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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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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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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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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坚守理想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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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就这样快速地变化着。先是政事分开，接着就试点企业化；可“试点”还没有试完，一下子又全面铺开了。当然，有了“与时俱进”的观念，我们就不必慌张，一切自然在掌握之中。正值此时，我收到《中国编辑》的约稿函，说是要讨论一下“坚守编辑理想”的问题——真是一个好题目！我一个做了20多年出版的编辑，哪里是要坚守，简直是想赖着不走。现在却要讨论“坚守编辑理想”，看来这阵营中确实出现了某些思想的信风。那也是必然，正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只是我这个惯于“抱残守缺”的人，一谈到理想，就会想到那些兢兢业业的先辈们。他们历经沧桑，不为时势所动，抱着一个宗旨，终日伏案劳作。这样的精神，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更敬重他们！于是，冲动之余，就有了下面的一些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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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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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他是一位智者，更是我们的导师！如果他活着，此时我一定会发个“伊妹儿”，向他请教如何“坚守理想”云云。现在不行了，好在陈原先生的精神还在。你看，沈昌文先生参加陈原先生的追悼会，逢人却说：“我刚从陈老总的聚会上归来！”有人问：“你看到陈原先生面色如生么？”沈先生说：“没有啊，为什么如生？我看大家的面色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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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陈原先生确实还活着。一说到编辑理想，我立即想到他的那句名言——“作为一个编辑，作为一个老总，他的自我修养的头一条，应当使自己成为‘书迷’。”为什么？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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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奉献给出版事业者，无一不是书迷。迷上了书，即迷上了这事业，百折不回头。局外人有取笑者，管他呢——水来土挡，因为迷上了书。钻入书林，迷上了书，然后知书味，知了书味，则什么闲言碎语，什么风险，什么打击，什么挫折，什么什么，都不怕了……书迷与文明共生，甚至过着一种淡泊宁静的自我牺牲生活，具备一种虔诚的殉道者精神。默默地勤劳，做出无私的奉献。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决不只是具有“职业”道德，书迷已超过了“职业”，他的职业性责任感，已升华为对人类文明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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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摘自陈原先生的一个讲演稿，名曰《总编辑断想》。我喜爱此文近乎痴迷，甚至专门为之出版了单行本。值得提及的是，沈先生的“后序”更是解得真切。他说：“陈老出版观念的许多新发展，我已不及实践，以是恨恨……从这里看，年轻的读者朋友，你们在还能把陈老的经验付诸实践的大好时光读到这本书，是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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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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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里，出版界还有一篇文章，振聋发聩，这就是刘杲先生的大作《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刘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身居高位，或高堂讲章，或指点江山，他从不讲官话套话。尤其是他的微笑，他的平和，他的从容不迫，让人体会到文化修养与文化传承的魅力。在刘杲先生那里，“文化”就是生命，是一个出版人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人类的生命。例如，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陈翰伯的话给我印象最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一句话就说透了，有什么可分析、可争议的？什么‘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这话让我刻骨铭心。由此联想到眼下改革的热浪，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文化”这个精髓！有了这个基本精神的确定，“坚守”就不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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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杲先生还有一篇文章，着实让我激动了很久，即他为《中国编辑》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题为“我们是中国编辑”。此文文采飞扬，充满激情。他不但激励着我们的斗志，更让人感叹一位职业出版家的情操，同时，我还想到“历久常新”的意义！其中一段，就足以鼓起我们“坚守”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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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编辑，堂堂正正，浩浩荡荡。在这支队伍的前边，我们望见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等众多先贤的背影。前人霞光满天，后人朝气蓬勃。我们前赴后继，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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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体会到一种纯洁的情感，一种坚强的意志，一种即使历尽人间遭逢，依然百折不回的人生态度。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太需要这样的“精神注入”了。我还建议，若有闲暇，就再读一读刘杲先生为《编辑人的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美国编辑怎样看待编辑工作”。总之，他的理念是完整的，是一以贯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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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刘杲先生的那个命题——“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此文原载于《中国编辑》2003年第6期，但这个命题的提出，却与我有些关联。那是在2003年6月，我托沈昌文先生请刘杲先生为我的文集《人书情未了》作序，刘先生正是在此序文中写道：“文化是出版的魂，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出版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沈先生收到刘杲先生的序后，在回复的邮件中赞道：“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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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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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的“联想”从圈内又游离到圈外，不过也“外”不到哪儿去，都是“案上春秋”。写到这里，我恰好收到董桥先生的来信，他是看了我的一些关于出版的短文才写此信的。其中有一段话，让我倍感自豪。他说：“我平生原本最想做个出版人，出精致的书，出好书。但是此生我做不成，看到你做了，格外高兴。”我们出版人，在这个行当里，听到大行家说一句“你的书编得真好”，是可以大慰平生的。记得我曾经对王亚民先生说：“有专家说，要抓紧收集河北教育出版的那批好书，其中有些品种，大概在未来数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出版的机会了。”当时，亚民兄脸上呈现的表情，凝重而欣慰，使我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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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之，我总觉得，“坚守”一词有些压迫感。其实出版更应该成为一个乐园，一个爱书人的乐园。以文会友也罢，文以载道也罢，总之那欢乐是发自内心的，是超越时空的，甚至是超越生死的。你看，董桥在那封信中还写道：“你的《无奈的万有》一文，所附王云五先生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在台北（与王云五）匆匆一晤的旧事。”于是，我找到董先生的《给自己的笔进补》一书，其中有文章曰《点亮案头一盏明灯》，他记述了那段“旧事”以及对出版人的尊敬：“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的可爱……照片里的王先生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有一次在台北重庆南路见到这样一位老先生走过，几个同学都说那是王云五，我起初半信半疑，后来也跟着大伙一起相信了，回宿舍夸说我们见到了王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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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里，恰恰包含了出版人乃至文化人的快乐。即使在香港，即使在世界各地，“文化链接”就是这样便捷，无处不在。这正应了《易经》中的那句话“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色。这正是我们追求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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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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