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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夏尔梅的卷宗称他为“大”夏尔梅，没有给出他的名字。我首次发表关于他生意的叙述时，错误地假定他是让-菲利克斯·夏尔梅，在《出版年鉴》上被列为“印刷商兼书商”，而不是只被列为“书商”的夏尔-安托万·夏尔梅。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纽约：Norton，1996，第32—39页。贝赞松市档案馆的埃韦·勒科尔（Hervé le Corre）好心提供给我的资料显示，大夏尔梅是夏尔-安托万·夏尔梅。他的弟弟让-菲利克斯·夏尔梅是一位印刷商，根据1764年对印刷商和书商的调查报告，他印制宗教仪式用书、历书和贝赞松律师的法律简报（详情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贝赞松的资料）。让-菲利克斯在他的印刷厂出售自己的产品和其他材料，主要是宗教小册子。第三章说明过，外省的印刷商常常开展零售的小生意，适合当地市场，但是不在通常的图书贸易中流通。尽管书籍史学家通常主要关注与启蒙运动有关的书籍和其他各类流行书籍，但是他们从不否认每日祈祷书、宗教书籍、年鉴、历书、廉价畅销故事书和其他所谓大众书籍的广泛传播。例如见罗贝尔·芒德鲁，《论17和18世纪的通俗文化》，巴黎：Stock，1964；利斯·安德里埃，《蓝皮丛书：沿街叫卖的书籍》，巴黎：Robert Laffont，2003；弗朗索瓦·菲雷及其他人（François Furet et al.）编，《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两卷本，巴黎：Mouton，1965，1970；和菲利普·马丁，《一种书籍的宗教（1640—1850）》，巴黎：Cerf，2003。西蒙·伯罗斯在一篇关于夏尔梅的文章中详述了这类宗教书籍，参阅“文化和书籍监管：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地下书籍、非法书籍和通俗读物”（Culture and the Book Police：Clandestinity，Illegality，Popular Reading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ance），2015年5月12日在H-France网站上发表，见www.h-france.net/rude/rudevolvi/BurrowsVol6.pdf。出于某种原因，伯罗斯把我关于夏尔梅的早期著作看作对一个胆大妄为、专营禁书的书商的“高度令人误解的”叙述，尽管几年前我在我的网站上发表过关于夏尔梅的论文，强调他是个谨慎的书商，他的生意中经营禁书的部分比重较小。伯罗斯的解释把夏尔梅说成是一个绝对专营宗教书籍的书商。然而，遗憾的是，他搞错了，他研究的对象是印刷商让-菲利克斯·夏尔梅，而不是书商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因此得出的结论与证据给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伯罗斯利用书商在为符合1777年8月法令把他们的盗版书籍打上印记时，官方对书店的检查记录，得出了不令人意外的结论，称让-菲利克斯经营大量宗教书籍。他发现我研究的对象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根本没有打上印记的存货书籍。此外，贝赞松唯一的另一位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大量生意往来的重要书商小莱帕涅，在他打了印记的存货书籍中，宗教书籍只占5%。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生意规模小的地方书商，其经营范围很小，仅限于卖些宗教图书和应时印刷品，流行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谓“普通版图书”［trade books］）的销售生意则由他们镇上大量订购书籍的一两位书商去做。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启蒙运动研究的普及与混乱”（Diffusion and Confusion in Study of Enlightenment），将由H-France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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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贝赞松市档案馆，GG189，f.28。感谢埃韦·勒科尔把这份资料提供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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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上，如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与货运登记簿”显示，夏尔梅在访问出版社期间订购了更多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商在靠近纳沙泰尔的地方亲自下这种订单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出现在书商的信函中。遗憾的是，“订单与货运登记簿”只涵盖了1774年至1784年这一时期；而出于保持一致的原因，我只汇总了从书商的信中得到的数据。因此，结果不完全符合夏尔梅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全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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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赞松市档案馆，GG237，f.2。埃韦·勒科尔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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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莱悔过书的手抄本以及他案件的背景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马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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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莱帕涅在他信上的签名是“小莱帕涅”，没有名字。