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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4日，《中国图书商报》刊载了一幅商务印书馆的整版广告。我一眼看去，脱口就说：“这是近年来，我见到的创意最好的广告！”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们的作者”，列出16位作家的照片；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员工”，列出16位出版家的照片；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图书”，列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法意》《小逻辑》等书刊的书影。三个部分的“隔断”上写着“创于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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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百年商务，谁能不肃然起敬！”我心里念叨着。同时，我还感叹，“作家”中有了胡适的名字，但“员工”中没有陈云的名字。然而，我更大的遗憾是，“员工”中删去了他的名字，图书中还是没有将它们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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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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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什么？“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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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恰逢此时，刚刚出版的《奇人王云五》（金炳亮著），也不约而至地来到我的面前。此书是“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之一，说到书名，“奇人”一词听起来有些俗气，含义似乎也褒贬不清。其实如此定义王云五，也不是作者的创造。早在1999年，金耀基曾写过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游的故事》，文章的副题正是“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他写道：“王先生自14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20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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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住，问题正是出在这“不同的角色”上。如果以现代史为背景，金耀基为王云五罗列的角色，“出版家”之名举世公认，“教授”一职也有事实存证，至于其他，就让王先生落入政治评判的泥坑。在《奇人王云五》中，作者用六章的篇幅概述王云五的一生，前四章讲的是王先生的文化出版生活，文字洋洋洒洒，叙述轻松自如。第六章讲的是王先生的晚年生活，尤其是他对出版事业的身心归一。纵览这“六分之五”的文字，内容是准确、客观的，思想的阐释也不受政治的禁忌，让人可以窥见地区性文化氛围的先进，再辅以作者流畅的叙述以及他出版人的身份，更使此书表现出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可读性。其实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内地关于王云五的著作，即以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为最好、最全、最客观之著作了。但它毕竟是建辉兄的博士论文，很有业内“教科书”的特征。而金炳亮的这部书，也确定了自己的定位：面对大众，它是一个动听的故事；对编辑，它是一些极有价值的出版理念和商业案例；对学者，它同样坚持了叙述的准确性，表明了作者本人明确的文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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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奇人王云五》的“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另一个明确的“判断”，即对王云五的人生判断，以及对中国现代史的政治判断。这一章的题目是“错位从政”，何出此言呢？你可以理解为：王先生是一位出版奇才，从政是他人生的一个错误选择；你也可以理解为：在政治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王先生“站错了队”，错误地选择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时期，他攻击过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后来，他又不肯与黄炎培、章伯钧一同前往延安，为“国共合作”出力，还说“当时不便反对……以共党擅长欺诈，一经前往，难免不被作为宣传之对象”云云。就这样，王云五始终追随蒋介石，直到他80岁时，蒋还到他的寓所为他祝寿，送上“弘文益寿”的寿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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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炳亮：《文化奇人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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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奇人王云五》，我产生一种感觉，觉得有人难为了金炳亮先生的文字。是谁难为了他呢？不是别人，正是王云五本人。其实何止金炳亮，王先生还难为了历史，难为了文化，难为了几代人的笔墨！茅盾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胡愈之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周恩来说：“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事”；陈原说：“说到商务，我们不能只知道王云五，不知道更重要的张元济”；沈昌文说：“学了张元济，再学王云五，才是正途；只学王云五，不学张元济，也许会走歪”；唐振常说：“不能因为王做过国民党的大官而回避他在商务的工作，此人在出版事业上确有人不可及之处”；徐迟说：“今天我们多么需要像王云五那样的出版家！”金耀基说：“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成为博士之父，成为内阁副总理，成为世界的大出版家。”你看，王云五多像一面魔镜，默默地反射着人们的观点、思想、立场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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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议论中，我最喜欢的评价还是来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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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的心中翻滚着思想的波涛。我想到王云五关于出版“万有文库”的伟大理想；我听到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喊出的“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我看到他为了阻止军警进厂捕人，竟当众下跪求情。但是，我也想到了关于王云五政治立场的争论；我也听到老商务的人说，他们称夏瑞芳为夏老板，称张元济为菊老，称王云五则直呼其名；我也看到关于王云五“私德”的记载，诸如以“王云五”名义出版的“辞书系列”，他个人收入丰厚的版税。