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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第一次提到丈夫生病是在1781年9月25日，当时他刚出差回来，先后去见了瑞士的供应商和弗朗什-孔泰的客户。他恢复得很好，可以继续写信了，并且在随后12个月里继续出差。但是在1782年9月6日，夏尔梅夫人报告说，一周前他出差回来，“病得很厉害，在旅途中突然发作。他想战胜疾病，但还是被它击倒了。他对自己照顾不周，一些药又没有效果，使病拖久了，成了沉疴痼疾。我希望他会痊愈，但是这肯定需要很长时间”。出版社写信表示同情，而在10月2日的一封信中，夏尔梅夫人回信说，情况似乎在好转：“我们都很快乐，只是受了一场惊吓，失去了一些时间。”然而，到11月3日，她丈夫的病再度复发，卧床不起了，再也照顾不了已经每况愈下的生意。出版社伸出援手，允许他们延缓偿付债款，还推荐了某种药物治疗方法，那是他们在贝赞松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提供的。11月15日，【253】夏尔梅夫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说她没有放弃希望，尽管夏尔梅已经卧床三个月，而医生们的预测也矛盾百出。她写道，出版社的宽宏大量，“让他对您和你们所有人都感激涕零。……此时此刻，他几乎连名字都不能签了”。六周后，1783年1月2日，夏尔梅去世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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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9日，夏尔梅夫人清算了财产，恢复了通信。她写信给出版社说将靠自己一人来做生意，并且会通过勤奋工作来还清积欠的债务。出版社不仅请她节哀，还在生意上正式给予她“信任”，再次延长她的偿债期限。从此时起，她的信显示，她又一心扑到了书店的生意上，又是了解顾客需求、订购书籍，又是疏通关系让货物通过检查，并提供有关跨境偷运书籍的风险的机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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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的头几个月，夏尔梅夫人特别想从读者对米拉波的两部毁谤性著作——《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我的转变》——的需求中获利。她对它们的出版情况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复杂的故事，牵涉纳沙泰尔的福什家族的内部争斗。它们最初就是由福什家出版的，后来在洛桑被盗印，制造了一版廉价的重印本。她的所有书籍都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正如她保证的，它是她的“首选”货源。可是，出版社要把自己的货源从相互纠缠不清的瑞士出版商中分离开来也不容易。这些热销书籍在运到夏尔梅夫人手中之前，贝赞松的其他书商就已经设法抢在她前面进到货了，所以她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抢占市场。她希望在一本同样畅销的书上有好运气，即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日内瓦传来情报，说有一版正在洛桑印刷，她写道；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货运给她，它一定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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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紧盯着最新消息，而且像她丈夫以前所做的，把专门为由最密切的“信任”纽带联结起来的通信人所留下的内部情报传给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7月，她警告出版社，法国当局正计划取缔跟纳沙泰尔之间的贸易，因为当局逮捕了米拉波著作在法国的发行人雅克·马莱（Jacques Mallet），【254】他在巴士底狱受审时，供出了纳沙泰尔出版业的全部情况。(5)正如第二章所言，福什长子公司这家出版商是一家不可信任的企业，它由萨米埃尔·福什的儿子若纳斯·福什创建，而萨米埃尔曾是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一个创始合伙人。萨米埃尔在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其他合伙人发生争论后，另起炉灶，而若纳斯在和萨米埃尔争吵后也分道扬镳。纳沙泰尔的出版商之间的长期不和，让法国当局钻了空子，捣毁了供应链，因为这些出版商为了把书籍运到贝赞松，采取的是同一条穿过汝拉山脉的路线。如果一家出版商的货物被没收，其他所有出版商也就跟着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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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之间的争吵，偶尔的货物损失，都是还可以承受的风险。但是，1783年的命令改变了贸易的基础条件。这条命令要求，所有进口书籍都要在巴黎书商行会通关。因此，从纳沙泰尔运往贝赞松的货物就得绕道，运费高得令人无法承受，除非纳沙泰尔出版社能够找到一条实用的偷运路线。它始终未能找到这条路线，但还是设法给夏尔梅夫人运去了几批货。她抱怨说，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得不如其他供应商，那些供应商莫名其妙地就能成功，至少是不定期地，打破常规把货送到。对于她来说，她拒绝冒任何风险。