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列了两位名叫莱帕涅的书商，克洛德-约瑟夫和多米尼克，但是没有指明哪一位是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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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尼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12月31日，而韦尼与出版社的合同签订日期为1782年2月4日，其中包含了所采取的货运路线的详细情况，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韦尼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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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佩谢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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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第十三章 纳沙泰尔：书籍需求的概况【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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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纳沙泰尔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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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湖和城市风景”，套色雕刻画，尼古劳斯·施普荣格林作，约17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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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的法国之行没有正式的终点线。他在1778年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一天回到了纳沙泰尔，过程平淡无奇——没有仪式或庆典，只是有可能和出版社的职员们一起开个会，然后跟家人碰上几杯酒。我们已经花了五个月，天天跟在他后面，走过了1900多公里，而此时此刻还很难和他道别。不过，除了在其他一些地方散落的参考资料之外，档案文献到此就告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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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对出版社的董事们做了个全面汇报，这是十分有可能的。他的三年任职合同将在一年后的1779年12月1日到期。届时，他很可能会得到6个路易（144锂）的红利，是出版社为他的良好业绩而发的奖金。如第一章指出的，1782年和1783年他为出版社出了两次短差，到1784年，出版社的档案中就没有他的信了。查询纳沙泰尔州的公证档案，我们发现了一些补充资料。1779年12月6日，法瓦尔热与位于纳沙泰尔以东30或80公里的伯尔尼州阿尔堡村的玛丽-伊丽莎白·阿福尔特（Marie-Elisabeth Affolter）结婚。让-弗朗索瓦的兄弟萨米埃尔也在那时结婚。在同时举办了婚礼之后，兄弟俩很可能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因为在1782年12月13日，他们一起购置了一小块葡萄园，一年后他们合作偿还了另一个兄弟路易的债务，路易是个钟表师傅。公证文件显示萨米埃尔在1782年是个“面包师傅”，但后来便以“食品杂货店老板”的身份出现了。他和让-弗朗索瓦曾在1776年7月13日联手做起食品杂货供应商的生意，同时让-弗朗索瓦也受到了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雇用。【264】为了支持生意，他们在1776年和1777年间陆续贷了一些款，最后的贷款总数是840锂。因此，很有可能就是在进行了这项生意投资之后，让-弗朗索瓦继续为出版社工作到1783年的某个时候，然后就做了他弟弟的专职合伙人。1784年9月28日，出版社写信给他们在里昂的前任货运代理商克洛代兄弟，说“法瓦尔热先生已经不在我们出版社了。他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公司名称是［S？］和J. F.法瓦尔热公司”。法瓦尔热在早期文献中出现时，名字后面没有附上“商人和老板”这样的职业名称——就是说，他当时还不是纳沙泰尔市民阶层的成员，还不是一个有公民权的生意人。1795年，他花了72金路易（1728法国锂）购置了一块面积相当大的葡萄园，他的社会地位看来有所提升，有了一个“批发商亦即本市有产者”的头衔。1796年11月30日，档案中最后一次提到他时，他在繁华的洛皮塔尔大街拥有一幢房屋，价值6000锂。他有个儿子，也叫让-弗朗索瓦，出生于1780年9月26日。档案没有提到他何时去世。根据档案所披露的情况，法瓦尔热很可能就是利用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当职员时所获得的商业悟性，在纳沙泰尔中产阶级之中的某处创立了一段成功的商业生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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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瓦尔热的旅行既然已经结束，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在送他踏上他的法国之行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书籍究竟有怎样的需求？