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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写过很多通俗作品，仰誉世界。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第一次读到《人类的故事》（即《宽容》）。后来他说：“这50年中，我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张实斋还深远呢！”林微因译房龙《古代的人》，郁达夫在序中写道：“实在巧妙不过，干枯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这么一写，读他书的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觉得娓娓忘倦了。”《宽容》是房龙的成名作，它开篇引叙马库斯的话：“我们为何不应和平、和谐地相处呢？”后来，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房龙的十余部作品，其中也包括《宽容》，名字译为《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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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易中天的工作中，我也想到一个人——南怀瑾。他的书不用介绍，早就火得妇孺皆知。他写于1976年的《论语别裁》，在台湾再版18次。上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此书，一位复旦的知名教授送我一套，他还解释说：“这不是学术著作，但挺好看。”我明白他的意思，此类书是不被学术委员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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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龙—南怀瑾—易中天，一段自作多情的联想，权作几个出版人的一点文化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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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本文标题的前一句，现在说后一句。2007年1月31日，《中华读书报》刊载尹宣文章《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最先注意的不是易中天，而是我们熟悉的尹宣。早在1996年，沈昌文就把他介绍给我们，说他是好得不得了的美国问题专家；后来，我们接受了他的译作《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麦迪逊著）。这是一部公认的经典著作，稿子刚一到手就好评如潮，李慎之、资中筠、徐友渔……一串的专家都送来赞扬之声，甚至主动要求为之写评论、推介文章。我们把它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万象书坊”中，与《甘肃土人的婚姻》（费孝通、王同惠译）、《埃斯库罗斯悲剧集》（陈中梅译）、《从苏联归来》（郑超麟译）等著作比肩。因为，我们知道它在美国制宪史中的分量，也觉得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了解、借鉴这些东西；我们更知道这不是一部简单的译作，尹宣为之投注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他为了翻译这部著作，先是花费了4个月的时间翻译《美国宪法》和截至1992年的27条修正案。他说：“有些句子的结构，有如九曲连环，有的关键词，不仅有前置的限定词、后置的限定短语，有时还拖上不止一个后续的限定分句或条件分句。”后来尹宣读到李昌道的《美国宪法纵横谈》，知道复旦大学法律系已经收集到国内先后出现的12种《美国宪法》的译文，并据此译出他们的第13种译文。这是多么让人感动的学术精神。还有，尹宣为了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当时制宪代表对于《独立宣言》的种种争论，他也重新翻译了《独立宣言》，“把引起争议的原文注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一’”。总之，译者类似的精心工作在书中随处可见，许多章节的注释文字远远多于正文，有些页面的形式，几乎让人想到《十三经注疏》。难怪尹宣说：“《辩论》汉语译文初版，只署‘尹宣译’，再版时，要改成‘尹宣译注’：我为此书写了600多条注释，构成上下两本书的格局；‘注释’是此书的重要内容，占有相当篇幅，说明以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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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迪逊：《辨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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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部经典的学术译著产生了。尹宣骄傲地说：“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常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他的判断很对。就在我写此文时，恰好一位年轻的法学博士来聊天，他看到我的办公桌上摆着《辩论》，感慨地说：“前些天同学聚会，还有人惊叹，辽教社竟然会出版这样的法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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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尹宣发表于《中华读书报》上的那篇文章。不久前，尹宣果然发现了期盼中的“智者”，他就是易中天。2004年，易先生说：“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闻此言，原本大家都会高兴——尹宣高兴找到知音，出版社高兴有人赞扬我们的工作，读者高兴有好书可读。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易先生的这段文字见于他的一部著作的‘后记’。他接着写道：“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中的材料……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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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读者一定会问：这是易先生的什么作品呢？我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因为此书从2004年出版至今印了三次，大约用了三个“名字”：《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版）、《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换了封面和书号）、《我们的反思》（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2版；换了封面与开本；在封面上，“美国宪法的诞生和”变成了小字，其实与2005年版同名）(1)。此事看上去有点儿乱。首先不悦的是尹先生，他说：“不少朋友劝我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今天谁都知道易先生是讲故事的高手，尤其善于运用现代语言解说古代的事情。他的这一套当然也用到“美国制宪故事”中，诸如“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费城不是梁山泊”“摸石头过河”“婆婆媳妇论”，还有“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云云。更有甚者，为了“通俗”，还出现了“防官如防贼”的奇论。对此，一贯举止文雅、谈吐极其讲究的尹宣如何受得了。他气愤但依然文雅地批评易中天的书：“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他的风度，让我想起当年在农村见过的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右派，他娶了一位农妇为妻。