对于图书贸易的通讯和运输部门也有很多涉及。1778年以前，从瑞士运来的货包要在总包税所过关，然后在总督府接受检查。在1775年8月13日的一封信中，夏尔梅解释说，他参与了检查，收买了总督的雇员，于是他们只草草地翻看了一下货包上部的折帖。出版社把禁书放在货包底部，肯定就能安全地运到他手中。事实上，由于得到“总督府的特许”，夏尔梅还帮助出版社把书转运给法国各地的其他客户。有时他把出版社提供的伪造收据在官员眼前晃一下，他们就会让他接收货包，根本不做任何检查。若遇到禁书在途中被没收的情况，他甚至还能从中斡旋，让他们放行。1775年9月初，夏尔梅得知出版社发运的三个货包不久前在弗朗堡被扣住了。尽管这些货只是通过他转运给其他人的，他还是提议由他来解救：“我来用我的特殊门路让你们摆脱这个麻烦……但是……我有必要保留这些门路，【250】以便在自己遇到急事时能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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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货包的情况原本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其中含有米拉波的《论专制主义》，而法国政府正试图用不通知贝赞松总督而是向巴黎总包税所下特别命令的办法，来封杀此书。夏尔梅担心这件事处理不好，会使纳沙泰尔出版社将来不敢再把货物运给他，尤其是如果贝赞松税务所的雇员插手检查的话，这些人跟他在总督府的朋友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他们使坏，我就惨了”，1775年10月4日，他写道。“我将从他们的表现来判断［一个带有一些禁书的货包在运输途中］是否能顺利通过，而且紧接着我是否还能让其他货包通过……我反复表示我会竭尽全力。但是请理解，我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这封信所用的亲密口吻可以看出夏尔梅跟出版社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而信中对于谨慎的强调，则表达了他和纳沙泰尔人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他看上去也许像个地下贸易的老手，但他从不大量经销禁书，他始终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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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个被没收货包终于离开检查处时，夏尔梅报告说，这件事的后果会很严重。一些曾在这次货运中受到牵累的中间人会被罚款，数额多达2000锂，外加象征性的惩罚措施——一种“毁誉性的惩罚”和一次焚书行动，尽管焚书时会用一些没卖掉的合法书来替代禁书。幸运的是，他没有受到连累，最重要的是，他的自信还得到了总督的支持：“他是必须做出最终裁决的人。……既然有传言说它们是坏书，那就肯定要在总督法庭的中央举行一次焚书——这只是要安慰一下某些白痴。……最好是用《论圣克洛德修道院的创建》（这是一本销路极差的书，以致夏尔梅认为应该让它化成纸浆）来替代它们。”为了扫除障碍，恢复贸易，他不得不求助于“有实惠的礼仪”——贿赂，其中包括两套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此书以摩洛哥皮做封面，有烫金字，他打算赠送给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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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的书替代禁书进行公开焚烧的举措能得到总督的支持，【251】这表明到1775年，启蒙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法国当局的高层，但是总督的保护也没有扩大到能够容忍激进的政治书籍。夏尔梅相信，封杀《论专制主义》的企图是不久前当局对瑞士边境异常警惕的原因。因为米拉波曾经在纳沙泰尔让福什长子公司印过他的论著，所以来自纳沙泰尔的一切书籍都受到了怀疑。“不要试图从这里运《论专制主义》”，1775年12月7日夏尔梅警告说。“那样可能会给作者造成麻烦（因为人人都认识他），也会因为驻索勒尔的［法国］大使的干预给印刷商带来麻烦。政府这次是一定要采取坚决行动的了。……蓬塔利耶就因此发生过一次大骚乱。”然而不幸的是，12月初，纳沙泰尔出版社又有八个货包在弗朗堡被扣住。夏尔梅利用总督的影响力，并进行了更多的贿赂，终于掰开了海关人员的手，放行了其中七个货包，这些海关人员接到过凡尔赛的内阁密令，提高了警惕。但是这次栽的大跟头也结束了夏尔梅作为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货运代理商的业务，直到1778年他当上贝赞松新书商行会的理事时，才有了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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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777年法令的要求，贝赞松创建了新书商行会，夏尔梅被选为理事，负责审查所有进口书籍，并扣留非法书籍。纳沙泰尔出版社一听到这个好消息，马上请他帮忙放行运往法国各地的货物。但是，他担心和他一起检查货包的一位警察会阻止他在处理货物通运准单时作弊，尤其是在他听到法国政府要求严格执行新法令之后。尽管和出版社关系亲密，他还是决定规避所有风险：“至于哲学方面的，我不再想去处理这一类的任何图书了。新的图书贸易管理当局将使我们寸步难行”，他在1778年2月20日的一封信中宣布。出版社的恳求也没有使他心软，他拒绝将任何可疑书籍转运到别的地方。尽管如此，出版社还是不断提出请求他：能不能凭借他在第戎的人脉关系，帮他们开辟一条直通巴黎市场的销路？愿不愿意考虑以边境偷运者所出的每英担15锂的现行费率，【252】让货物在贝赞松混过关？而回答始终是不行。夏尔梅在自己的生意中继续经营一些非法书籍，但一如既往，他拒绝冒任何风险，而到了1783年，他就不再跟纳沙泰尔出版社做什么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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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通信中的个人因素变得益发突出了。