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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头几封信几乎全是谈《百科全书》的事,但是到1778年,他帮助出版社促成了几批货物的运输,并向它报告了政府根据1777年法令整顿图书贸易的计划。1778年春季,在一次去巴黎出差期间,他试图了解该法令在贝赞松的实施方式。在5月11日写给出版社的信中,他报告说,负责图书贸易的官员勒卡米·德内维尔召见他讨论形势:“这次接见之后,这个官员对我有了好印象,他的门始终向我敞开。所以一切情况我都知道。”人们可能会考虑到他说的话有很多自吹自擂的成分,但内维尔打算把他用作自己设立新书商行会的一个工具,似乎也是有可能的。而莱帕涅也反过来利用从内维尔那里得到的情报向纳沙泰尔出版社邀宠。按照他的说法,他们达成了谅解;作为个人的好意,内维尔同意将新书商行会的建立推迟20到30天,以便让他有时间赶回贝赞松,把他自己的盗版书籍都打上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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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传递这个内部情报不只是要满足纳沙泰尔人的好奇心。他同时也敦促他们把盗版书尽可能多地发运给他,以便能在恩惠期结束之前,把这些书都打上印记——“机不可失啊”。由于行动快,并佯称这些书都是他库房里积存下来的,这样他就能让大量非法书籍披上合法外衣注入他的生意,不会冒任何风险。【257】这可能只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也有可能让他成为瑞士一家主要供应商的优惠客户;而且在书商行会建立后,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借助其他手段来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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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沙泰尔出版社未能利用这个机会之窗——或许是因为当时出版《百科全书》太忙,但在1778年7月,它问是否还有可能发货过去让它们在新书商行会打上印记。莱帕涅回答说,太迟了,新的图书检查官不久前已到任,带来了建立书商行会的命令,而贝赞松高等法院预计就要在近期将这些命令注册,完成正式手续。莱帕涅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做出了规避一切风险的决定,但到1779年底,他又开始定期地向出版社订货了。他也从其他瑞士出版社进货,主要是从日内瓦出版社进货。日内瓦出版社卖给了他大量的卢梭著作,都是在卢梭逝世后出版的纪念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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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边做生意,一边逐渐确立了互信关系。其间,每当出版社的货物在贝赞松通关需要他帮忙时,他都随叫随到。1780年1月,他作为夏尔梅的副手,在书商行会里担任了一个官职。他和夏尔梅既竞争也合作,而根据莱帕涅的信判断,他们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些信大多只谈及订货和支付。他偶尔也就市场对个别书籍如罗齐耶神父(Abbé Rozier)《关于物理学、博物志和艺术的评论的导论》(Introduction aux observations sur la physique,sur l’histoire naturelle,et sur les arts)的需求发表看法:“这是一本好书,它会畅销的。”在1780年的后几个月,他的调子变得越来越悲观。7月,他抱怨说图书市场开始衰退,他把它归咎于北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低迷。8月,他看上去更不开心了:“请不要认为我在这里做着大图书生意。我向你们发誓,过去这两年,除了《世界史》(L’Histoire universelle,雷纳尔神父等人著)、《教会史》(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约翰·洛伦茨·冯莫谢姆著)、法国天主教会的历史、旺斯版《圣经》、《百科全书》和卢梭的著作,什么书都卖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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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畅销书的出现使衰退局势缓和了一些,这些畅销书谈的都是时事,如内克那个有争议的内阁。【258】纳沙泰尔出版社提议向莱帕涅提供1000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该书在1781年3月正在印刷。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你提到的四开版,如果印得快的话,肯定非常畅销,因为我们从巴黎一本都搞不到,那里的人都把它抢光了。……不过我们接到命令,严厉禁止盗版。”纳沙泰尔出版社竭尽所能来掩饰盗版,它完全复制了巴黎版,但是未能精确复制地图,而且货也到得迟。莱帕涅抱怨交货迟,地图复制得也不精确,他断言这会给他招来欺诈的恶名。“我们在这里会被看作江湖骗子。……你们真害人。”因此他拒绝接受货物。他最终卖了几册,但是以出版社委托发行人的身份出售;出版社也没有反对,因为需求依然强劲,它很容易把书推销给其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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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原指望靠内克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大赚一笔,结果却更加让他失望。5月29日,出版社提议发400册《备忘录》让他和夏尔梅联合销售。