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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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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正先生的故事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文化。文化只有差异之分，没有高低、对错之分，这个认识是我们走出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重要基础。在基辛格初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他的心？是“中国人的微笑”。他说：“这是一个善良、纯朴、和平的民族……你看，街上的人脸上都洋溢着佛一样的微笑。”你知道，启正先生是用什么故事打动了基辛格？有一次，他和基辛格讨论幽默的民族性，启正先生说：“英国幽默像红葡萄酒，喝过之后还有一会儿余韵；美国幽默像可乐，一笑即逝，但也像可乐一样随处可得；德国幽默像威士忌，不是人人能品其味的，可一旦悟出，余味隽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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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良的习惯与传统是要批评和剔除的。取长补短、惩恶扬善、消除沟通的障碍，都在启正先生的故事中幽默地、和谐地、中庸地表述出来。他批评国骂“TMD”，说它恰好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英文缩写TMD吻合了，堪称“脏弹”。他告诫中国的美女们，当外国人夸你漂亮时，你一定不要回答“哪里哪里”，否则老外会很认真地说你的鼻子或嘴长得漂亮。与外国人交谈时要慎用古诗文，不要用缩略语、歇后语，比如“外甥点灯——照舅（旧）”，否则外国人就会问：“我们的事情与舅舅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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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正先生的风趣与幽默之中，文化差异得到温和、细微的分析与调理。但有时也会不同。一位日本人说，他们认为人死即成神，不追究生前做什么，所以对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他希望中国是否能从文化角度予以理解。启正先生答道：“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确有差异。我国只会把诸葛亮、关羽一类的伟人和英雄称为‘神’，不能对所有人一概而论。岳飞墓前有一副对联说得好——‘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审稿时，我在这段故事下注道：“致敬，一条硬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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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编完了，我们都感到意犹未尽。不要紧，启正先生的谈兴正浓。前些天，我们不是在北京与陈平原先生共同讨论《中国人》的写作吗？前些天，我们不是共同来到上海瑞金医院，拜见病中的王元化先生，确定王先生与启正先生共同主编《认识中国》吗？前些天，我们不是还讨论，如何让美国人瑷秉宏夫妇的著作《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与启正先生的《在同一世界》双剑合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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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当年启正先生有“浦东赵”“论坛赵”的美誉。现在呢？“外宣赵”？不，启正先生不喜欢外国人对“外宣”一词的曲解，他更喜欢用文化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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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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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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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执君之手，在清风白水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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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作为一个出版人，在生活的城市里，有像王充闾先生这样的一些大文人，是一件极大的幸事。我这样说，是因为几段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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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1995年岁末的京城，我与出版界的几位名流聚谈，其中有陈原、沈昌文、吴彬、扬之水。他们希望能在沈阳办一个杂志，名曰《万象》。我问：“《万象》是什么？我不懂。”沈先生说：“辽宁的王充闾一定懂，你可以试一试。”后来证明，充闾先生果然知道《万象》的文化背景。他告诉我，那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很有名气的杂志，孕育了张爱玲、傅雷、柯灵、郑逸梅等许多文学大家。所以，他不但支持新时期的《万象》在沈阳创刊，还同意与柯灵、李欧梵、陈原共同出任杂志的顾问。如此“文化移植”的举动，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我至今还时常感叹，有这样的结果，真是辽宁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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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组织“书趣文丛”的出版。这套书网罗了国内外许多名家，有费孝通、胡绳、饶宗颐、龚育之、施蜇存、黄裳、董桥、金性尧、葛兆光、陈平原、李零等。丛书的总策划“脉望先生”提议，希望收入一本王充闾的作品。当时，我知道充闾先生的文学作品名满天下，从《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后者还刚刚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以往辽宁教育出版社偏重教育与学术出版，沾不上文学作品的边儿。这次有了“脉望先生”的建议，我当然求之不得。充闾先生也欣然同意，将他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放入“书趣文丛”之中。他也是丛书的60多位作者中，唯一一位身在辽宁的作者。有这样的幸事，我自然又会感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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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组织了一套精美的小书“茗边老话”，小开本精装，每本3万字左右。作者有张中行、资中筠、邓云乡、吴小如、唐振常、金克木、白化文、叶秀山等。这一次我也想到了王充闾，问他是否有这样的“闲情闲文”。