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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波兹曼是“纸制书阅读”的崇拜者。他认为，“纸制书”是最好的媒体，它既解放了人的个性，同时书籍“有限传播”的属性，也可以做到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控制。在学校和家庭中，规定他们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从而实现知识与成长的良性结合，划清成年与童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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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文化按照波兹曼的描述走下去，产生于16世纪的“童年”是不会消逝的。但是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也宣告了“纸制书”一统天下的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100年，是电子工业和信息技术大炽的时代，尤其是电视的出现，迅速地化解了波兹曼的分析。首先，“识字”不再是认知的屏障，什么人都可以津津有味地坐在电视机前认真地“阅读”，品头论足。正如萧伯纳看到百老汇五光十色的灯光时所言：“如果你不识字，这灯光无疑是美丽的。”其次，对未成年人阅读内容的限制也不攻自破，电视肆无忌惮地揭开了成人所有的文化秘密。比如，出身好莱坞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写过文章，也没有什么思想体系，但在电视上，那些傻乎乎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甚至在大选中公开说：“政治就像娱乐业一样。”这样的政治还有什么名誉感可言？至于性问题就更加混乱了，诸如“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谈一下乱伦的问题”一类的话语，几乎成了美国电视上的口头禅，“它使美国人长期处在性亢奋的状态，并且强调性满足上的平等主义”。波兹曼气愤地说：“忏悔室里的交流，都恬不知耻地成为公开的话题。”就这样，电视摧毁了美国人的“童年”。如果说，这种“消逝”还只是在文化学的意义上，那么波兹曼还发现，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童年”的概念也在萎缩。在近100年里，美国女性的青春期每10年大约提前4个月，也就是说，1900年女性初潮期平均年龄是14岁，而1979年就是12岁了。这难道与同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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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曼：《娱乐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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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消逝了，问题接着进一步恶化。出版《童年的消逝》3年后，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又发出更为恐怖的预言：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副作用，不但使美国人丢失了童年，还将使他们丢失全部思想和精神的生命。这本书的写法，不再像《童年的消逝》那样观照历史与文化的流变，不再条理清晰地沿着理性的路径娓娓到来。在冲动的情绪下，波兹曼列举了大量的例证，用以说明一个道理：电视只有一个声音——娱乐的声音。它外在的因素是商业化与收视率，内在的因素是电视本身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由于我们在没有认清电视的本质的时候，就试图利用电视的娱乐功能辅助于各行各业，结果却纷纷落入娱乐化的圈套，被转化为娱乐的附庸，大量的“文化悖论”被衍生出来。比如，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带来多少笑声，因为“只有娱乐才有新闻”；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暴露，是因为他的电视形象太像一个说谎者，引起了人们的疑心；一个播音员因为长相不好影响了收视率，结果遭到解雇（波兹曼说，他由此想到，在野蛮社会中，带来坏消息的人将被驱逐或杀掉）；一个人的心脏手术在50多家电视台直播，事后记者问：“你不害怕吗？”患者答道：“他们绝对不可能让我在电视上死掉。”1984年，有人拟花费2.5亿美元把《圣经》拍成225小时的节目，搬上荧屏；1983年，电视直播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邀请电视脱口秀名角主持，而当一位好莱坞明星出现时，“那巨大的欢呼声足以把当地的死人吵醒”；今天总统竞选的电视辩论，与当年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经典辩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里根在与弗里茨辩论中说了一个很俏皮的笑话，第二天许多报纸都说——“里根用笑话击败了对手”。面对这些怪现象，波兹曼更气愤地说：“在这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文化已经变成了一场滑稽戏。”所以当欧文·柏林的歌中唱道“没有哪个行业能像娱乐业”时，波兹曼恶意地讥讽道：“只要改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他就会成为像赫胥黎那样的先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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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波兹曼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政治预言：美国正在不自觉地跌入一个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这个赫胥黎是《天演论》（严复译）的作者汤马斯·赫胥黎的儿子阿尔都斯·赫胥黎。“乌托邦”的概念并不新鲜，它是人们空想的美好的社会形态。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乌托邦的先声，而摩尔的《乌托邦》（1516）则开创了这一独特的文学题材的写作。但空想终归是空想，它的现实意义是模糊的。