然而,当出版社的信到达贝赞松时,莱帕涅正在巴黎出差。看店的店员擅自决定销售200册,并写信给莱帕涅说不久就要到货。莱帕涅便安排在巴黎销售它们;但当他回到贝赞松时,得知出版社已经把400册书都运给了夏尔梅。他以为出版社和夏尔梅在背地里做出安排,要把他挤出市场,于是给出版社写了封愤怒的抗议信。出版社为自己辩解说,它从未得到他打算销售200册的确认;于是互相指责的信就在贝赞松与纳沙泰尔之间来回传递了好几个星期,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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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法国习语所说,“生意归生意”(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交易继续进行,而且莱帕涅,以及夏尔梅,都继续帮助出版社的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1781年11月,出版社请求他们协助,让一批被书商行会的检查官没收的新教版《圣经》获得放行。12月,他们请莱帕涅转运一批梅西耶的《布莱港的哲学家》(Le Philosophe du port-au-bled),他答应了。【259】但是他在1782年1月写道,他不能再干这种事了,因为他作为书商行会官员的任期已经结束。不过他又补充说,夏尔梅还将继续担任两年多的理事。“我确信,他会尽其所能为你们服务,只要他不使自己受到牵累,因为我们已经接到了新的命令,现在要帮你们的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莱帕涅和夏尔梅之间尽管有商业竞争,但在贝赞松书商们面对新书商行会的刁难寻求自保的努力中,他们是通力合作的——而他们的斗争手段,就是把这个新书商行会直接拿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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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783年1月5日,莱帕涅写信说,他刚刚参加了夏尔梅的葬礼。信中他还用非常婉转的语气表示,他希望接替夏尔梅成为贝赞松最受纳沙泰尔出版社青睐的零售商。实际上如前所说,夏尔梅的遗孀在继续做生意,而且出版社也支持她,延长了一些债务的偿还期限。但是出版社继续与莱帕涅维持良好关系,而他也不得不再次同意帮他们发给其他书商的货物在书商行会通关。他可以确保不让它们受到检查,而且一旦通过就把它们转运给出版社在贝赞松的货运代理商阿道夫·韦尼(Adolphe Veny),此人就在一个叫“三王”(Aux Trois Rois)的客栈操作。韦尼声称他有70匹马可调用,而且能把货物运到凡尔赛(凡尔赛宫及其外围建筑当时是运往巴黎的非法图书的一个巨大集散地),而不用经过第戎和特鲁瓦,那两个地方都是警察的前哨站,很危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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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在1783年写的许多信谈的都是这项货运安排。一旦这些安排就绪,纳沙泰尔出版社就开始让他们的大宗生意流经贝赞松,希望利用莱帕涅-韦尼组合来开启整个法国北部的市场。法瓦尔热2月份到访贝赞松,答应以每个货包7锂10苏的价格为莱帕涅的服务付酬。到3月16日,莱帕涅已经让五个货包在书商行会通关,可是韦尼却找不到马车夫来运货。尽管韦尼吹嘘他有马,可他跟马车夫谈不拢。他常常拒绝偿付他们的费用,因为根据莱帕涅的说法,韦尼自己的财务状况不稳定。“他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出版社听从莱帕涅的劝告,把生意转给了韦尼的一个竞争对手,一位名叫佩谢(Péchey)的货运代理商,他答应偿付把货包从纳沙泰尔运过来的马车夫们的全部费用,并按固定价格把货包转运到法国北部的目的地。【260】(8)经过这番调整后,这个系统运行良好——直到1783年6月的灾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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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一听说政府下达了命令,要所有进口书籍都必须送巴黎书商行会检查,就赶紧写信把这个“坏消息”报告给纳沙泰尔出版社。他解释说,作为对他的特别照顾,弗朗什-孔泰总包税所的主管决定暂缓执行这道命令。这就让出版社有了经蓬塔利耶抢运一些货包到贝赞松的时间,而他可以在贝赞松让这些货包通过书商行会。就像1777年法令发布时的情况一样,莱帕涅想利用内部情报牟取一点短期利益,同时进一步讨好出版社。他就是个有空儿就钻、诡计多端的人,而且通常都能侥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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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不行了。6月中旬,七个货包运到了贝赞松,但另一批货却遇到了大麻烦。出版社一位名叫费努耶(Fenouillet)的职员从纳沙泰尔一路跟随这批货,与此同时,莱帕涅也匆匆赶往蓬塔利耶跟他碰头,以确保万无一失。可惜事与愿违。因急于保障货包的安全,费努耶雇了个马车夫连夜把它们从蓬塔利耶拉到了贝赞松,没有履行通常的海关手续。按照正规的程序,费努耶应该在第二天早上把货包交给海关官员,他们会把它们打上铅封,并附上一份货物通运准单,接着货物会在莱帕涅的帮助下通过贝赞松书商行会的检查,然后那个货物通运准单就会得到处理。让莱帕涅倒霉的是,这批货可以通过它的提货单来识别,原来的车夫在返回纳沙泰尔之前,已经把提货单交给了海关官员,而上面清楚地写着书籍是运给莱帕涅的。海关官员一发现货物在夜色掩护下被非法转运了,就立刻派出一个四人小组去扣留。莱帕涅万分惊恐,感到自己就要被指控为走私共犯了。幸好那些货包碰巧没有夹带任何禁书,但饶是如此,这种欺诈行为也许仍足以毁掉他在当局眼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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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惧的阴云笼罩下,莱帕涅从蓬塔利耶一连写了三封绝望的信给出版社。