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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网络版。几年前，我还不知道网络版的厉害。当时写《数与数术札记》，做笔记时每天敲字，字库中的古文字又不全，整天累个半死。后来读《五行志》，我手下的一位电子书编辑告诉我，网上什么古书都有。他给我弄来《二十四史》《十三经》《春秋繁露》……真是想什么有什么。我问：“这都是谁干的？还不收费！”他开玩笑说：“雷锋啊！”东北人哪是活雷锋？网虫们才是活雷锋呢。只要你不怕文中有错误，书目是应有尽有。我且喜且忧，心中却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关于“烂苹果”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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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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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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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两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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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王一方先生在《搞出版，一定要读陈原》一文中写道：“听钟叔河先生谈出版心得，有一句很私房的话至今记在心头——‘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戏称‘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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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编辑做久了，往往会养成一些不良习性，比如眼高手低、嘴勤手懒、思想空洞等等，弄不好还会走向疏远学术文化、埋头于技术性操作以及崇尚极端商业化的道路。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之一，正是一面编书，一面坚持自己写一点东西，即所谓“编辑要有两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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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支笔”并不是编辑的专属。按照钟叔河先生的另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职业，划分成从事教育、创作和文化传播的三个类型。其中的精英分子，会相应地成为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但是，我们稍作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职业定义是无边界的，许多文化人都会携着所谓“两支笔”或几支笔，在这三个职业之间跨来跨去。一般说来，在他们的“多支笔”中，那支“最主要的笔”，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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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是以编辑工作为“主笔”的。他从事出版工作近60年，编了很多好书。其中最有名的是编辑钱锺书先生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并且为之代拟目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但是，周先生又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人，他从第一部著作《班超》（1935）起步，流年辛劳，亦编亦写，数十年下来，竟然有50余部著作面世。他的写作文体独特，大不同于那些正统的学术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篇高质量的“编辑审稿意见”。当有记者问：“您一生著述丰厚，却终年‘为人作嫁’，没有成为一位专业学者，不感到遗憾吗？”周先生淡淡地答道：“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实际上，周先生始终是把编辑的那支笔放在首位的，即使做学问，做的也是编辑式的学问。所以，与其称周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不如说他是一位“编辑型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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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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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手中的笔，无疑是以创作为主导的。但是，他手中的另一支笔，却对出版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据吴永贵先生整理，鲁迅先生一生中创办过7个出版社：未名社、朝华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铁木艺术社、版画丛刊会、诸夏怀霜社；编过9种刊物：《莽原》《语丝》《奔流》《朝华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编辑图书76种，丛书11种，自费印行13种，作序跋43种，校阅并介绍出版的40余种，共约2000万字。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把鲁迅先生拉入编辑行列。因为他的编辑活动，是辅助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后人赋予鲁迅先生许多称号，诸如“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革命家”等等，却较少有人冠之以“出版家”，正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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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手执两支笔或多支笔的文化人，并不少见，但最终将创作、教育和出版三大职业一并做到极致的人，却很少见。比如，上面谈到的鲁迅、周振甫二位先生，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有一个人做到了，那就是叶圣陶先生。叶先生是一位集教育家、文学家和出版家于一身的人。他为学生编写教材，还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从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一路走来，直至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一生都热爱教育，一生都没有停止写作，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出版。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在叶先生那里，教育、创作与出版三个职业是平等的，他把它们建筑在同一个文化平台上，一视同仁。我觉得，这就是叶圣陶先生成就人生伟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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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一视同仁”，是因为在许多文化人的眼中，出版的地位是比写作和教育的地位相对低级的。编辑毕竟是一件苦差事。且不论“为人作嫁”的心酸，出版职业的基本特征，往往会使编辑队伍出现博而不专甚至疏远高雅文化的倾向。如果再染上满身铜臭气，编辑的职业形象，就会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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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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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胡适先生是很尊重出版的。他在1921年日记中写道：“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虽然他不肯投身出版行业，依然做他的教育家、学问家与作家，但他没有说挖苦的话，只是解释说自己没有出版经营与管理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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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先生在创作之余，曾经组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据记载，他的这一次“投笔从商”，只是为了扶助新人，出版严肃文学，维系文化血脉等。为此他招惹不少麻烦，有人攻击他“为了钱，放弃了创作”云云。1944年，巴金在《憩园》的“后记”中写道：“我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贵阳一家报纸上在宣传我已经弃文从商。我本应该遵照那位先生的指示，但我没有这样做，并非因为我认为文人比商人清高，唯一的原因是我不爱钱。”显然，在职业态度上，巴金先生是明确地站在“创作”一边的，至于“出版”，他只是“出于其他目的”的客串，“串”过之后，就又回归他的文学创作了。放下这段“历史是非”不表，单是争辩双方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表现出来的对“出版”的轻蔑态度，就足以让那些怀有文化理想的编辑们感到寒心了。当然，这段往事也提醒我们的出版同仁，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名声，更应该珍爱自己赖以生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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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及此，想到一件小事。那天我与几位朋友聊天，说到文化人如何喜欢“两支笔”或“多支笔”，说到“两支笔”如何有益无害。一位喜欢“抬杠”的朋友反驳说，也不尽然。比如善于取巧的人，尽可以握着“两支笔”，做编辑中最好的作家，做作家中最好的编辑，云云。闻此言，我心中暗自骂道：“臭小子，怎么心理如此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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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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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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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品三国，也品美国“制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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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5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以来，易中天名声大振。赞扬之声居多，不然也不会引来反对者的关注。作为出版人，我们如何看待他呢？沈昌文曾对我说：“易的工作让我想到西方的房龙。上世纪80年代三联出版《宽容》，我当时就想，当代中国要是能有几位房龙式的作家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