2001年底，充闾先生交上了《碗花糕》书稿，是一组回忆早年生活的文字，其文风清纯质朴，与他一贯的抒情散文、大文化散文截然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组稿影响了充闾先生的思想走向，让他的散文创作添上一枝旁生的花蕾。评论家们有了新鲜的惊艳之感，也有了新的分析噱头。而我对充闾先生也第一次由“高山仰止”转变为近观。读《碗花糕》，读《母亲的心思》，读《小好》，我的眼泪纷纷飘落。太真的情感，太善的情操，太美的文字，好啊！我还能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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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碗花糕》入手，我开始认真地审视充闾先生的创作思路，直至“王充闾作品系列”7卷本摆在我的案头上，我的脑海中终于清晰了一位大作家的文化影像。我知道，充闾先生最看重自己“大文化散文”的创作，那里包含了他对政治人生的深刻认识。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都变换着同一个模式：悲剧，悲剧，悲剧。无论是对谨小慎微的曾国藩，还是我行我素的李鸿章，他都无情地揭露他们内心的龌龊与无耻，落笔近乎尖刻。诗意的李白也没能逃过他笔锋的剖析。出世与入世的磋磨，挤压出李白无限的落寞与孤独，充闾先生由此引出“文人从政，必遭罹难”的悖论；面对张学良，他有些笔软，不断地阐释着“英雄”的定义，用以掩饰内心对于世俗的厌恶。“英雄无奈是多情”也罢，“英雄大抵是痴人”也罢，“英雄回首即神仙”也罢，都表现出他对张学良人生遭逢的“理解之同情”，落脚点依然是“世事无常、英雄多舛”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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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当你大呼“深刻”的时候，充闾先生的笔触又向灵魂的深处落刀。他说，悲剧是必然的，但悲剧中依然有可爱、可敬、可亲的人物。像香妃，她遍体透着幽幽的清香，伴着她特立独行的个性，美艳绝伦；像纳兰性德，他的真情与真爱渗入绝世的诗篇，化成贯通古今的华章。还有李贺，他的人生也是凄苦的，但他不同于那些战战兢兢、甘为鹰犬、泯灭个性的为官之徒。李贺作诗，其母亲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充闾先生赞道：“但这种苦吟，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注意，这一句貌似平淡的话，恰恰流露出他人生的价值取向。充闾先生进一步的思想升华见于他的《寂寞濠梁》——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孔子、老子、惠子，而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周。至此，充闾先生的悲剧人生观得到了清晰的诠释，他同时也给出了逃避世俗的“避难所”。不，不是避难，而是超越。个性与自由，让充闾先生的精神境界插上理想主义的翅膀，又翩然落脚于现实主义的笔端。在那里，层层叠叠的蔷薇花绕满蜿蜒的矮墙，花影间娇莺自在，戏蝶流连，远山青青，近水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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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这里，你可能还会用“深刻”一词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其实除了深刻的思想性，充闾先生的文章还在不断地探索着白话文写作的沿革与突破。在这一层意义上，我在敬重充闾先生“大文化散文”的同时，更喜欢他以游记为主的“抒情散文”。那一段段生花妙笔，给人以独步天涯的感觉，那一颗颗汉字的叠拼，疑似天人的绣手点破魔方的规则。最让我感动的是充闾先生对一种文体的传承。我们这些成长于“英雄时代”的人，看腻了俗世的血雨腥风。记得读小学时，我们班上转来一位上海的小姑娘。那天早晨，阳光透过高高的白杨树，在教室内映下摇曳的疏影。老师把小姑娘叫到讲台上，问她会背什么文章。她穿着美丽的布拉吉，羞答答的，轻轻地背诵起杨朔的《荔枝蜜》。读充闾先生的文章，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悠远的一幕——那景色真美。长大了，学过哲学之后，我定义：这是中国式的人文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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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寂寞濠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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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优秀的人物，人们往往希望见贤思齐。但充闾先生是学不得的。8年的私塾教育与完好的现代教育，天然地锻铸了他优质的才思；勤奋与执著，又为他的文学理想铺垫了升腾的阶梯。记得有一次，充闾先生与《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吃饭，事后沈先生幽默地说：“王充闾的功底真好，举杯一唐诗，落杯一宋词。如今，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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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我们在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充闾先生作为贝塔斯曼邀请的知名作家，在会上签约他的《乡梦》英文版权。还有苏叔阳先生，他参加《中国读本》德文版的发布会。那一天，我们的活动大获成功，又赶上是中国的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我们在一家中餐馆聚餐。席间，苏先生兴起，要为大家朗诵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知道，苏先生曾在央视等许多晚会上朗诵，他的表演绝对是一流的。果然，他一开口便技惊四座，全餐厅的人都站起来为他鼓掌，连厨房的大师傅都跑了出来，请他再朗诵一遍。这时苏先生说：“朗读古诗词，不单是表演，关键是要把古音读准。记得有一次我指导一个朗诵晚会，为那些主持人、演员指正读音，他们错误连篇，让我说的都张不开嘴了。今天不同，有充闾先生在，他懂。他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再朗诵时，苏先生每读一句，请充闾先生讲解一句，如珠联璧合。那情景让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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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先生的著作《乡梦》，其英文译者罗伯特是伦敦人，在香港大学任中英文翻译的教授。他对充闾先生的文字极为赞扬，他说其中的许多文章，让他想到西方的梭罗和《瓦尔登湖》。他还说，王先生的文章太美了，他经常不敢轻易地落笔翻译。因为文中涉及的古文化、古文字太多，所以，翻译过程也成了他的学习过程。由此，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前些天，充闾先生题赠我一本他的新著《王充闾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之一种。那套书印得非常精美，收入的作家有鲁迅、朱自清、林语堂、冰心、巴金、汪曾祺、季羡林、余秋雨等。我爱不释手，反复翻读，竟然发现，我这样一个整天摆弄文字的人，其中有许多字（不包括引古文）都不认识，比如：媵、牖、箧、醵、畋、猃狁、茶、廛、瘗。由此，我理解了何谓“学无止境”，何谓“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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