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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作品中，黄仁宇逐渐露出了“大历史观”的政治指向。他提出一个让人震动的“潜水艇三明治”的比喻。他在《黄河青山》中写道：“我们可以将中国形容成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没有把手，所以无从下手。我们可以说，缺乏中间阶层导致过去的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当然，真正的揭秘见于他的《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日记》。他说，蒋介石为中国搭建了一个高层建筑的架构（相当于三明治上面那片面包），毛泽东则重塑了中国的底层社会（相当于下面那片面包），之后邓小平则经过20年的改革，在这两者之间搭建了一个中间的管理阶层（相当于那个大箱子的把手），从而为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铺设了最后一座桥梁。这三者作用同等重要，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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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从63岁时出版的《万历十五年》起步，到1985年在台北版的《万历十五年》自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历史观”的概念，一直到2000年1月8日病逝，黄仁宇宣扬他的“大历史观”达20余年。记得1998年《万象》杂志创刊，我们也向黄仁宇组稿，并在第2期上就刊载了黄先生的文章《上海，Shanghai，シンハフ》。1999年末，我们收到黄先生的投稿《资本主义与负债经营》，文末注道：“1999年11月寄自美国赫逊河畔。”文章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只是问题拆开来说，事情讲得更清楚。记得当时几位编辑对黄的观点有些拿不准，就请《读书》原主编沈昌文先生把关，沈改过后写道：“黄作甚佳，他基本上为我们大陆的事业叫好，只是语言与论据与时贤不同而已。对于这类不同，如果还容忍不了，以后大概没法做事了。我改了一些。这种改法，是我在《读书》上常用的。不过也许因此让有些人不大高兴。这当然只是把‘右派’的真面目掩盖一下而已——照他们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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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忆起这段往事，我还有些伤感，因为收到稿件不久，黄先生就离开了人世。这会不会是他寄出的最后一篇文章呢？董桥在《万象》上以《窗外一树白茉莉》为题，深情地写道：“是个周末，黄仁宇坐着夫人格尔开的车子到戏院看戏。汽车沿赫逊河畔逗转之际，黄仁宇笑笑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那末多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他们一到电影院，黄仁宇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来就晕倒了，叫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急救救不回来，悄然去了。”几个月后，他还未年老的妻子格尔竟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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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让我伤感的是《万历十五年》出版前后，黄先生在海外的境遇。他先是1974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此书仅卖了800多本。1975年他写了《中国并不神秘》，试图从纵向上研究中国问题，结果三次审稿都未通过。黄说他“为这部书稿举行了三次葬礼”，埋葬它的人又是大汉学家亚瑟·莱特和费正清，此事对年近60岁的黄仁宇的自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76年，他又写出《万历十五年》，在横向上给出中国历史的一个切片。但是，它的英文稿子也被英美出版商们推来推去，直至1978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并于1981年出版。结果，身为正教授的他，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被纽普兹大学辞退。孤独，孤独，孤独……即使后来《万历十五年》在西方有了影响，黄先生依然没有摆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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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落寞中的黄仁宇把《万历十五年》译成中文，投向国内，就像一个游子在找寻精神的归宿。经黄苗子引荐，稿子落到中华书局傅璇琮的手上。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这部稿子几经周转，直到1982年才由沈玉成进行文字润色，并由傅璇琮和魏连科、王瑞来编辑面世。结果，在海外四处碰壁的黄先生，终于在故乡找到归途中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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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想起前些天的一件事情。我的一位远房表弟从乡下来，他面上的肤色与举止，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他的脑中也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比如他说客死他乡的人是很可怜的，活着的时候很寂寞，死后他的魂魄还需要回到出生的故乡，才能获得安息。但灵魂是不认路的，生路已经忘记，死路又走不通。只有在家乡的亲人来拜谒他的时候，灵魂才会悄悄地牵着亲人的衣襟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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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故事，我想到清明节，想到满天满地洁白如雪的桃花、梨花、樱花、杏花……扫墓的人们归去来兮，春风吹着他们的衣襟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也想到黄仁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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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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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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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在路上，终难忘，依旧是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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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霜降，风雨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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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雨滴，像云雾中射出的水晶之箭，沿着斜斜的冷风，嗖嗖地落向山峦、旷野、江河……我站在窗前，望着低沉的雾霭，回想着过去30年的往事。蓦然，一丝感伤的情绪袭来，像浓云一样布向我的额头，眼中的泪水也如清澈的雨滴，几乎要飘落下来。怎么了？我恨恨地责骂自己：为什么要感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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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这点“类小资”的情绪，源于《中国图书商报》的约稿。他们让我谈一谈，在过去的30年里，有哪一本让我终生难忘的书？