上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负面乌托邦”（又称“反乌托邦”“非常乌托邦”）的文学创作诞生了，它所阐释的是一些“美好空想”带来的社会灾难，引起了社会学家极大的关注。波兹曼也试图在这里找到灵感和依据，说明美国文化行将衰落的道理。他列举了两种“负面乌托邦”的形式：一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1948）中描述的极端专制主义社会；再一是阿·赫胥黎在《美妙的新世界》（1932）中描述的极端科学主义社会。波兹曼的结论是：专制是丑恶的，它试图建造的“文化监狱”是容易辨认的；况且奥威尔预言的“一九八四年”已经过去，它起码没有在美国发生。即使发生，“在弥尔顿、培根、伏尔泰、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的激励下，我们一定会拿起武器保卫和平”。但赫胥黎的预言就不同了，他描述的“技术至上社会”到处莺歌燕舞：人不再自然生育，而是通过技术人员孵化出来；“孵化人”是完美的，男性牛高马大，女性弹性十足，他们不必生育，没有婚姻，也不允许有专一的性伴侣；他们不会生病，心情不好时吃一种“解忧丸”，就立即欢快起来；人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安乐死”的教育；他们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睡眠教育”、巴甫洛夫式的教育，一个观念会千百次地在受教育者的脑海中重复。许多词汇在这里消失了——“父母”“夫妻”“爱情”“痛苦”“放荡”，思想、艺术、宗教、家庭、情绪和各种人性、文化的差异都荡然无存。尤其是“死亡恐惧”也消失了，从而导致人类失去了追寻文化精神的原动力，同时，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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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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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与奥威尔预言的专制主义社会同样危害人类文化，但它采取的手段却更高明，不是监狱，而是欢乐。波兹曼指出，美国社会正在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逼近。人们的“解忧丸”就是电视，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娱乐。教育手段也是类同的，“一个40岁的美国人，已经收看了超过100万条广告”，而广告的手段大多是“伪寓言式”的：一对夫妇的衣服没洗干净，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没有选择技术更好的洗涤剂；他们受人奚落，于是忏悔，赶紧改过，于是绿草茵茵，遍地花开。娱乐之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的神化。就这样，美国向赫胥黎式的乌托邦社会一步步走去，没有斗争，只有笑声。因为“我们听不到痛苦的哭声，那又同谁去战斗？同满脸堆笑的娱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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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兹曼的悲观主义情绪，中国的有识之士久已关注。关于“负面乌托邦”的问题，早在1979年，李慎之、陈翰伯、陈适五、董乐山等人就已经组织并译出《美妙的新世界》《一九八四》，刊登在《编译参考》上。其实这两部名著均属于“负面乌托邦三部曲”，另一部是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还有一种“负面乌托邦四重奏”的说法（沈昌文语），即上述三本书，再加上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的哲学》（1906～1913）。这4部书有3部已经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出版，只是《美妙的新世界》因为“文库”的夭折而未及面世。今天，它的清样还放在我的案头上，卢珮文译，其中有李慎之先生的序言《为人类的前途担忧》。现在此书已经有很多版本面市，题曰《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为了客观地认识波兹曼，读一些背景性的文字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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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我国学者也有一个追踪的过程。它们的中文版出版人严博非回忆说，他早就听说波兹曼和他的著作，从1997年开始就寻找这两本书的版权，直至2004年才实现出版的愿望。但是，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时，学者刘擎说：“他辞世的时候，我不曾读到任何中文的报道。在美国也有学者抱怨，说他的死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当时的传媒正热衷于施瓦辛格竞选州长的戏剧性进展。这对波兹曼来说可能并不是遗憾却反倒是安慰，因为这恰恰验证了他的理论。早在1985年，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就曾预言，政治竞选将越来越多地采用好莱坞的娱乐模式，而传媒将蜂拥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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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的文字以及所讨论的问题，显然不会给读者带来笑声。但是，我的耳边却不断地回响着波兹曼的声音：“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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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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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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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山谷间，飘来几只缤纷的彩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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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一套科学文化随笔集6册，名曰“火蝴蝶文丛”。