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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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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子如何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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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否兴风狂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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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时看小於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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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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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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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中算史研究中的“南钱北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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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很有创意，他们让我谈一谈“比生命更长的书”。对于一个爱书人而言，这是一个绝好的题目，只是涉猎面宽泛了一些。在自己的书架上，《辞源》《辞海》《说文》最让我依恋，淡绿色的中华版《二十四史》最让我敬重，低价购得的《道藏》最让我骄傲，宋刻版《算经十书》最让我喜爱，还有《柏拉图全集》《胡适全集》《傅雷全集》《朱自清全集》《闻一多全集》《十三经注疏》《四库全书总目》《二十二子》等等。它们有些已经流芳千古，有些肯定会比我的生命更为长久。你说，我该从何谈起呢？还是从出版人的角度下笔，或者再收缩些，仅谈一谈我亲手编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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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立即想到《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学术巨著，共10册。多年来，我一直把它列为我出版生涯中亲手编辑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我也一直坚信，它肯定会成为传世之作。为什么？这当然是由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决定的。在这里，我不想评价该书的相关内容，因为在学术界，它的地位早有定论。我更想述说的是，我为什么会选择出版这样一部看似冷僻的著作，为什么会对它倾注那么大的热情。回顾起来，大概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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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震动了世界，其中许多工作令我们中国人都感到自愧不如。曾几何时，我国学术界甚至认为，“国内没有科学史专家，中国科学史研究在国外”。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自然也很尊崇李约瑟，很认真地读他的书。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李约瑟对一些中国学者十分看重。比如，在“数学卷”中，李约瑟提到了现当代几位重要的东亚数学史专家，有史密斯、三上义夫、尤斯凯维奇、薮内清等，接着他写道：“在中国数学史专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实言之，李约瑟对于李钱二老的的评价，以及他在著作中对于李钱学术成果的大量引用，正是我最初决心编辑这部书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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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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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中国数学史学科的创立，也是以二老的这些著作为奠基的，所以，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素有“南钱北李”的美誉。请看吴文俊的评价：“李俨、钱宝琮二老在废墟上发掘残卷，并将传统内容详作评介，使有志者有书可读，有迹可寻……使传统数学在西算的狂风巨浪冲击之下不致从此沉沦无踪，二老之功不在王（锡阐）、梅（文鼎）之下。”在这套全集的编纂过程中，主编郭书春、刘钝二位教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庄重的态度。郭先生交稿时对我说：“我累坏了，出门就摔倒了。可是李钱二老堪称我国科学史研究的祖师爷，他们的著作得以整理出版，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就是累死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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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宝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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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李俨、钱宝琮大量科学史文章的重要性。其实只要你涉足中国古代科学史领域，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李钱二老散在的著作。回想那些年，我在工作与读书生活中，也为搜寻他们的资料吃了不少苦头。即使李约瑟也说道，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史资料的整理，“要不是像李俨那样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搜集的话，都是不易获得的”。所以，全集出版之后，第二年就荣获“国家图书奖”，学术界更是好评如潮。江晓原博士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出版《李俨钱宝琮全集》，此书卷帙浩繁，凡10巨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科学史界咸称颂之，以为功德无量。我可以提供一个具体例证。我有一套此书置科学史系办公室，至今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如此嘉惠后学，诚令人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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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源于我的出身。我在大学是学数学的，后来又做了5年数学编辑。追究起来，当年读数学系，倒不是出于我的热爱或天赋，而是“文革”后对于“政治运动”的一种恐惧感。毛主席曾经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后来“文革”结束了，可毛主席还说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谁还敢念文科呢？父亲也对我说：“在苏联，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子弟都学理工科，不再搞政治，做了科学家。你也该走这一条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报考了理科，最后被数学系录取，但心里却依然喜欢文史哲。毕业后将专业与爱好一结合，我就搞上了数学史。在那段时间里，我编辑了许多数学史的相关著作，像《数学历史典故》《世界数学通史》《九章算术汇校本》、“世界数学名题欣赏”“新世纪科学史系列”等，还结识了许多数学家，像王梓坤、吴文俊、陈景润、徐利治、梁宗巨等。这些经历，正是我后来组织出版李钱著作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当我跳出理科的圈子，在出版界越玩越疯的时候，经常有我的数学老师和同学指责我“不务正业”。我就列举《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来反击他们：“这可是传世之作啊！这还不算正业么？”其实我时常想，大学专业教育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我愿意将我亲手编辑的这部巨著，献给我数学系的师友，也算是在我浪迹人生的路途上，留一点“思乡”的根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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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此书时，我还产生一点感悟。今日之学人，文理学识的隔绝愈来愈严重，知识的阻断又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记得1990年我在编辑“国学丛书”时，特约编辑有葛兆光、王炎、冯统一，他们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都熟得不得了，请出张岱年、金克木、王世襄等一大批大学者做编委。但是说到国学中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就只能点出李俨、钱宝琮、严敦杰几位，再往下就不知道了。他们说：“请严敦杰做编委如何？”严敦杰也是李约瑟提到的一位科学史专家，但是那时严老已在两年前过世。后来，我提名请出杜石然。在选定作者时，杜先生推荐了刘钝、廖育群。葛兆光却知道天文学史博士江晓原，他说：“江晓原不但在科学史方面造诣颇深，他对于中国古代性学的研究也很有见地。这种横跨文理两界的学者最难得！”应当看到，在社会文化的整体结构中，“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往往是一种认同，一种接受，一种文化价值的肯定！美国科学史专家道本先生就曾经说过：“我们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孤芳自赏，或者作为吃饭的手段，起码要让社会知道你在做什么！”比如，有一次我与李慎之先生吃饭，他听说我是学数学的，就问道：“你知道李俨吗？他的成就足以在现代学术史上大书一笔！”作为一个搞科学史的人，能够得到李慎之先生如此之高的评价，足见李俨超越学术藩篱的文化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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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我的心底，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对它怀有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宗教崇拜！我坚信，不管人类社会怎样千变万化，文化的传承都是恒久不变的，那一缕浓郁的书香，也恒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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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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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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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