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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他大概成功获得了营业执照，因为在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他被列为布卢瓦的“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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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亨利·埃利松（Henri Herluison），《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et libraires d’Orléans），奥尔良，1868，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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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弗夫·夏森格和小波帕伊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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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亨利·埃利松，《关于奥尔良印刷商和书商的研究》，第126—134页；这篇关于库雷的文章是一位显然很熟悉他的同时代人写的，见J. F.米肖和L. G.米肖（J. F. Michaud and L. G. Michaud），《古今全传》（Biographie universelle ancienne et moderne），巴黎：米肖兄弟，1811—1862；还有一篇未注明日期的手稿，“卢瓦雷传记文献”（Bio-Bibliographie du Loiret），是卢瓦雷档案馆的居伊萨尔（Cuissard）好心提供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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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弗夫·拉莫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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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多尔省档案馆，mss. C38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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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尼布拉父子公司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78年12月29日、1780年1月13日、178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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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第十二章 贝赞松：书籍销售最旺的地区【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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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赞松，蚀刻画，摘自《新版法国风光游》，巴黎，奥斯特瓦尔德，1817（Bi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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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从第戎旅行到贝赞松（96公里）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地方，都知道景色变化是多么显著。草地取代了葡萄园，丘陵变成了高山，山谷两旁切成悬崖峭壁，幽深的谷底奔腾着湍急的溪流。我们想象不出法瓦尔热是如何穿越的，【242】这不只是因为他没有描述过，而且他在离开第戎后，就完全停止写信了（他很快就会回到纳沙泰尔，可以就最后一段旅程进行口头汇报）。他的日志显示，他在去贝赞松的途中穿过多勒，然后就沿这条路越过汝拉高原到达蓬塔利耶（62公里），接着从那儿沿着塔威山谷向下，回到纳沙泰尔（58公里）。法瓦尔热孤身一人，骑着马，顶着冬天的头几场暴风雪，跨过道路崎岖的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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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贝赞松后，他便进入了自己熟悉的地域。不仅是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待过，而且因为该市的书商与汝拉山脉另一侧的纳沙泰尔供应商关系密切。贝赞松是一块图书消费的乐土。这里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率高，有一所高等法院以及其他几个法院，有总督府、众多行政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教育机构。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图书销售生意在这里谁都可以做。没有书商行会，从事这种贸易不需要官方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开店，甚至都不需要从学徒干起，只要警察许可就行。报告指出，结果这里就有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图书经销商，他们受教育不够，缺乏资质。他们什么样的书都卖，包括很容易从瑞士弄到的禁书。到1781年，贝赞松有12家书商、4家书商兼印刷商上了《出版年鉴》，对一个有25，000人口的城市来说确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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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贝赞松的图书市场，没有比大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及其妻子的信件更好的资料了。夫妻俩夫唱妇随一起打拼，1783年丈夫过世后，妻子把生意接过来继续做。