正如沿途情况所示，仔细研究一下他所遇到的那些书商的生意，就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然而，在能够综合这些个案研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得不再提出一个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能不能反映总体的图书贸易状况？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这样的档案了。然而，尽管它们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它们提供的终究只能是一管之见。而其他的研究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没有完整可靠的原始史料，对19世纪以前欧洲任何地方的书籍出版发行情况进行统计，都是极其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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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只有少量新出版的书籍在英国书商公会注册登记。在德国，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书市的书目把大量流行书籍以及南方和天主教地区的大部分书籍都排除在外。而在法国，官方记录在好几个方面都有误导性。比如，要求获得图书专卖权的登记把所有未提交给审查官要求正式批准的书籍都排除掉了，【265】而提交上去请求其他类别的许可——“默认许可”（permissions tacites，经被审查官批准，但是没有正式专卖权，而且出版地址通常是假的，让人觉得它们是在法国以外印刷的）和“官印许可”（permissions de sceau，允许出售，但是没有任何专卖权保证）——的书籍记录，并不指明实际印刷的是什么书，印数是多少，更不要说销量了。此外，在法国以外印刷而在王国内出售的书籍，其数量之庞大简直无法估计。我推测，在1769到1789年间，它们至少占据着图书发行量的半壁江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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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占这么大的比例？审查官的批准和专卖权的授予，并不只是证明一本书不含冒犯宗教、国家、道德或某位要人的名望的内容，它还是国家对书籍的质量——包括书籍的风格、内容和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认可标志。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书报审查制度渐渐放松了。但是，即使想获得默认许可，也要花钱、花时间，费力费神。巴黎书商行会会员拥有全部现有专卖权中的大部分，【266】而国家也用警察行动强化着他们的垄断——不只是在巴黎，在远如马赛这样的城市也是如此，法瓦尔热就发现那里的书籍检查官是个残酷的暴君。几位外省书商，包括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其中有的出版原版书，如马赛的莫西、尼姆的戈德、波尔多的贝尔热雷和奥尔良的库雷，有的则秘密地投机盗版，尤其是在里昂，胆大的约瑟夫·迪普兰就是在那里异军突起，突袭了巴黎书商的市场。1777年的改革有意要对图书贸易作出有利于外省书商的公平调整，并的确让外省书商有了重印专卖权已过期的书籍的权利，但是这些改革并没有改变出版业，而且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甚至在贝赞松的新书商行会都是如此，夏尔梅和莱帕涅在那里尽一切可能帮助纳沙泰尔出版社推销书籍。在法国国内，巴黎书商行会仍然在一手遮天，直到大革命爆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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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限制和费用，许多作家都宁愿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印刷他们的著作，如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就是如此，我们从法瓦尔热的整个法国之行中看到，梅西耶的著作就像香喷喷的薄煎饼一样热销。这些外国出版商煞费苦心地开发了一套在王国内销售的发行系统，利用像费弗尔和雷沃尔这样的货运代理商，让书籍绕过边境的海关官员和像里昂、尼姆和波尔多这些重要的发行中心的书商行会。这些像雨后春笋一样在法国周围出现的外国出版社，印刷了启蒙运动的几乎全部著作，以及其他无法通过审查的所有书籍。但是，他们赚的钱，大部分还是来自盗版，因此激怒了原版专卖权的拥有者，而他们几乎都是巴黎书商行会的书商。（在1777年改革以前，作家不能自己售书，之后也很少有人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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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外省书商都是外国出版商的天然盟友，而这主要是经济因素所致。他们能以低价弄到盗版书，而原版书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印刷，故价格较高。占印刷成本的一半或以上（取决于单次印数的多少）的纸张，在国外要便宜一些，而且盗版出版商不用购买作者的原稿就能大量印制廉价版本。【267】当然，他们要解决把书籍偷运到法国的问题，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圣叙尔皮斯的默龙兄弟和蓬塔利耶的费弗尔的关系，展示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过他们也可以在大多数书商行会里找一些书商当盟友，如贝赞松的莱帕涅和拉罗谢尔的帕维，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偶尔也会失误，但这个非法发行系统还是把相对便宜的盗版书提供给了法国外省各地的广大读者。这种基于盗版书和未经审查的书籍版本的出版业，在1750年就已经发展成一个重要产业，令王国的政府官员十分头疼，他们哀叹真金白银都流进了外国制造商的腰包。在连接供需方面，非法发行系统胜过了那套面向上层的、以巴黎为中心的和基于书商行会的发行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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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应如何估量呢？