夏尔梅像许多外省书商一样，常常在路上奔波，向小镇上的零售商推销图书，视察供应线，和出版商兼批发商商谈。而夏尔梅夫人也像许多书商的妻子一样，在丈夫不在家时提笔写信。一般情况下，妻子写的信，文字水平会低一些，无论是拼写还是语法，因为女孩接受的教育比男孩少。但是，夏尔梅夫人能写一手好字，也完全掌握了句法，采用复杂的措辞也毫不含糊，甚至虚拟语气的过去时态也用得好。通读夏尔梅的卷宗，我们能看到这样一幅生动的画面：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应对变动不停的政治和经济局面，同时应对个人家庭的变故。和生意上的流水账一起，信中还不时提到夏尔梅的健康状况，一开始还是附带说说，后来就露出了急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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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第一次提到丈夫生病是在1781年9月25日，当时他刚出差回来，先后去见了瑞士的供应商和弗朗什-孔泰的客户。他恢复得很好，可以继续写信了，并且在随后12个月里继续出差。但是在1782年9月6日，夏尔梅夫人报告说，一周前他出差回来，“病得很厉害，在旅途中突然发作。他想战胜疾病，但还是被它击倒了。他对自己照顾不周，一些药又没有效果，使病拖久了，成了沉疴痼疾。我希望他会痊愈，但是这肯定需要很长时间”。出版社写信表示同情，而在10月2日的一封信中，夏尔梅夫人回信说，情况似乎在好转：“我们都很快乐，只是受了一场惊吓，失去了一些时间。”然而，到11月3日，她丈夫的病再度复发，卧床不起了，再也照顾不了已经每况愈下的生意。出版社伸出援手，允许他们延缓偿付债款，还推荐了某种药物治疗方法，那是他们在贝赞松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提供的。11月15日，【253】夏尔梅夫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说她没有放弃希望，尽管夏尔梅已经卧床三个月，而医生们的预测也矛盾百出。她写道，出版社的宽宏大量，“让他对您和你们所有人都感激涕零。……此时此刻，他几乎连名字都不能签了”。六周后，1783年1月2日，夏尔梅去世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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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9日，夏尔梅夫人清算了财产，恢复了通信。她写信给出版社说将靠自己一人来做生意，并且会通过勤奋工作来还清积欠的债务。出版社不仅请她节哀，还在生意上正式给予她“信任”，再次延长她的偿债期限。从此时起，她的信显示，她又一心扑到了书店的生意上，又是了解顾客需求、订购书籍，又是疏通关系让货物通过检查，并提供有关跨境偷运书籍的风险的机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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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的头几个月，夏尔梅夫人特别想从读者对米拉波的两部毁谤性著作——《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我的转变》——的需求中获利。她对它们的出版情况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复杂的故事，牵涉纳沙泰尔的福什家族的内部争斗。它们最初就是由福什家出版的，后来在洛桑被盗印，制造了一版廉价的重印本。她的所有书籍都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正如她保证的，它是她的“首选”货源。可是，出版社要把自己的货源从相互纠缠不清的瑞士出版商中分离开来也不容易。这些热销书籍在运到夏尔梅夫人手中之前，贝赞松的其他书商就已经设法抢在她前面进到货了，所以她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抢占市场。她希望在一本同样畅销的书上有好运气，即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日内瓦传来情报，说有一版正在洛桑印刷，她写道；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货运给她，它一定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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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紧盯着最新消息，而且像她丈夫以前所做的，把专门为由最密切的“信任”纽带联结起来的通信人所留下的内部情报传给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7月，她警告出版社，法国当局正计划取缔跟纳沙泰尔之间的贸易，因为当局逮捕了米拉波著作在法国的发行人雅克·马莱（Jacques Mallet），【254】他在巴士底狱受审时，供出了纳沙泰尔出版业的全部情况。(5)正如第二章所言，福什长子公司这家出版商是一家不可信任的企业，它由萨米埃尔·福什的儿子若纳斯·福什创建，而萨米埃尔曾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创始合伙人。萨米埃尔在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合伙人发生争论后，另起炉灶，而若纳斯在和萨米埃尔争吵后也分道扬镳。纳沙泰尔的出版商之间的长期不和，让法国当局钻了空子，捣毁了供应链，因为这些出版商为了把书籍运到贝赞松，采取的是同一条穿过汝拉山脉的路线。如果一家出版商的货物被没收，其他所有出版商也就跟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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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之间的争吵，偶尔的货物损失，都是还可以承受的风险。但是，1783年的命令改变了贸易的基础条件。