她报告说，市场对某些类书籍的需求居高不下，如涉及行政事务的书，会让与贝赞松高等法院有联系的律师和法官感兴趣。她还报告说，杜尔哥的遗作会畅销，而且非常希望弄一些腓特烈二世的著作，以及一本算术论著，这大概会受要塞里的炮兵军官欢迎。但是有个魔咒打破不了：生意很差。“到现在已经有段时间了，我的生意陷入了悲惨境地，”1785年7月17日她写信哀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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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她不说纳沙泰尔出版社也知道。图书贸易衰退已经严重影响到它的财务状况，到1783年底，它不得不中止支付未偿付的汇票。一群当地的投资人来提供援助，在这十年的剩余时间内，出版社就在新领导班子管理下继续经营——缩小了规模，同时全力以赴消化堆积如山的库存。夏尔梅夫人得知它的困境后，写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并重申她对出版社的“信任”，就像她遇到危机时它对她所做的一样：“在贸易局势发生大动荡时，你们也几乎不可能不受牵累。缺乏流动资金，【255】你们［过度］给予别人的信任，贸易阻滞，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你们难免要遭受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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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梅夫人的信所表露出的谨慎合作的语调，证实了她丈夫夏尔梅创立的生意的特征。他的顾客要什么，他就订购什么，主要是最熟悉的销路稳定的几类书籍。只要他觉得他们有需求，又不冒风险，他也卖少量“哲学书籍”。地方官员会保护他，自己也乐得偶尔从他那里得到几本畅销书。但是，到夏尔梅担任新书商行会的理事时，风险因素增加了。1783年危机爆发后，他坚持谨慎行事的方针，而他去世后，他的遗孀继续奉行同样的方针。事实证明，尽管图书贸易如她所判定的在普遍衰退，但是她很精明，足能把生意维持下去，而且，当贝赞松经受大革命的荡涤时，她仍然在照料她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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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莱帕涅（Lépagnez）(6)是贝赞松第二位最重要的书商，并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贸易中占居第二位。出版社始终是偏袒夏尔梅的，因为他是它的长期伙伴，而且是该市的一流书商。然而，由于贝赞松是如此重要的图书市场，而市场的供应线又把它和纳沙泰尔绑得如此紧密，因此有必要对莱帕涅的生意做专门研究，尤其是因为莱帕涅经常要和法国管理当局过招。他是一位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依据游戏规则行事，但是只要能玩得转，他也会打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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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第一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通信中是在1777年，正值四开版《百科全书》的投机生意如火如荼的时候。各地书商都抢着征集订户，莱帕涅把他们都甩在身后，他自己印制了征订表，散发征订说明书，在整个弗朗什-孔泰遍地搜罗顾客。最终他征集到390个订户，对一个人口稀少的省份来说，这数量相当可观。1779年12月，他不无骄傲地写道，他已经把市场需求都吸收殆尽了。“由于我把你们这390套四开版《百科全书》洒遍了我们这个小省，除掉零售商贩卖的那些，不可能找到还需要它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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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的成功为他开辟了和纳沙泰尔出版社做大生意的途径。到1777年，尽管夏尔梅还是出版社的首选书商，但是生意的发展进度放缓了，【256】而且他不愿征集《百科全书》的订户，因为据他解释，他宁愿避开那些困扰图书征订业务的一大堆麻烦，如收款问题、交货延迟、顾客不满意产生的各种投诉，其中许多投诉并非没有道理。四开版《百科全书》确实成了一桩争议不断的事业，任何书商都曾经碰到过，然而它也是最赚钱的事业。莱帕涅成为王国内最大的《百科全书》推销商，在贝赞松的13家书商当中，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其实夏尔梅也承认他犯了错误，忽视了市场对《百科全书》的需求。莱帕涅的成功使他非常担忧，以致在1777年6月，他请求出版社重新正式授予他“信任”。尽管夏尔梅仍然是出版社在贝赞松的首要客户，但在1778年，它也开始提高对莱帕涅的信用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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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头几封信几乎全是谈《百科全书》的事，但是到1778年，他帮助出版社促成了几批货物的运输，并向它报告了政府根据1777年法令整顿图书贸易的计划。1778年春季，在一次去巴黎出差期间，他试图了解该法令在贝赞松的实施方式。在5月11日写给出版社的信中，他报告说，负责图书贸易的官员勒卡米·德内维尔召见他讨论形势：“这次接见之后，这个官员对我有了好印象，他的门始终向我敞开。