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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旧制度时期最后几年图书市场需求的概况。拿起里科博尼夫人的小说、布干维尔的游记、雷纳尔神父的《哲学和政治史》，或瓦尔蒙·德博马尔的博物志词典，您就会被带进另一个世界：存在于两百多年前的书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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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州档案馆：纳沙泰尔身份登记处，婚姻，EC158。州档案馆，公证登记册，F9和F10（让-雅克·法瓦尔热的登记表），1779年8月26日，1780年1月28日，1782年11月20日，1783年12月10日，1795年6月24日和1796年11月30日的交易记录。亦见B654登记册（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的登记表），1776年7月13日，1777年5月13日和1777年10月21日的交易记录。在纳沙泰尔地区，法瓦尔热是一个常见的姓，识别有关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和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的文献并不容易。也许会发现一些额外的资料，但是我查阅了1769到1789年间最重要的公证人的登记表——西蒙-皮埃尔·安德烈、让-亨利·贝图、弗朗索瓦·博诺特、让-弗雷德里克·博塞、亚伯兰·布尔热瓦、克洛德-弗朗索瓦·博韦、亨利·布雷盖、雅克·克洛蒂、达维德·科兰、萨米埃尔·蒙韦、皮埃尔-达维德·库尔瓦西耶、路易-弗雷德里克·迪普朗、让-雅克·法瓦尔热、纪尧姆-皮埃尔·伊韦诺瓦和纪尧姆·让南。1780年3月15日，当时正在去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在写给纳沙泰尔出版社的信中警告说，法瓦尔热不应该让他自己生意上的利益干扰他为出版社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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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对书籍的调查以及对19世纪以前法国的书籍生产估量的讨论，见我最初发表的论文，“18世纪法国的阅读、写作和出版：书籍社会学的一项案例研究”（Reading，Writing，and Publishing in Eighteeth-Century France：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代达罗斯》（Daedalus）1971年冬季刊，第214—256页；此文在我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中重印，第167—208页。更多的资料可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的“书籍需求：货源和方法”（“Literary Demand：Source and Methods”）部分查阅。关于英国书商公会的登记不全，见D. F.麦肯齐（D. F. McKenzie），《创造意义：“思想的印刷机”和其他论文》（Making Meaning：“Printers of the Mind”and other Essays），艾默斯特：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2002，第4章和第5章。关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书市书目的非代表性的方面，见赖因哈德·维特曼，“作为文学生活之镜的早期的书商杂志”（Die frühen Buchhändlerzeitschriften als Spiegel des literarischen Lebens），《书籍业历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13（1973），第614—932页；和赖因哈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慕尼黑：C. H. Beck，1991，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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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在《书籍审查官：国家如何塑造文学》（Censors at Work：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纽约：Norton，2014）中详述了这个论点。亦见雷蒙德·伯恩，《18世纪法国的王国书籍审查制度》（Royal Censorship of Books in Eighteeth-Century Fran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2。1777年8月30日法令，除了其他目的外，还试图改革早期的有利于法国书商行会的法律，而这些法令确实刺激了专卖权被废止的书籍的重印；但是，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能够证实它们在1777到1789年间使外省的出版业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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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法国图书管理者关心经济的事例，见克雷蒂安-纪尧姆·拉穆瓦尼翁·德马勒泽布，《出版业备忘录》（Mémoires sur la librairie），罗杰·夏蒂埃编，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1994（原文本撰写于1759年），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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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包含大量其他瑞士出版商的书目，更多的书目可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芝加哥的纽贝里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查阅。尽管我经常查阅这些书目，但我没有考虑对它们进行统计。一次系统性的研究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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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第3章和第4章；和约翰·阿道夫·戈尔德弗里德里希，《从异族统治之初到新德意志帝国的书商协会改革的德国书籍销售史》（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vom beginn der fremdherrschaft bis zur reform des Börsenvereins im neuen Deutschen Reiche），莱比锡，1886-1909，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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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盗版的技巧：18世纪出版业的一个关键要素”（The Science of Piracy：A Crucial Ingredi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Publishing）中更充分地阐述过这个论点，见《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12（2003），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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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详细的统计数据可以在网站robertdarnton.org上查阅。为了防止误导性的比较，在统计表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版书籍的书名用彩色字体区分开，而需求最大的书籍的清单以两种形式列出：一份清单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和存货中的所有书籍，一份清单只包含纳沙泰尔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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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纳沙泰尔出版社致卢加诺的阿斯托里”，1775年4月15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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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夏尔梅夫人致纳沙泰尔出版社”，1784年8月16日，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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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发表过一篇关于这种书商中的一位代表布律扎尔·德莫韦兰的详细研究论文：“禁止的生意：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个地下书商的生活”，见《扩大的圈子：关于18世纪欧洲书籍传播的论文集》，保罗·J.