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立即又想到那本书，还有那位久已逝去的作者，一下子就陷入感伤的情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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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作者是梁宗巨先生。我最初知道此书是在1982年，当时我们几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工作。上班的第一天，一位老编辑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他指着桌上的一部书稿说：“读一读稿子，限你们3天之内，每人写一篇审稿意见。”交稿的那天，老编辑把我们的“审稿意见”贴在墙上，让更多的老编辑们围观。他们一阵阵的议论，让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文化羞辱”的滋味。错字、标点、格式、文体……处处都是毛病。“这样的文字基础，怎么当得了编辑呢？”一位老编辑小声议论着。我忍不住接话：“我们是学理工的嘛，怎么能比得了你们这些文史哲出身的人呢？”闻此言，那位老编辑递给我一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他说：“读一读这本书，它的作者梁宗巨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出身，但他的文字水平远在我们这些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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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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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晕头晕脑地捧着《世界数学史简编》，半为掩饰地翻读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读进去了。它本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数学史研究，并且后来在这一领域内徜徉了很久，读了很多科学史的书，编了很多科学史的书，还著译过几本相关的书，比如《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我更喜欢出版工作，一定会皈依梁先生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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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稿门”事件之后不久，我向那位老编辑表示对梁著的敬佩。他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40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画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注释，梁先生坚持在给外国人标注外文名字时，一定要首先标出他的母语国家的名字，然后再根据需要，标注英文或其他语种的译名。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实言之，对于一个青年人、一个小编辑来说，这样的书稿范例无疑会产生终生难忘的记忆。1992年，我写《数术探秘》时，通篇书稿真的就没有一处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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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梁宗巨先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者。他是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我多次登门拜访，坐在他窄小的书房里，了解他学术研究的思路和动态，甚至更愿意了解他充满个性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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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世界数学史”研究？他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也容易出成果。你看西方的科学史名著，像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等，都很少提到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甚至在序言中明确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的影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毅然投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结果他的成就轰动整个世界。我们是中国人，更应该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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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那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为什么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完美，甚至超越了学术专著固有范式的窠臼？他说，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浸润着生活的泪水和血水。其实梁先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40万字的《世界数学史》书稿。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宁静的生活，也摧毁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他的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惊吓而精神失常，他的哥哥梁宗岱被关进牛棚，他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等到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再拿起笔，心中的学问已经化成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与冲动。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都被结成文化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梁先生那支神来的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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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下一篇文章是什么？他说是《零的历史》。此文一发表，就轰动了数学史界。我问他下一部学术专著是什么？他说是《数学历史典故》。此书一出版，台湾九章出版社立即购买了它的繁体字版权。我问他再下一部学术著作是什么？他说是《世界数学通史》。我们马上签下此书的出版合同，渴盼着这部巨著的完成。1995年秋，他终于完成了《世界数学通史》上卷。但是，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了提笔的力气。当生命耗尽最后一点脉动的时候，他精神的支撑也在瞬间消散。1995年11月20日，梁先生溘然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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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1996年元旦的那天晚上，我打开自己的《编辑日志》，试图从“我的作者”栏目中划去梁先生的名字，禁不住热泪喷涌而出。后来，我这样感伤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世界数学通史》上卷出版，直到梁先生的学生孙宏安、王青建接续完成下卷的写作，直到中国出版集团将这部大作收入“中国文库”，直到今天，我又一次伴着秋日的凉风斜雨，回望那一点书与人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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