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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50 怎么办?波兹曼是“纸制书阅读”的崇拜者。他认为,“纸制书”是最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书籍“有限传播”的属性,也可以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控制。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从而实现知识与成长的良性结合,划清成年与童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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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52 如果西方文化按照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消逝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也宣告了“纸制书”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技术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迅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分析。首先,“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障,什么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如果你不识字,这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制也不攻自破,电视肆无忌惮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秘密。比如,出身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甚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这样的政治还有什么名誉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更加混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长期处在性亢奋的状态,并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波兹曼气愤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流,都恬不知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就这样,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如果说,这种“消逝”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平均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这难道与同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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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57 波兹曼:《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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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59 童年消逝了,问题接着进一步恶化。出版《童年的消逝》3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怖的预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但使美国人丢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丢失全部思想和精神的生命。这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消逝》那样观照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不再条理清晰地沿着理性的路径娓娓到来。在冲动的情绪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率,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由于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本质的时候,就试图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辅助于各行各业,结果却纷纷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比如,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因为“只有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暴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不好影响了收视率,结果遭到解雇(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在野蛮社会中,带来坏消息的人将被驱逐或杀掉);一个人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直播,事后记者问:“你不害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花费2.5亿美元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直播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邀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出现时,“那巨大的欢呼声足以把当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与当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经典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辩论中说了一个很俏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面对这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气愤地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恶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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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61 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这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严复译)的作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乌托邦”的概念并不新鲜,它是人们空想的美好的社会形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先声,而摩尔的《乌托邦》(1516)则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题材的写作。但空想终归是空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模糊的。上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非常乌托邦”)的文学创作诞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好空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波兹曼也试图在这里找到灵感和依据,说明美国文化行将衰落的道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制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波兹曼的结论是:专制是丑恶的,它试图建造的“文化监狱”是容易辨认的;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它起码没有在美国发生。即使发生,“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赫胥黎的预言就不同了,他描述的“技术至上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牛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千百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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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66 奥威尔:《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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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68 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过100万条广告”,而广告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干净,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技术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奚落,于是忏悔,赶紧改过,于是绿草茵茵,遍地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这样,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有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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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70 关于波兹曼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关注。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刊登在《编译参考》上。其实这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1906~1913)。这4部书有3部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出版,只是《美妙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其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现在此书已经有很多版本面市,题曰《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为了客观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背景性的文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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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72 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我国学者也有一个追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版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听说波兹曼和他的著作,从1997年开始就寻找这两本书的版权,直至2004年才实现出版的愿望。但是,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时,学者刘擎说:“他辞世的时候,我不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这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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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74 我想,我的文字以及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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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76 (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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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81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9]
1704853382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山谷间,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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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84 今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科学文化随笔集6册,名曰“火蝴蝶文丛”。看到书名,我的心里自忖着:真是难为几位科学文化人,竟然聚合在这样一个“类言情”的丛书名下!当然,幸好没有“鸳鸯”,否则一定会遭来那些科学主义者的唾骂,说他们是“反科学”“伪斗士”什么的,听起来就让人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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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86 有什么办法呢?文丛的主持者江晓原、刘兵两位教授,从来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比如江先生,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天学真原》是由我出版的,这也是他早年的成名之作。江先生用功最勤,涉及领域极广,处处异响旁出,不落窠臼,《天学真原》即为一例。这本书为“国学丛书”之一部,当初我们在开列学科目录时,请他撰写“古代天文学”。他当即指出,“天文学”是一个科学概念,对中国文化而言,它不足以概括古人天象研究和活动的全部内容。所以他提出,应该将此科目改称“天学”,以求更全面地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此“一字之差”引导了一代学术新风,也是《天学真原》被誉为学术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江先生不阈成见、不讳观点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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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88 刘先生也不是安分之辈。记得在1987年夏天,我以出版人的身份,到厦门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史会议。会上见到一些年轻学者,他们许多还是研究生,刘兵就是其中之一。那一群人很有朝气,时而在厦大美丽的校园内飘来飘去,时而在会上与前辈们争论不休,招来一些老学者的侧目。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刘兵是他们自发拥戴的“头儿”。后来我们有信件往来,知道他成了“超导史研究”的专家,并且不断有新见解、新成果推出。1990年,我们出版“国学丛书”,其中江晓原的专著《天学真原》竟然请年轻的刘兵作序,而且那序写得真好,其中阐释“辉格解释”的理论,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这三篇文章或书》,回忆当年读《天学真原》和刘兵序时的感受。我由此认定,江刘二位都有不小的才气,且气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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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93 江晓原:《天学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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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95 近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江刘二位愈发“不规矩”了。他们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一个专栏——“南腔北调”,一开就是4年,用对话的方式一唱一和,你一句我一句,也就愈发不像文章了。不过,我时常听说,他们在学术圈里正在推动着一个重大的科学文化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滥觞也与《天学真原》有一些关联。偶然见到江晓原,我有意问他近况如何,他却用一贯潇洒的态度说,大量时间都用在淘碟、看碟上。闻此言,我还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只有那些闲居的人、无聊的人、多愁善感的人、事业不顺利的人等等,才会做这样的事,“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却表情诡异地解释:“是啊,有些时候,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吴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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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97 这次翻阅“火蝴蝶文丛”,我才豁然醒悟,原来江刘二位的行为都是围绕着一个大背景展开的,那就是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在中国,有几个阵营都为此拼杀着。他们究竟拼杀什么呢?近现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速发展,人们便产生了“科学崇拜”的观念,觉得科学是一贯正确的、一贯美好的,我们的一切事情都需要用科学的尺子量一量,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合乎标准的是好的,否则就要从人类文明中剔出去。像中医学,它的知识体系明显地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范式,所以“五四”以来,随着“赛先生”的强势,“废止中医”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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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3399 针对这种现象,“火蝴蝶文丛”的6位作者站在“反方”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努力阐释着“科学崇拜”对于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纵观“火蝴蝶文丛”的思想体系,他们共同的知识背景是“科学哲学”,阅历的相似性与认识的一致性,使他们彼此的论述丝丝相扣、首尾相连。另外,6位作者文化好恶、学术风格、思维走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个性情怀。因此,当我通读“火蝴蝶文丛”的时候,脑海中自然地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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