从1759年到1788年，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联系，共写了179封信，涉及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了解外省书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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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安托万1735年12月8日生于一个书商世家。(2)他的父亲是书商，弟弟让-菲利克斯是印刷商。根据1764年的报告，当时29岁的夏尔-安托万开的书店刚刚破产。五年后，他首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时，他是家族企业“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的成员，向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新印刷厂供应纸张和其他材料。“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也经营小规模的图书生意，自1771年年底，他们开始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订单，从梅西耶的《2440年》开始。【243】到1773年10月，夏尔-安托万在市中心的圣皮埃尔街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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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的信偶尔提到其他的一些供应商，他们大都住在洛桑和日内瓦，但这些信表明他总是喜欢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1782年9月6日，他写道，“我们喜欢和你们出版社做所有生意，我们对你们出版社心怀感激和尊重。”纳沙泰尔出版社之所以博得他的感激，是因为有段时间他重病卧床不起，出版社同意延缓结清他的账目。就在那时他和出版社的董事们有了私交。他常常去纳沙泰尔和他们当面商谈订货，也安排货运路线，包括在蓬塔利耶附近边境的偷运行动。这种访问导致一种近似友谊的关系，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看出来。尽管信件保持了商业信函流行的有条不紊的风格，但是语气渐渐变得亲切热情。1777年3月7日，夏尔梅写信给当时在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仅仅是让他们放心，纳沙泰尔的一切都很好。他刚刚访问了出版社本部，他们的妻子身体健康，极其“亲切、礼貌和热情”地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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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些密切的关系，夏尔梅的信件具有其他大多数书商的商函所缺乏的一个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他订购图书的情况，还反映了他订货所采取的策略——他在进货时评估市场并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所采取的方式。他做生意的指导原则是谨慎。他虽然订过一些禁书，但是只要感觉到有一丝风险，他就会停手，而且他经营的书籍大部分都不是违禁的。对于新版书，订购前他会先尝试读一遍，以便预测什么是能吸引顾客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先在他自己的顾客中进行预订，然后再向出版社订购，他很少大量订购某一种特定的书。“我把销售当作指南针，”他解释说，“我背离它是不可能没有危险的，这就是我不冒一丝风险的原因。”他在早期的信中把自己说成是“小零售商”，尽管法国政府1778年建立本地的书商行会后，他被选为最高官员（理事）。他规避风险，保守地估计市场需求，订购数量从不超过他认为能卖掉的数量。【244】按照夏尔梅夫人（Mme Charmet）所说，他的订货策略是“图书品种要多，而每种图书的数量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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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尔梅的订单作出的统计证实了这句话。尽管对于某种特定的书，他偶尔会为得到免费的1册而订了12册（这是纳沙泰尔出版社对最佳客户的优惠），但他通常都只订6册，如果发现卖得好，就会再订。例如，在订购让利斯夫人的《适用于年轻人的戏剧》（Théâtre à l’usage des jeunes personnes）这部曾经风靡于18世纪但如今已被遗忘的著作时，他从1779年12月到1787年4月，分八次订购了110册。像其他书商一样，为了节省运费，夏尔梅订购的图书品种都很多，以便使货包重量至少能达到50磅。典型的订单如1775年5月29日发给出版社的一份，包含了27种书籍，每种一般是2到6册。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当他觉得某种书籍需求量大时，他才冒险一开始就下大单——而后来又再次订购这种书籍一般就表明他先前的估计是正确的。1781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新书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据称有望成为畅销书。夏尔梅在5月30日订购了100册，6月29日订了50册，1783到1785年间，又在不同的日期订了1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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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夏尔梅的订单逐月进行统计，就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外省首府的图书需求情况。内克的《备忘录》（增补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 Necker］）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居于夏尔梅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随后就是一些从关于路易十五宫廷的毁谤性书籍中挑选的最受欢迎的书，尽管夏尔梅一般避免订购禁书。他喜欢哲学家观点温和的书籍：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以及《理性的历史颂歌》（Eloge historique de la raison），此外还有卢梭的《忏悔录》。他甚至很热切地想订购梅西耶的《巴黎图景》和马蒙泰尔的《印加人》。