他抱怨说,关于这次夜间非法运货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人尽皆知了。走在大街上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蓬塔利耶的海关领导已经给总包税所的六个办事处发了通知函,【261】不仅把莱帕涅说成是原定的收货人,还把他说成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欺诈案的共犯。出版社的那个白痴职员毁掉了他的一世英名。更糟糕的是,莱帕涅在后面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已有几周时间不敢回贝赞松,因为担心一封逮捕他的密札就要发出。他预料政府至少会禁止他继续做书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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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在回信中说,局势可能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他肯定是反应过度了。他立即回信说,出版社还没弄明白,这场危机有可能结束他的从商生涯,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让他觉得好像“我谈论的是教皇,您在回信中谈论的却是伊斯兰国家大臣的后宫”。幸好,夏尔梅和莱帕涅的一个店员设法用合法书籍换掉了货包中包含的两种盗版书。莱帕涅转危为安,恢复了生意,但他后来在信里强调,他决不再帮出版社处理货运了。“我再也不做任何货运代理了,再也不以任何方式让自己受到牵连。我和灾祸擦肩而过,无论如何不能再以身犯险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只要[1783年6月12日的]严酷命令还在执行,我就不能跟你们下订单。”这条命令一直没有废止,所以莱帕涅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纳沙泰尔出版社发来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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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帕涅的全部订单所显示的他的一般贸易模式,跟他的信函的所有主题都是相符的。《1778年内克先生关于建立外省行政机构致国王的备忘录》在需求最大的书籍清单中占主导地位,反映了人们对内克内阁的兴趣达到顶峰之际,莱帕涅为获得与之相关的书籍所做的努力。他还两次下单订购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他征集99个《百科全书》订户也是类似的趁热打铁之举。(其实,这99个订户是莱帕涅征集的360个订户的头一批,最终记在了四开版《百科全书》联营出版项目的账上,因而不代表他和纳沙泰尔出版社的单边贸易,也就没有出现在他的“畅销书单”上。)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他的订货和其他外省书商的订货类似。他似乎并没有大量经营非法书籍,即使他情愿帮助出版社偷运,让它们在书商行会通关。他订购了一些词典、游记,以及有关像共济会和巫术这类主题的小册子。【262】一些启蒙哲人的名字——卢梭、伏尔泰和孔狄亚克——也出现在订单中,但他们的著作他要的都不多。相反,他喜欢流行小说和纯文学作品,如梅西耶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德利尔的诗,以及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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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莱帕涅的订单中只能看到他在较短时期内的生意情况。但他的卷宗中的资料为夏尔梅的卷宗中更广泛的资料提供了补充。把两位书商的资料结合起来,他们的订单和关于图书贸易的评说就给出了旧制度最后十年里一个外省首府书籍需求的全貌。信件的链条一直延伸到1788年10月。不过到那时,纳沙泰尔和贝赞松之间的通道已经停止了有效运作,法国大革命已开始聚集它的动能,书籍史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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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夏尔梅的卷宗称他为“大”夏尔梅,没有给出他的名字。我首次发表关于他生意的叙述时,错误地假定他是让-菲利克斯·夏尔梅,在《出版年鉴》上被列为“印刷商兼书商”,而不是只被列为“书商”的夏尔-安托万·夏尔梅。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纽约:Norton,1996,第32—39页。贝赞松市档案馆的埃韦·勒科尔(Hervé le Corre)好心提供给我的资料显示,大夏尔梅是夏尔-安托万·夏尔梅。他的弟弟让-菲利克斯·夏尔梅是一位印刷商,根据1764年对印刷商和书商的调查报告,他印制宗教仪式用书、历书和贝赞松律师的法律简报(详情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贝赞松的资料)。让-菲利克斯在他的印刷厂出售自己的产品和其他材料,主要是宗教小册子。第三章说明过,外省的印刷商常常开展零售的小生意,适合当地市场,但是不在通常的图书贸易中流通。尽管书籍史学家通常主要关注与启蒙运动有关的书籍和其他各类流行书籍,但是他们从不否认每日祈祷书、宗教书籍、年鉴、历书、廉价畅销故事书和其他所谓大众书籍的广泛传播。例如见罗贝尔·芒德鲁,《论17和18世纪的通俗文化》,巴黎:Stock,1964;利斯·安德里埃,《蓝皮丛书:沿街叫卖的书籍》,巴黎:Robert Laffont,2003;弗朗索瓦·菲雷及其他人(François Furet et al.)