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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与1990年之间，中国文化曾经发生了一次重要的突变，它的标志是在短短的两年之间，两个学术思潮的浮沉与更替。一个是“全盘西化”，一个是突然兴起的“国学热”。前者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就不必说它了；对于国学，却勾起我许多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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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术界回顾上世纪90年代国学复兴的事情，大多以《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作为见证和标志，即《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1993年3月16日），以及两天后头版发表的《久违了，国学》。以此为发端，围绕着“国学”的争吵一下子活跃起来，一些横七竖八的“主义”，诸如“国家主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等等，都找到了话语权，打得一塌糊涂。这倒也填充了“文化豹变”后的一段思想寂寞，只是那些煞有介事的“拼杀”让人有些莫名惊诧。尤其是一些“官方情绪”的介入，让学术问题走上庸俗政治的道路，事情也就更不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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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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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深奥的理论不太懂，只是隐隐约约地记得，这“国学”概念的重提还要比上面的时间更早些。那是在1989年底，《光明日报》的陶铠、李春林、梁刚建与我聊天，他们说：“有一个好选题，叫‘国学丛书’，你们出版社愿意组织出版吗？”当时，我没听说过“国学”一词，还向三位仁兄请教了半天。后来，我们就请出了张岱年、庞朴、梁从诫等人，启动了“国学丛书”的编辑工作，并在1990年底推出了第一批书目——这应该是重提“国学”概念的先声！尤其是主编张岱年为丛书写的序言，即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以分析的态度研究中国学术》（1991年5月5日），应该是后来“国学热”的起点。不过回忆起来，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大师的旨意，只是庸浅地认为，“这些学者呀，大概觉得西学不行了，那就再试一试国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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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学热”闹得风起云涌，却不大有人提起“国学丛书”，似乎对张先生的想法也有些忘却、曲解或偏离。我是在陈来的文章《恺悌君子，教之诲之》（《文史知识》2005年第2、3期）的注释中，认证了这种感觉。陈来写道：“张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出版后，国内一系列以‘国学’命名的出版物接连出现。1993年《人民日报》针对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对学术的冲击，也报道了北大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情况。这引起一些反对传统文化的人的注意……我看后对张先生说，您在‘国学丛书’的序言中已经把国学的概念讲得很清楚了，怎么说是可疑的概念呢？张先生说：‘现在看来有种种误解，研究国学不是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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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丛书”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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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丛书”的第一批书目中，收有陈来著的《宋明理学》，出版后反响极好，并很快就在台湾出了繁体字版。后来出版社因为管理不好，引起陈先生一些不快，我至今还怀有歉意。最近读到他上面的这段话，自然又引起我对许多往事的联想，以及对那些实实在在的学者们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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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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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套书，它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编辑部。这件事的发起与组织者，正是上面提到的《光明日报》的三位，我当时戏称他们是“京城三剑客”。这三位给我的总体印象是：陶铠先生是我们的领导，他做事稳稳当当，像带头大哥；春林谈吐儒雅，是诸葛亮式的人物；刚建刚柔兼济，他的策划和操作能力最让我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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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春林送给我一本他的著作《大团圆》，刚建也送给我一本他的杂文集《风吹哪页看哪页》。我们关于“国学丛书”的合作，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起步的。当时，我的助手王越男把他们称为“三位高人”。他们却说：“做这样的书，光靠我们还不够。”于是，他们又请出了“三位更高的人”——葛兆光、王炎、冯统一，请他们担任编辑部成员。当时，葛先生已经有大作《禅宗与中国文化》问世，一身朝气与智慧，名声也大得不得了；王先生也曾经是《读书》编辑部主任，知识广博，有“中国第一编”的称誉；冯先生穿着对襟上衣和中式布鞋，一副国粹风度，与王世襄、徐邦达等名流都熟得很。刚建、春林私下对我说，也就是赶上这一段文化沉寂的时期，人们都不大顺当，像王炎的名字本为“焱”，不慎被打掉了一个“火”，否则，请出这样一些高手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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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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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编辑部，又催生出了一个大师级的编委会，他们是：王世襄、王利器、方立天、刘梦溪、汤一介、张政烺、张岱年、庞朴、李学勤、杜石然、金克木、周振甫、徐邦达、袁晓园、梁从诫、傅璇琮。