看到书名，我的心里自忖着：真是难为几位科学文化人，竟然聚合在这样一个“类言情”的丛书名下！当然，幸好没有“鸳鸯”，否则一定会遭来那些科学主义者的唾骂，说他们是“反科学”“伪斗士”什么的，听起来就让人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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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呢？文丛的主持者江晓原、刘兵两位教授，从来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比如江先生，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天学真原》是由我出版的，这也是他早年的成名之作。江先生用功最勤，涉及领域极广，处处异响旁出，不落窠臼，《天学真原》即为一例。这本书为“国学丛书”之一部，当初我们在开列学科目录时，请他撰写“古代天文学”。他当即指出，“天文学”是一个科学概念，对中国文化而言，它不足以概括古人天象研究和活动的全部内容。所以他提出，应该将此科目改称“天学”，以求更全面地揭示历史之本来面目。此“一字之差”引导了一代学术新风，也是《天学真原》被誉为学术经典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到江先生不阈成见、不讳观点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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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也不是安分之辈。记得在1987年夏天，我以出版人的身份，到厦门大学参加一个科学史会议。会上见到一些年轻学者，他们许多还是研究生，刘兵就是其中之一。那一群人很有朝气，时而在厦大美丽的校园内飘来飘去，时而在会上与前辈们争论不休，招来一些老学者的侧目。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刘兵是他们自发拥戴的“头儿”。后来我们有信件往来，知道他成了“超导史研究”的专家，并且不断有新见解、新成果推出。1990年，我们出版“国学丛书”，其中江晓原的专著《天学真原》竟然请年轻的刘兵作序，而且那序写得真好，其中阐释“辉格解释”的理论，在学术界轰动一时，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这三篇文章或书》，回忆当年读《天学真原》和刘兵序时的感受。我由此认定，江刘二位都有不小的才气，且气味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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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天学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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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的阅读视野中，江刘二位愈发“不规矩”了。他们在《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一个专栏——“南腔北调”，一开就是4年，用对话的方式一唱一和，你一句我一句，也就愈发不像文章了。不过，我时常听说，他们在学术圈里正在推动着一个重大的科学文化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滥觞也与《天学真原》有一些关联。偶然见到江晓原，我有意问他近况如何，他却用一贯潇洒的态度说，大量时间都用在淘碟、看碟上。闻此言，我还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只有那些闲居的人、无聊的人、多愁善感的人、事业不顺利的人等等，才会做这样的事，“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却表情诡异地解释：“是啊，有些时候，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吴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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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翻阅“火蝴蝶文丛”，我才豁然醒悟，原来江刘二位的行为都是围绕着一个大背景展开的，那就是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在中国，有几个阵营都为此拼杀着。他们究竟拼杀什么呢？近现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速发展，人们便产生了“科学崇拜”的观念，觉得科学是一贯正确的、一贯美好的，我们的一切事情都需要用科学的尺子量一量，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合乎标准的是好的，否则就要从人类文明中剔出去。像中医学，它的知识体系明显地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范式，所以“五四”以来，随着“赛先生”的强势，“废止中医”的呼声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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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现象，“火蝴蝶文丛”的6位作者站在“反方”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努力阐释着“科学崇拜”对于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纵观“火蝴蝶文丛”的思想体系，他们共同的知识背景是“科学哲学”，阅历的相似性与认识的一致性，使他们彼此的论述丝丝相扣、首尾相连。另外，6位作者文化好恶、学术风格、思维走向等诸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和个性情怀。因此，当我通读“火蝴蝶文丛”的时候，脑海中自然地展现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