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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伴随着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有人预言，新世纪将是一个“索引的时代”。如果说电子书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出版形式，那么搜索引擎正在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据说，西方的索引专家们如今都成了抢手货，他们大多兼任着一些网站的工作，或者干脆离开了传统的部门，到“谷歌”上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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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传统的出版人，还要为“索引”的事情争吵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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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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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旧三厄，新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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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除了水火兵虫之外，古书有“三大厄”。首先是清代陆心源所言“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后面“两厄”是鲁迅提出的：一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再一是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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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是70多年前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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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国运亨通，书业也跟随着发达起来，其中一景，正是古书出版的风起云涌。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场商业争斗。我想，如此状况，一定不是70年前的鲁迅先生想像得到的。以他的学养，以他一贯的挑剔与尖刻，以他“三厄说”的判断，倘若他死去的魂灵可以醒来，看到这一轮轰轰烈烈的“思远古之幽情”，一定又会发出冷冷的笑声，再伴随着一连串乒乒乓乓的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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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三厄说”是有道理的。我初读古书时，就有老师指点我学习的方法：首先是看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为最好；其次是选择本子，最好看影印本，重排的东西总会有差错的概率；再次是看整理者，一定要选择行家的作品。回想1989年，我编辑出版《九章算术汇校本》，汇校者郭书春先生始终战战兢兢，不断强调不能有一处一字的桀误。我不太理解，还说：“国家规定，允许有万分之几的差错率；时下无差错的书，大概只有《毛泽东选集》了。”闻此言，郭先生正色道：“既然称汇校，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遍查古人的错。我辈原本习古不精，若又添新乱，哪还有自称汇校的脸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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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反响不小，其中古代文化部分，却陷入不讨好的境地。有人批评如此简体、白本、重排、横排，问题太多。网上甚至有人（网友谭伯牛）写道：“一个辽教，一个晋古，都属于‘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典型案例。”这样的话，当然来自上述鲁迅先生“三厄”的说法。后来，《新京报》采访“新世纪万有文库”古代文化部分学术策划杨成凯先生时，杨先生承认，文库中存在一些问题，但他也引用鲁迅先生《关于翻译（下）》中的话加以反驳：“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的。”那篇采访的题目就是《吃烂苹果有总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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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点儿题外话。鲁迅的那篇文章中还谈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最受毛泽东赞赏。据说在毛逝世的前一年8月，他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此文，并且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的封面上，写下“吃烂苹果”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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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的话称为“旧三厄”，对应时下的局面，显然它们的弊端尚未消去；遗憾的是，新的三厄又款款而来。何谓书之“新三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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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白话。这当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功劳了。近30年，古文今译之风大为盛行，几乎所有的古书都有了白话的本子。且不论译得对错，“今人好译古书而古书亡”，这话总是有道理的吧？不瞒你说，我也组织出版过“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丛”，包括《周髀算经》《洗冤集录》《天工开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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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个人也收藏了不少白话版的古书，其中有三本书自认为最有特点。第一本是“文革”时中华书局版的《论语批注》（1974），它有三好：标准的索引注释、周到的白话翻译、几乎见不到错字。更值得收藏的是文中的批判词条，读起来能把你气死、笑死、呛死——那水平，那幽默，那政治，绝不是今日之学术明星们可以相比的。比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批判曰：“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朝闻道，夕死可矣”，批判曰：“复古之道，复辟之道。”第二本是台湾学者孙振声先生《白话易经》（星光出版社，1981），我存的这一本还是影印的海盗版。它的好，表现在品质上，更表现在台湾民众的国学水平上。第三本是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书名是沈雁冰题字，全书译得也好。我读此书时，曾与中华书局胡友鸣先生交流，谈到书中关于数术的翻译有不准确之处。友鸣兄说，像《左传》《梦溪笔谈》等横跨多学科的书最难译注，沈先生的译笔已经很难得了，读此书，权作一种阅读欣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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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简体。关于此事，一直颇有争议。像《九章算术汇校本》，只能用繁体字，否则还汇校什么！当时东北没有一家印刷厂能排繁体字，最后还是到深圳排的版。后来出版《周一良集》，周先生也坚持全书繁体竖排。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的出版，堪称是一个文化奇观，尤其是《汉书》，如果改为简体字，会是什么感觉呢？李学勤先生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简体横排，真是一件不得了的出版工程。是耶？非耶？反正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读中华书局两卷本影印版的《十三经注疏》，几乎弄瞎了我的眼睛——毕竟人有些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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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网络版。几年前，我还不知道网络版的厉害。当时写《数与数术札记》，做笔记时每天敲字，字库中的古文字又不全，整天累个半死。后来读《五行志》，我手下的一位电子书编辑告诉我，网上什么古书都有。他给我弄来《二十四史》《十三经》《春秋繁露》……真是想什么有什么。我问：“这都是谁干的？还不收费！”他开玩笑说：“雷锋啊！”东北人哪是活雷锋？网虫们才是活雷锋呢。只要你不怕文中有错误，书目是应有尽有。我且喜且忧，心中却自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关于“烂苹果”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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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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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两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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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王一方先生在《搞出版，一定要读陈原》一文中写道：“听钟叔河先生谈出版心得，有一句很私房的话至今记在心头——‘好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戏称‘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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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钟先生的这个观点。因为编辑做久了，往往会养成一些不良习性，比如眼高手低、嘴勤手懒、思想空洞等等，弄不好还会走向疏远学术文化、埋头于技术性操作以及崇尚极端商业化的道路。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呢？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之一，正是一面编书，一面坚持自己写一点东西，即所谓“编辑要有两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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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支笔”并不是编辑的专属。按照钟叔河先生的另一个观点，知识分子的身份，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职业，划分成从事教育、创作和文化传播的三个类型。其中的精英分子，会相应地成为教育家、作家和出版家。但是，我们稍作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职业定义是无边界的，许多文化人都会携着所谓“两支笔”或几支笔，在这三个职业之间跨来跨去。一般说来，在他们的“多支笔”中，那支“最主要的笔”，决定着一个人的身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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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甫先生是以编辑工作为“主笔”的。他从事出版工作近60年，编了很多好书。其中最有名的是编辑钱锺书先生的著作《谈艺录》《管锥编》《管锥编增订》，并且为之代拟目录。钱先生在《管锥编》序中写道：“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并志简端。”但是，周先生又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人，他从第一部著作《班超》（1935）起步，流年辛劳，亦编亦写，数十年下来，竟然有50余部著作面世。他的写作文体独特，大不同于那些正统的学术文章，看上去更像是一篇篇高质量的“编辑审稿意见”。当有记者问：“您一生著述丰厚，却终年‘为人作嫁’，没有成为一位专业学者，不感到遗憾吗？”周先生淡淡地答道：“我是中华书局的编审。”实际上，周先生始终是把编辑的那支笔放在首位的，即使做学问，做的也是编辑式的学问。所以，与其称周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编辑”，不如说他是一位“编辑型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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