这条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在巴黎书商行会通关。因此，从纳沙泰尔运往贝赞松的货物就得绕道，运费高得令人无法承受，除非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够找到一条实用的偷运路线。它始终未能找到这条路线，但还是设法给夏尔梅夫人运去了几批货。她抱怨说，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不如其他供应商，那些供应商莫名其妙地就能成功，至少是不定期地，打破常规把货送到。对于她来说，她拒绝冒任何风险。她报告说，市场对某些类书籍的需求居高不下，如涉及行政事务的书，会让与贝赞松高等法院有联系的律师和法官感兴趣。她还报告说，杜尔哥的遗作会畅销，而且非常希望弄一些腓特烈二世的著作，以及一本算术论著，这大概会受要塞里的炮兵军官欢迎。但是有个魔咒打破不了：生意很差。“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我的生意陷入了悲惨境地，”1785年7月17日她写信哀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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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她不说纳沙泰尔出版社也知道。图书贸易衰退已经严重影响到它的财务状况，到1783年底，它不得不中止支付未偿付的汇票。一群当地的投资人来提供援助，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内，出版社就在新领导班子管理下继续经营——缩小了规模，同时全力以赴消化堆积如山的库存。夏尔梅夫人得知它的困境后，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并重申她对出版社的“信任”，就像她遇到危机时它对她所做的一样：“在贸易局势发生大动荡时，你们也几乎不可能不受牵累。缺乏流动资金，【255】你们［过度］给予别人的信任，贸易阻滞，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你们难免要遭受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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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的信所表露出的谨慎合作的语调，证实了她丈夫夏尔梅创立的生意的特征。他的顾客要什么，他就订购什么，主要是最熟悉的销路稳定的几类书籍。只要他觉得他们有需求，又不冒风险，他也卖少量“哲学书籍”。地方官员会保护他，自己也乐得偶尔从他那里得到几本畅销书。但是，到夏尔梅担任新书商行会的理事时，风险因素增加了。1783年危机爆发后，他坚持谨慎行事的方针，而他去世后，他的遗孀继续奉行同样的方针。事实证明，尽管图书贸易如她所判定的在普遍衰退，但是她很精明，足能把生意维持下去，而且，当贝赞松经受大革命的荡涤时，她仍然在照料她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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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莱帕涅（Lépagnez）(6)是贝赞松第二位最重要的书商，并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贸易中占居第二位。出版社始终是偏袒夏尔梅的，因为他是它的长期伙伴，而且是该市的一流书商。然而，由于贝赞松是如此重要的图书市场，而市场的供应线又把它和纳沙泰尔绑得如此紧密，因此有必要对莱帕涅的生意做专门研究，尤其是因为莱帕涅经常要和法国管理当局过招。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依据游戏规则行事，但是只要能玩得转，他也会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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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第一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是在1777年，正值四开版《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各地书商都抢着征集订户，莱帕涅把他们都甩在身后，他自己印制了征订表，散发征订说明书，在整个弗朗什-孔泰遍地搜罗顾客。最终他征集到390个订户，对一个人口稀少的省份来说，这数量相当可观。1779年12月，他不无骄傲地写道，他已经把市场需求都吸收殆尽了。“由于我把你们这390套四开版《百科全书》洒遍了我们这个小省，除掉零售商贩卖的那些，不可能找到还需要它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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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的成功为他开辟了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大生意的途径。到1777年，尽管夏尔梅还是出版社的首选书商，但是生意的发展进度放缓了，【256】而且他不愿征集《百科全书》的订户，因为据他解释，他宁愿避开那些困扰图书征订业务的一大堆麻烦，如收款问题、交货延迟、顾客不满意产生的各种投诉，其中许多投诉并非没有道理。四开版《百科全书》确实成了一桩争议不断的事业，任何书商都曾经碰到过，然而它也是最赚钱的事业。莱帕涅成为王国内最大的《百科全书》推销商，在贝赞松的13家书商当中，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其实夏尔梅也承认他犯了错误，忽视了市场对《百科全书》的需求。莱帕涅的成功使他非常担忧，以致在1777年6月，他请求出版社重新正式授予他“信任”。尽管夏尔梅仍然是出版社在贝赞松的首要客户，但在1778年，它也开始提高对莱帕涅的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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