记得我们第一次召开编委会，主编张岱年慷慨陈词，控诉“文革”时期他被安排去扫院子——“那真是诗书扫地啊”！我曾经为这次聚会而激动，并在日记中写道：“那时学术风潮乍起乍伏、时缓时骤，我们三五同仁虽无杞人忧天之心，却有独出心裁之志，在某年冬日的京城聚合十余位历尽沧桑的学者，共谋中国学术的走向。于是久违的老人再度挽起手，擎一面‘国学’的大纛，奏一曲传统的欢歌！这样才有了《国学今论》《宋明理学》《天学真原》等著作的问世，由青萍之末渐成浩荡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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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老先生，我们自然敬重有加。用刚建的话说——“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学问家！”不过，我还记得他们的一些小事情。像梁从诫先生，他是唯一一个骑自行车、穿牛仔裤去参加政协会议的人。王世襄老先生最让我们感动。第一批书出版后，他找到我们说，他没做什么工作，编委的名誉和编辑费都受之有愧，请求奉还。还有李学勤先生的谦逊，袁晓园女士的风度，周振甫先生的纯朴等等，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当时被人们称为“中国学术出版第一编委会”的架构，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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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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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丛书”一共出版了20本。其组稿原则有三个：一是号角，二是新启蒙，三是出新。对此，我们可以在葛兆光、王炎、冯统一三位撰写的“编辑旨趣”中读到：“华夏学术向以博大精深著称于世。降及近代，国家民族多难，祖国学术文化得以一脉未坠，全赖有学见之前辈学人参酌新知，发奋研治。‘国学丛书’愿承继前贤未竟志业，融汇近代以降国学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形式，介绍国学基础知识，展现传统学术固有风貌及其在当代世界学术中之价值意义，期以成为高层次普及读物。”这段文字载于1990年11月3日《光明日报》有关“国学丛书”的广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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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之，我对“国学丛书”的编辑工作极为重视，既出于是个人爱好，也由于受到如此大创意、大阵容的震动。我曾经计划为每一本书写一篇书评，后来也真的写了一些，如为《国学今论》（张岱年等）写的《圣典如峰，哲人辟境》，为《谶纬论略》（钟肇鹏）写的《谶纬与谶纬论略》，为《天学真原》（江晓原）写的《天学的真谛》，为《大哉言数》（刘钝）写的《秘中之秘新探》，为《象数与义理》（张善文）写的《徜徉于易与不易之间》，为《岐黄医道》（廖育群）写的《国学中的自然科学》等。但囿于知识有限，有些书的书评我没有写——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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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编辑“国学丛书”的过程中，我也留下许多遗憾，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些好选题最终未能成书。比如，夏晓虹、陈平原拟写《旧学新知》，陈世强拟写《佛典常谈》，钟叔河拟写《载道以外的文字》等，都是绝好的题目，最终都未能及时成稿。后来一阵“国学热”，出版界一哄而上，书稿、作者被抢得乱七八糟。我们再想独打天下，再想静下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记得在1994年，我还请王一方致意钟先生，希望他能写出那本书。但钟先生没有回答，只是签送我一本他的新作《书前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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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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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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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三本书，三个难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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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改革开放30年，感慨的事情太多，可说的事情也太多。我不太习惯宏大叙事的描述，总喜欢在个性的阅读中，发一点“思古之幽情”。比如，有三本书，内容好，书名更好，很能反映30年来“思想解放”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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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书叫《宽容》，荷裔美国人亨德里克·房龙写于1925年，198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记得初见此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对“宽容”一词的生疏。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但正是这本书，唤醒了我的良知，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解放思想”的意义。《大英百科全书》注道：“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念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没有宽容，何谈解放？没有宽容，何谈繁荣？记得前两年，当央视百家讲坛式的学者备受争议的时候，《宽容》的出版者之一沈昌文先生就说：“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有些像房龙，再读一读《宽容》，就会有所领会。”他的话一语双关，值得玩味。另外，我最喜欢《宽容》中的一些名句，诸如：“在野蛮的社会里，宽容的概念是不为人知的”；“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以及宽容理想的最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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