编,《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 dans la France du XVIIIe siècle),两卷本,巴黎:Mouton,1965,1970;和菲利普·马丁,《一种书籍的宗教(1640—1850)》,巴黎:Cerf,2003。西蒙·伯罗斯在一篇关于夏尔梅的文章中详述了这类宗教书籍,参阅“文化和书籍监管: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地下书籍、非法书籍和通俗读物”(Culture and the Book Police:Clandestinity,Illegality,Popular Reading in Late Ancien Régime France),2015年5月12日在H-France网站上发表,见www.h-france.net/rude/rudevolvi/BurrowsVol6.pdf。出于某种原因,伯罗斯把我关于夏尔梅的早期著作看作对一个胆大妄为、专营禁书的书商的“高度令人误解的”叙述,尽管几年前我在我的网站上发表过关于夏尔梅的论文,强调他是个谨慎的书商,他的生意中经营禁书的部分比重较小。伯罗斯的解释把夏尔梅说成是一个绝对专营宗教书籍的书商。然而,遗憾的是,他搞错了,他研究的对象是印刷商让-菲利克斯·夏尔梅,而不是书商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因此得出的结论与证据给出的结论截然相反。伯罗斯利用书商在为符合1777年8月法令把他们的盗版书籍打上印记时,官方对书店的检查记录,得出了不令人意外的结论,称让-菲利克斯经营大量宗教书籍。他发现我研究的对象夏尔-安托万·夏尔梅根本没有打上印记的存货书籍。此外,贝赞松唯一的另一位与纳沙泰尔出版社有大量生意往来的重要书商小莱帕涅,在他打了印记的存货书籍中,宗教书籍只占5%。和法国其他地方一样,生意规模小的地方书商,其经营范围很小,仅限于卖些宗教图书和应时印刷品,流行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大致相当于如今所谓“普通版图书”[trade books])的销售生意则由他们镇上大量订购书籍的一两位书商去做。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启蒙运动研究的普及与混乱”(Diffusion and Confusion in Study of Enlightenment),将由H-France网站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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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贝赞松市档案馆,GG189,f.28。感谢埃韦·勒科尔把这份资料提供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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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际上,如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与货运登记簿”显示,夏尔梅在访问出版社期间订购了更多的《哲学和政治史》。书商在靠近纳沙泰尔的地方亲自下这种订单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出现在书商的信函中。遗憾的是,“订单与货运登记簿”只涵盖了1774年至1784年这一时期;而出于保持一致的原因,我只汇总了从书商的信中得到的数据。因此,结果不完全符合夏尔梅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购的全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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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贝赞松市档案馆,GG237,f.2。埃韦·勒科尔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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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莱悔过书的手抄本以及他案件的背景资料,见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有关马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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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莱帕涅在他信上的签名是“小莱帕涅”,没有名字。1781年的《出版年鉴》上列了两位名叫莱帕涅的书商,克洛德-约瑟夫和多米尼克,但是没有指明哪一位是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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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韦尼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1年12月31日,而韦尼与出版社的合同签订日期为1782年2月4日,其中包含了所采取的货运路线的详细情况,见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中韦尼的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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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佩谢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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