所以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人们可能会考虑到他说的话有很多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内维尔打算把他用作自己设立新书商行会的一个工具，似乎也是有可能的。而莱帕涅也反过来利用从内维尔那里得到的情报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邀宠。按照他的说法，他们达成了谅解；作为个人的好意，内维尔同意将新书商行会的建立推迟20到30天，以便让他有时间赶回贝赞松，把他自己的盗版书籍都打上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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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传递这个内部情报不只是要满足纳沙泰尔人的好奇心。他同时也敦促他们把盗版书尽可能多地发运给他，以便能在恩惠期结束之前，把这些书都打上印记——“机不可失啊”。由于行动快，并佯称这些书都是他库房里积存下来的，这样他就能让大量非法书籍披上合法外衣注入他的生意，不会冒任何风险。【257】这可能只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也有可能让他成为瑞士一家主要供应商的优惠客户；而且在书商行会建立后，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借助其他手段来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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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未能利用这个机会之窗——或许是因为当时出版《百科全书》太忙，但在1778年7月，它问是否还有可能发货过去让它们在新书商行会打上印记。莱帕涅回答说，太迟了，新的图书检查官不久前已到任，带来了建立书商行会的命令，而贝赞松高等法院预计就要在近期将这些命令注册，完成正式手续。莱帕涅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了规避一切风险的决定，但到1779年底，他又开始定期地向出版社订货了。他也从其他瑞士出版社进货，主要是从日内瓦出版社进货。日内瓦出版社卖给了他大量的卢梭著作，都是在卢梭逝世后出版的纪念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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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做生意，一边逐渐确立了互信关系。其间，每当出版社的货物在贝赞松通关需要他帮忙时，他都随叫随到。1780年1月，他作为夏尔梅的副手，在书商行会里担任了一个官职。他和夏尔梅既竞争也合作，而根据莱帕涅的信判断，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些信大多只谈及订货和支付。他偶尔也就市场对个别书籍如罗齐耶神父（Abbé Rozier）《关于物理学、博物志和艺术的评论的导论》（Introduction aux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sur l’histoire naturelle，et sur les arts）的需求发表看法：“这是一本好书，它会畅销的。”在1780年的后几个月，他的调子变得越来越悲观。7月，他抱怨说图书市场开始衰退，他把它归咎于北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低迷。8月，他看上去更不开心了：“请不要认为我在这里做着大图书生意。我向你们发誓，过去这两年，除了《世界史》（L’Histoire universelle，雷纳尔神父等人著）、《教会史》（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约翰·洛伦茨·冯莫谢姆著）、法国天主教会的历史、旺斯版《圣经》、《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著作，什么书都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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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畅销书的出现使衰退局势缓和了一些，这些畅销书谈的都是时事，如内克那个有争议的内阁。【258】纳沙泰尔出版社提议向莱帕涅提供1000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书在1781年3月正在印刷。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你提到的四开版，如果印得快的话，肯定非常畅销，因为我们从巴黎一本都搞不到，那里的人都把它抢光了。……不过我们接到命令，严厉禁止盗版。”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所能来掩饰盗版，它完全复制了巴黎版，但是未能精确复制地图，而且货也到得迟。莱帕涅抱怨交货迟，地图复制得也不精确，他断言这会给他招来欺诈的恶名。“我们在这里会被看作江湖骗子。……你们真害人。”因此他拒绝接受货物。他最终卖了几册，但是以出版社委托发行人的身份出售；出版社也没有反对，因为需求依然强劲，它很容易把书推销给其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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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原指望靠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大赚一笔，结果却更加让他失望。5月29日，出版社提议发400册《备忘录》让他和夏尔梅联合销售。