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体诗、戏剧和寓言在订单中也显得突出，此外还有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3)【245】而夏尔梅的全部订单表明，对历史书籍、游记、几部小说和一些科学书籍的需求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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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般的模式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大书商的订单中都能发现，虽然对个别书籍的需求各家书店会有所不同。夏尔梅的例子不一般的地方，是他在下订单的时候，还对书籍和作者进行评论。他和许多书商一样，抓住机会利用读者对凡尔赛宫廷内部生活的好奇来牟利，尽管他不会冒险，也不想让他的书店充斥粗俗的毁谤书籍。1775年9月30日，他写道：“如果你们邮寄给我……两本八开版的《路易十五回忆录》，让我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书，我将不甚感激。如果是本好书，并且有可能卖得好，我就订购100册。但是，如果它和《杜巴丽夫人轶事简编》（Précis de Mme du Barry）（有关路易十五的情妇的一种毁谤性传记）是一路货色，那订购12册就够了。”显然他觉得《路易十五回忆录》还不错，值得向他的读者推荐，因为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书发运给他时，他抱怨说：“我每天都因为《路易十五回忆录》被顾客吵得焦头烂额，这都怪我过早地跟他们提到这本书。”夏尔梅还认定《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是一本潜在的畅销书。但是这本书在出版商兼批发商一层需求就特别大，因此出版社无法充足供应。两周后，他们给他发了26册，但是他还要26册，抱怨说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弄到货了。缺货，出版社解释说，他们跟另一家出版商做过一笔交易，要按折扣价购买200册，但是此人违约了，为了赚快钱要留着自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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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夏尔梅的估计，通过市场对毁谤性书籍的需求来争夺利润的热情，在1781年后期开始减退。他劝纳沙泰尔出版社印刷四卷本的新版《秘史》（Chronique scandaleuse），即《英国间谍》，即使它已经不再是抢手货。“这本书不错，但销量开始下降。25册对我来说足够了，这里已经卖了100册。但是《英国观察家》（L’Observateur anglais）、《作为法国文人共和国史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法国间谍》（L’Espion français），以及这最新的一本——都属于有关同一话题的著作，读者们已有充足的产品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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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探测到读者对严肃政治书籍有需求，尤其是对与雅克·内克和他在1776到1781年间作为财政大臣所采取的措施有关的论战性书籍有需求。【246】他获得了100册内克关于国家财政的特别的公开报告《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这本书在1781年1月引发了论战。（对他在出版社的订单进行统计时没有看到这一项，因为是出版社通过和贝赞松的另一位书商莱帕涅达成的交易间接发给他的。）内克写这篇报告是一波宣传攻势的一部分，旨在呼吁人们支持他的措施。他以官方授权的形式，出版了一个附有两幅地图的精美版本，而且为了促销，他把价格限制在3锂以下，同时命令严厉打击盗版。不出所料，包括纳沙泰尔出版社在内的盗印者，立即开始出版竞争的版本，而且在内克于1781年5月19日被解职后爆发的论战期间，继续重印支持和反对他的小册子。当出版社在1781年5月提议供应大量《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时，夏尔梅立即下单订购100册，而且在这一年剩余的时间内，密切关注小册子发表的情况。他向出版社报告说，一本反内克的小册子，《卡拉乔利侯爵先生致达朗贝尔先生的信》（Lettre de M. le Marquis de Carraccioli à M. d’Alembert）以手稿形式流传，在贝赞松激起了广泛的兴趣。他建议他们赶快出一版，因为“此时正是销售它的好时机”。出版社照做了，他立即抢购了100册。他怂恿出版社重印其他小册子，包括《评论集》（Les Comments）和《一位朋友致内克先生的信》（Lettre d’un ami à M. Necker），以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相同的版式出版，以便两者可以一起售卖。1781年10月9日，出版社询问他内克三卷本著作集的低价重印版的出版前景，当时让-弗朗索瓦·巴松皮埃尔正在日内瓦印刷这部著作。夏尔梅劝止了，因为它在贝赞松市场上似乎已经饱和。出版社最终放弃了这项计划，但它向夏尔梅提供了19册《赞成和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显然是它通过交换从巴松皮埃尔处弄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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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要靠从夏尔梅和几位他们最信任的书商那里获得的情报来选择要盗印的书籍。例如，1781年6月，它为想盗印的两部著作征询了夏尔梅的意见：德利尔·德萨尔（Delisle de Sales）（笔名是让-巴蒂斯特-克洛德·伊索阿尔［Jean-Baptiste-Claude Isoard］）的《自然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nature）和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247】由于遭到法国政府禁止，这两部著作已经变成潜在的畅销书，正在许多地方重印。出版社问他，市场能否支持各出一种新版？夏尔梅劝说出版社放弃《自然的哲学》：“我认为随着总体上对所有哲学书籍的需求下降，市场对此书的需求也已经大大下降。过去一年时间里很少有人要买这些书。”但是雷纳尔的著作不一样，“至于出雷纳尔神父的新版的事，从你们的计划看，我觉得很好”。但直到几乎两年以后，出版社才出了自己版本的雷纳尔著作。其间，夏尔梅继续向纳沙泰尔的朋友们提供有关其他重印书籍的报告，尤其是1781年洛桑版的《哲学和政治史》。他还寄了几套给他们，以便他们可以及时在印刷厂开印，击败他们的竞争者。1777年2月和3月，他向他们提供了两部潜在的畅销书，《印加人》和非常受欢迎的博马舍的整套《审判备忘录》，这部著作记载了博马舍和路易-瓦朗坦·哥士曼打官司的经过，这场官司是在莫普1771年为取代巴黎高等法院而创立的高等法院里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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