一次他们发生争吵，农妇破口大骂，右派只会说：“你看你那个小样儿，两只手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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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想，易中天、尹宣都没乱，他们都在坚持自己的理念。我们却有些乱了。我想到当年续写《红楼梦》的人，高鹗还算“可以接受”，其他就多如牛毛、湮没无闻。当代续写、改写、解读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如李欧梵续写张爱玲《倾城之恋》名曰《范柳原忏情录》，也是由辽教社出版；注释钱锺书《围城》的官司亦曾轰动一时。如今“品读”一词有些出新的味道，让我们想到房龙、南怀瑾，也听到尹宣文绉绉的声音。他引韩愈的话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于是，法律、道德、学术种种问题都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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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这是“通俗化”与学术的一次“亲密接触”，只是拥抱时有些冲动和用力过猛，不小心撞到了“大家闺秀”的额头，让人家痛得几乎落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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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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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于2008年4月出版易中天先生《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插图增订版）一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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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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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一位智者，让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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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的一部新著《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有一家媒体报道此事，文中称我为“编辑家”。看到这样的“溢美之词”，本来是应该高兴的。然而，它却使我想起一件让人尴尬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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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上世纪末，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此，我们请陈原先生来沈阳讲座。我们向听众介绍主讲人的时候，用了一句“陈原先生是一位大编辑家”的话。听到这句话，陈先生微微一怔，欲言又止。我觉得其中有问题，恰好我正在翻阅《陈原语言学论著》的目录，突然看到“编辑／编辑家”的条目，陈先生写道：“编辑是一种人，又是一种工作。编辑即是人，则不必加‘家’。作家、画家、作曲家、文学家、科学家——称‘家’。司机、教师、出纳——不称‘家’。”读到这里，联想到刚才的介绍，又想到以往我似乎也有过“编辑家”什么的乱说，不觉脸面上浮出一缕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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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忆起来，在我多年的工作交往中，最让我敬畏的前辈，当属陈原先生了。说到“畏”，还要从沈昌文先生的一封信说起。那是在2001年初，我们从美国兰登书屋、麦克米兰等出版公司引进一批外文工具书，拟定在国内出版。为此，我们一位刚刚入道的小编辑给沈先生写信，请他推荐一些国内的翻译专家，信中有一句“请您告之一些工具书作者”云云。对于这句话，沈先生在回信中指出了两点错误或曰不当之处。沈先生说：“其一，看来你不熟悉我们这行的行话。我们在进行实务时，作者（意思同著者）、译者、编者是三个意思，指不同的三类人。我猜你要找的是译者，不是作者或编者。其二，要知道，在文化人中这么用‘告之’一词很‘丢份’，太学生腔了。”接着，沈先生写道：“干我们这行，写信等于是‘亮相’，必须词斟句酌，不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你们以后又偏偏要多同语言学家打交道，所以不能不慎之又慎之。请原谅我对你们有点倚老卖老。何况我也是陈原这些老长辈这么带出来的。”然后他向我们推荐陆谷孙、侯焕闳、谢翰如等专家，组成了一个优秀的翻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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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语言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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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沈先生的信，我的口中不断地赞道：“真是一个好老头啊！”心里却胆怯起来，甚至得了一种“写信恐惧症”。因为在后来的交往中，沈先生不断地强调，他的“这一套功夫”是从陈原先生那里学来的；他还特别提到，陈先生对于我们辽教社一干人马的信件文字也有评价。沈先生经常叹道，追求文字的尽善尽美真是太难了。比如《读书》，无论你如何精雕细刻，到了吕叔湘、陈原手上，还会列出一大堆错误。真是防不胜防啊！听到这些话，我再想写信时，怎么会不胆怯、不畏惧呢？不怕你笑话，那些年我们与陈原先生交往不少，我却从来没有给他老人家写过一封亲笔信。不是懒惰，实在是被语言学家的目光吓着了，出现了类似“失语”的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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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几年前，陈原先生离开了我们，人们给他冠上一大堆称号，有“导师”“出版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化启蒙的殿军”等等。我最喜欢的称号，却是董秀玉先生的评价——“他是一位智者”。正是他的智慧，不断地提醒着我们这些摆弄文字的人，切不可妄自托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语词的密林中，迷失方向。比如，我还以本文开头时的那段故事为例。本世纪初，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极好的译著，题曰《编辑人的世界》。我非常喜欢此书，甚至还在一次大型的选题会上，向许多社长、编辑们强力推荐过。但是，看过上面的故事之后，你立即会发现，这部译著的名字也犯了陈原先生说到的错误。其实原著的题目是Editor on Editing，译为“编辑的世界”就已经很好了。可能是译者觉得不够劲儿，凭空加上一个“人”字，无意之中便陷入了蛇足的境地。以此推论，如果那位作者再写一本《记者的世界》，我们是否需要译为“记者人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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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提醒我们，创新是一件好事情，但创造“新语词”却要慎之又慎。陈原先生曾经对新语词作过认真的研究，并且给出了导入新语词的四个条件，即必需、规范、准确和上口。但是，一般说来，生造词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运用所谓“推陈出新”的手法似乎更好些，也更见作者文法的功力。用陈先生的话说，有旧词可用，就不必再引入新词了，汉语的词汇量已经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