我通过汇编纳沙泰尔出版社文件中的资料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唯一一家几乎完整地保存着从那个时期起的全部档案的出版社。该出版社的文献资料以两种方式反映了市场对图书的需求：首先，通过从1769到1789年间寄自几乎法国所有城市的附带订单的信件；其次，通过各种账簿，出版社职员在上面记录了订单和为完成订单而发运的货物。我在研究助手的帮助下，经过最近15年的努力，挑选出纳沙泰尔出版社最重要的客户的样本，抄录他们的信件，根据他们的订单作出了汇总统计，添加了从图书贸易中间商的卷宗得来的副本，绘制了贸易路线图，提供了各个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资料，并对所有原始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读者可以通过网站robertdarnton.org对这套资料进行详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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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资料非常翔实，但是它们几乎完全出自一个来源，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所以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是：一家出版商的贸易能否充分反映读者对当时几乎所有法语书籍的需求。通向答案的途径又引出两个更深一层的问题：出版商如何出版书籍，书商又如何订购书籍？两个问题都涉及近代欧洲图书生意某些有别于当今出版业的关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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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很少出原版书，除非作者自费委托。它重印——或者像原版出版商所说的“盗印”——那些已经畅销的书籍。在挑选这些书籍时，【268】它细心研究了市场，并根据它每天从庞大的通信网络获得的信息来选择。它也听取零售书商关于需要重印什么书的建议，这些人是根据与个体顾客的接触时所获得的信息来评估需求的。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与书商聊过生意后，传回了许多有关畅销书及受欢迎的图书种类的建议。但是，从出版社的档案中可以收集到的有关需求的信息很多，而它的书籍重印记录只涉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出版社推销的书籍种类繁多，远远超过了它的印刷机的产出。当它以通常1000册的印数印刷一版书籍时，一般要拿出很大一部分—100册以上——跟一家或多家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交换他们存货中的各类书籍，交换的册数相同。如第七章所解释的，交换通常按照交易所涉书籍的总折帖数来计算；出版社从交换伙伴那里选择书籍时，只挑选那些它认为会畅销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与阿维尼翁的加里冈的交易，以及与马赛的莫西的交易，说明了这种换书贸易的运作方式，而且这些换书贸易的规模都很小，比不上该出版社与其他瑞士出版社之间进行的正规交易。瑞士出版社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因为各有各的发行网络。通过小心谨慎地发展图书交换，纳沙泰尔出版社既实现了其存货的价值最大化和品种丰富化，同时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因为它不能确定自己印的书籍能否卖得掉，或者能否很快地卖掉以便让投资及时回笼。当一位书商订购一种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存货中没有的书籍时，它常常会通过一次临时交易或折价购买，从洛桑、日内瓦、伯尔尼或巴塞尔有合作关系的出版商那里获取。因此瑞士的主要出版社所经营的出版业是和批发业分不开的，而出版商兼批发商之间的合作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共享一个庞大的书库，一个虚拟的、浮动的存货储备，供所有合作者各取所需。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的书目，跟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书目大同小异，而且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客户也经常说起，他们能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弄到相同的图书，不仅有瑞士的供应商，还有远在布永和列日的供应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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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交换在这个出版体系中的重要性从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只有德国的情况例外——在那里，【269】直到18世纪末期，图书交换都被用作推销书籍的主要手段。(6)在瑞士，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它一直生机勃勃，并渗进了瑞士的出版社与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以及其他几个城市的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尽管运费高昂。当然，瑞士的批发商们也在争夺同一些零售商的生意。法瓦尔热在出差途中就遇到过一些其他出版商的销售代表，他们也在同一条路线上奔波，而且他在一些城市——如布雷斯地区布尔格、普瓦捷和奥尔良——了解到，这些城市各自都只有几家书商的书籍订购量能大到可以支付运输费用的程度。尽管如此，大多数外省市场都能消化几家供应商供应的货物，而且普遍存在的换书贸易，有利于各瑞士出版社之间发展联盟。他们有时一起出版书籍，分担成本和风险。投机盗版书时，在需求枯竭之前抢在其他盗印者前面占领市场至关重要，这时联合出版就尤为有效。纳沙泰尔出版社曾一度与洛桑出版社和伯尔尼出版社缔结过正式条约，三家出版社合力有组织地大规模盗印书籍。(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