然而，当出版社的信到达贝赞松时，莱帕涅正在巴黎出差。看店的店员擅自决定销售200册，并写信给莱帕涅说不久就要到货。莱帕涅便安排在巴黎销售它们；但当他回到贝赞松时，得知出版社已经把400册书都运给了夏尔梅。他以为出版社和夏尔梅在背地里做出安排，要把他挤出市场，于是给出版社写了封愤怒的抗议信。出版社为自己辩解说，它从未得到他打算销售200册的确认；于是互相指责的信就在贝赞松与纳沙泰尔之间来回传递了好几个星期，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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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法国习语所说，“生意归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交易继续进行，而且莱帕涅，以及夏尔梅，都继续帮助出版社的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1781年11月，出版社请求他们协助，让一批被书商行会的检查官没收的新教版《圣经》获得放行。12月，他们请莱帕涅转运一批梅西耶的《布莱港的哲学家》（Le Philosophe du port-au-bled），他答应了。【259】但是他在1782年1月写道，他不能再干这种事了，因为他作为书商行会官员的任期已经结束。不过他又补充说，夏尔梅还将继续担任两年多的理事。“我确信，他会尽其所能为你们服务，只要他不使自己受到牵累，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新的命令，现在要帮你们的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莱帕涅和夏尔梅之间尽管有商业竞争，但在贝赞松书商们面对新书商行会的刁难寻求自保的努力中，他们是通力合作的——而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把这个新书商行会直接拿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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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783年1月5日，莱帕涅写信说，他刚刚参加了夏尔梅的葬礼。信中他还用非常婉转的语气表示，他希望接替夏尔梅成为贝赞松最受纳沙泰尔出版社青睐的零售商。实际上如前所说，夏尔梅的遗孀在继续做生意，而且出版社也支持她，延长了一些债务的偿还期限。但是出版社继续与莱帕涅维持良好关系，而他也不得不再次同意帮他们发给其他书商的货物在书商行会通关。他可以确保不让它们受到检查，而且一旦通过就把它们转运给出版社在贝赞松的货运代理商阿道夫·韦尼（Adolphe Veny），此人就在一个叫“三王”（Aux Trois Rois）的客栈操作。韦尼声称他有70匹马可调用，而且能把货物运到凡尔赛（凡尔赛宫及其外围建筑当时是运往巴黎的非法图书的一个巨大集散地），而不用经过第戎和特鲁瓦，那两个地方都是警察的前哨站，很危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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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在1783年写的许多信谈的都是这项货运安排。一旦这些安排就绪，纳沙泰尔出版社就开始让他们的大宗生意流经贝赞松，希望利用莱帕涅-韦尼组合来开启整个法国北部的市场。法瓦尔热2月份到访贝赞松，答应以每个货包7锂10苏的价格为莱帕涅的服务付酬。到3月16日，莱帕涅已经让五个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可是韦尼却找不到马车夫来运货。尽管韦尼吹嘘他有马，可他跟马车夫谈不拢。他常常拒绝偿付他们的费用，因为根据莱帕涅的说法，韦尼自己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他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出版社听从莱帕涅的劝告，把生意转给了韦尼的一个竞争对手，一位名叫佩谢（Péchey）的货运代理商，他答应偿付把货包从纳沙泰尔运过来的马车夫们的全部费用，并按固定价格把货包转运到法国北部的目的地。【260】(8)经过这番调整后，这个系统运行良好——直到1783年6月的灾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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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一听说政府下达了命令，要所有进口书籍都必须送巴黎书商行会检查，就赶紧写信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纳沙泰尔出版社。他解释说，作为对他的特别照顾，弗朗什-孔泰总包税所的主管决定暂缓执行这道命令。这就让出版社有了经蓬塔利耶抢运一些货包到贝赞松的时间，而他可以在贝赞松让这些货包通过书商行会。就像1777年法令发布时的情况一样，莱帕涅想利用内部情报牟取一点短期利益，同时进一步讨好出版社。他就是个有空儿就钻、诡计多端的人，而且通常都能侥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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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不行了。6月中旬，七个货包运到了贝赞松，但另一批货却遇到了大麻烦。出版社一位名叫费努耶（Fenouillet）的职员从纳沙泰尔一路跟随这批货，与此同时，莱帕涅也匆匆赶往蓬塔利耶跟他碰头，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惜事与愿违。因急于保障货包的安全，费努耶雇了个马车夫连夜把它们从蓬塔利耶拉到了贝赞松，没有履行通常的海关手续。