科辛编，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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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些批评尤其适合于西蒙·伯罗斯编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The French Book Trad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1769-1794］），2012，在线发表于http://fbtee.uw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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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贾尔斯·巴伯（Giles Barber），“日内瓦的克拉默出版社及其在1755到1766年间在欧洲的贸易”（The Cramers of Geneva and Their Trade in Europe Between 1755 and 1766），《关于伏尔泰和18世纪的研究》，30（1964），第377—413页；和乔治·博南（Georges Bonnant），“18世纪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日内瓦出版业”（La Librairie genevoise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au XVIIIe siècle），《日内瓦》（Genava），9（1961），第104—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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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见戈尔德弗里德里希，《德国书籍销售史》，第3卷；维特曼，《德国书籍销售史：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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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杰弗里·弗里德曼（Jeffrey Freedman），《启蒙时期欧洲的无边界书籍：法国的世界主义和德国的图书市场》（Books Without Borders in Enlightenment Europe：French Cosmopolitanism and German Literary Markets），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2，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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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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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对该篇论文的详细批评，见我的短评，“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法国图书贸易（1769—1794）”，《历史评论》（Reviews in History），2012年12月，http://www.history.ac.uk/reviews/review/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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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被称作“代理账簿”的账簿中，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职员把订单记在登记簿的左边（反面）页，把货物记在右边（正面）页。相对的两页之间的差异表明纳沙泰尔出版社常常未能交齐订货。不过，在十八位书商的记录中，订单和销售量通常还是十分相符的。夏尔梅的记录有点特殊，数字存在出入，因为他有时出差到纳沙泰尔亲自下订单。所以他的信函以及根据他的信件汇总的统计数据中，就反映不出这些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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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关其他瑞士出版商的卷宗含有来自伯尔尼出版社的631封信；来自洛桑出版社的223封信，另有其狡诈的经理让-皮埃尔·厄巴克独自写的151封信，以及他的同事让-皮埃尔·贝朗热的83封信；来自洛桑的弗朗索瓦·格拉塞的421封信；来自日内瓦的巴泰莱米·希罗尔的207封信；来自日内瓦的让·亚伯兰·努费的130封信；和来自巴塞尔的C. A.塞里尼的7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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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里不列出这个大主题的参考书目，但是读者可以去查阅两部集体著作中的大量参考资料：一部是让-达尼埃尔·康多（Jean-Daniel Candaux）和贝尔纳·莱斯卡泽（Bernard Lescaze）编的《日内瓦印刷业五百年》（Cinq siècles d’imprimerie genevoise），日内瓦：历史与考古学会，1981；另一部是雅克·里什内和米歇尔·施吕普编的《纳沙泰尔图书业的诸方面》（Aspects du livre neuchâtelois），纳沙泰尔：公共与大学图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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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戈斯的卷宗有59封信，布贝的卷宗有35封信，普隆托的卷宗有15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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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见弗朗索瓦·菲雷，《18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出版业”》（“La‘librairie’du royaume de France au 18e siècle”），载《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第1卷，巴黎：La Hay，Mouton& Co.，1965，第213—291页。1790年以前的四十年间有三千种新书问世，这个估计或许过高，因为许多对专卖权、官印许可和默认许可的申请，并不导致实际的出版物产生。另外，许多申请涉及的是专卖权已经过期的书籍的重印。至于临时的授权，如“简单允许”（simples tolérances）和“警察许可”（permissions de police），则没有记录可查，但它们主要涉及应时印刷品。当然，所有官方记录都把非法书籍排除在外。纳沙泰尔出版社销售了大量不会得到国家许可的书籍，但是它盗印了更多的合法和准合法的书籍。它还销售在它创建之前就已经出版的书籍，不过，它的生意更多的还是集中在新近出版的书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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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纽约时报》列出的畅销书单基于所选书商的重复订购，而不是基于实际销量，而尼尔森Bookscan的统计则依赖于所选零售商的条码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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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关于知识分子的立场是18世纪的书籍出版和贸易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见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国外的文丐：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世界性出版业全貌》（Grub Street Abroad：Aspects of the French Cosmopolitan Press from the Age of Louis XIV to French Revolution），牛津：Clarendon，1992。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我承认存在几位出版商专营启蒙运动的著作。见雷蒙德·伯恩，《皮埃尔·卢梭和布永的启蒙运动哲学家》（Pierre Rousseau and the Philosophes of Bouillon），日内瓦：伏尔泰研究所和博物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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