翻看这一段历史，为什么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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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步入出版大厦，看到那四座雕像：左面是孔子、毕升，右面是张元济、邹韬奋。从前因为熟悉而有些无视，今天却格外认真地看了几眼，脑海中却浮现出“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董桥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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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云五先生只是难为了别人，但他自己并不为难。他称得上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我却还捧着金先生的书，不时为自己追随王云五的举动，露出一点难为情的微笑。一不小心，还会被书中的故事弄下几滴清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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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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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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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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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时我刚从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工作，听到同事们对这本书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刚毕业的文史哲专业的大学生，每当谈到黄仁宇，都会露出兴奋的表情，且以阅读《万历十五年》为时尚。当时，由于专业的阻隔和阅读兴趣的差异，我却半点也听不进去。几年后，我参加三联书店“中华文库”的写作，题目是《数术探秘》，责任编辑叫潘振平。在交代丛书写作体例时，潘对我说：“虽然这套书是学术著作，但它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强调文字的优美、完整和可读性。把引文与注释都放到每章的末尾，参考书目全放到书后，保证著作的学术价值。”他接着说：“你可以看一看《万历十五年》。”按照他的建议，我翻看了黄著，但只是了解了一下它的叙事风格和编排形式，以便自己在写作中效仿，依然没有认真阅读它的内容。1992年，我的《数术探秘》交稿。有一次我与潘振平聊天，他送给我一本《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是黄仁宇的另一部著作。后来我发现，黄的《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8本书陆续在三联出版，《万历十五年》也从中华书局转到三联的名下，它们的责任编辑都是潘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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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黄仁宇的著作已经红透了半边天。他的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印，直到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出版，黄的名字已经跳出了专业圈子，成为大众泛读的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说，《万历十五年》的成功源于黄仁宇扎实的明史功底。他花费5年著《明代的漕运》，并由此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他花费7年读了133册《明实录》及相关资料，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他的《万历十五年》共281页，其中参考书目134种，注释555条，再加上附录，共占掉65个页码，几乎是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他再运用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的故事，实在游刃有余。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真是绝好，他的《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语）。黄仁宇也曾以“李尉昂”为笔名，发表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汴京残梦》，虽然他总会在故事中表现自己的历史观，但他丝丝入扣的描述还是将他的才华表露无遗。有人认为，黄仁宇独到的写作方法在他的著作的出版和畅销中起了作用。下面的故事可以从反面证实这一点。在《万历十五年》英文版完成后，黄几乎找不到出版者，原因之一竟是他独辟蹊径的创作风格惹了祸，出版社迷失了对这部著作的作品属性的判断。学术出版社说，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写成的，更像是一部历史小说，“全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俗流的文人在狱中自杀作结”。商业出版社却告诉他，“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黄仁宇愤怒地说：“我听得太多了。”的确，《万历十五年》太有个性了，类似的写作几乎找不到，最多有史景迁的《天安门》、孔飞力的《叫魂》可与之相比。但黄仁宇是中国人，或曰“美籍华人”，他丰富的文化背景与生活阅历，还会为作品多添几分“畅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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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欲的“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难道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做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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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反”的旗帜下，黄先生的故事表现得新鲜、生动而有煽动性，许多历史人物、事件、是非，都在他的观照下现出了“事物的本质”。比如，大臣们犯了错，皇帝罚没他们的工资，是因为皇帝知道这些大臣都有“灰色的外快”，那点“俸银”不算什么。诤臣上书指责皇上的缺点，被说成是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买直”——把“正直”当作商品，用诽谤讪议人君的方法做本钱，换取正直的声望。海瑞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可是他一朝权在手，便宣布所辖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海瑞的问题，那么他这个大孝子竟然因为婆媳不和两次休妻，第三任妻子也与一妾在同一天晚上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还有，张居正表面上为人端正，实际贪赃枉法，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满门查抄。申时行、戚继光均遭罢免；李贽更是身陷囹圄，自杀而死。黄仁宇说：“这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且问，黄仁宇如此详细地切割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253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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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