按照正规的程序，费努耶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把货包交给海关官员，他们会把它们打上铅封，并附上一份货物通运准单，接着货物会在莱帕涅的帮助下通过贝赞松书商行会的检查，然后那个货物通运准单就会得到处理。让莱帕涅倒霉的是，这批货可以通过它的提货单来识别，原来的车夫在返回纳沙泰尔之前，已经把提货单交给了海关官员，而上面清楚地写着书籍是运给莱帕涅的。海关官员一发现货物在夜色掩护下被非法转运了，就立刻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去扣留。莱帕涅万分惊恐，感到自己就要被指控为走私共犯了。幸好那些货包碰巧没有夹带任何禁书，但饶是如此，这种欺诈行为也许仍足以毁掉他在当局眼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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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的阴云笼罩下，莱帕涅从蓬塔利耶一连写了三封绝望的信给出版社。他抱怨说，关于这次夜间非法运货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人尽皆知了。走在大街上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蓬塔利耶的海关领导已经给总包税所的六个办事处发了通知函，【261】不仅把莱帕涅说成是原定的收货人，还把他说成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欺诈案的共犯。出版社的那个白痴职员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更糟糕的是，莱帕涅在后面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已有几周时间不敢回贝赞松，因为担心一封逮捕他的密札就要发出。他预料政府至少会禁止他继续做书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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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在回信中说，局势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他肯定是反应过度了。他立即回信说，出版社还没弄明白，这场危机有可能结束他的从商生涯，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让他觉得好像“我谈论的是教皇，您在回信中谈论的却是伊斯兰国家大臣的后宫”。幸好，夏尔梅和莱帕涅的一个店员设法用合法书籍换掉了货包中包含的两种盗版书。莱帕涅转危为安，恢复了生意，但他后来在信里强调，他决不再帮出版社处理货运了。“我再也不做任何货运代理了，再也不以任何方式让自己受到牵连。我和灾祸擦肩而过，无论如何不能再以身犯险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只要［1783年6月12日的］严酷命令还在执行，我就不能跟你们下订单。”这条命令一直没有废止，所以莱帕涅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发来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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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的全部订单所显示的他的一般贸易模式，跟他的信函的所有主题都是相符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在需求最大的书籍清单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人们对内克内阁的兴趣达到顶峰之际，莱帕涅为获得与之相关的书籍所做的努力。他还两次下单订购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他征集99个《百科全书》订户也是类似的趁热打铁之举。（其实，这99个订户是莱帕涅征集的360个订户的头一批，最终记在了四开版《百科全书》联营出版项目的账上，因而不代表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单边贸易，也就没有出现在他的“畅销书单”上。）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他的订货和其他外省书商的订货类似。他似乎并没有大量经营非法书籍，即使他情愿帮助出版社偷运，让它们在书商行会通关。他订购了一些词典、游记，以及有关像共济会和巫术这类主题的小册子。【262】一些启蒙哲人的名字——卢梭、伏尔泰和孔狄亚克——也出现在订单中，但他们的著作他要的都不多。相反，他喜欢流行小说和纯文学作品，如梅西耶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德利尔的诗，以及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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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莱帕涅的订单中只能看到他在较短时期内的生意情况。但他的卷宗中的资料为夏尔梅的卷宗中更广泛的资料提供了补充。把两位书商的资料结合起来，他们的订单和关于图书贸易的评说就给出了旧制度最后十年里一个外省首府书籍需求的全貌。信件的链条一直延伸到1788年10月。不过到那时，纳沙泰尔和贝赞松之间的通道已经停止了有效运作，法国大革命已开始聚集它的动能，书籍史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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