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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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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充闾先生，我还会感叹，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里，许多类型的人文景观消失了。正如，李慎之说，自己是“最后的士大夫”；陈万雄说，陈原是“现代中国文化启蒙的殿军”；李敬泽说，报告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枯竭”；孟繁华说，王充闾作品是“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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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先生是一个充满批判精神的智者，他向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社会与人性的纠葛。他延伸了鲁迅的尖锐，摈弃了郭沫若的圆滑，扩充了黄裳的视角，辉映了余秋雨的底蕴。他在黄仁宇大历史观的纵横捭阖中，挽出新的思考线索，在王蒙的商业化、通俗化呐喊中，擎起一面传统与传承的文化旗帜。我们这样说，只是给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参数。在整体性与多样性的主题下，充闾先生的心思，似乎更在于“执君之手，在清风白水间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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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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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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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沈公啊，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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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7日，“五一”长假还没结束，我懒懒地躺在床上——人一旦空闲久了，心情就有些郁郁寡欢。打开手机，一串串的短信无聊地蹦出来，我从十七八个信息中，总算见到一条重要的内容。这是辽宁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旭东发来的，他写道：“不好了！听说沈公病了，做了开颅手术。”我翻身滚起来，口中喊道“胡说！不可能，不可能”，眼泪却刷刷地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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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嘴硬，可心里却一直悬着。怎么我最怕的事情偏要发生？其实，就在五一节前不久，我与沈公有过一次聚会。当时我就见他面容有些消瘦，说话间还呛咳起来。我还抚着沈公的背问道：“怎么了？”沈公说：“前些天患重感冒，不小心摔了一跤，弄得满脸是血，现在还时常有些头晕。”没想到就是这一跤，使他的大脑受了一点损伤，在一段时间里，还影响了他的言行。于是，沈公便发生了旭东短信中说的那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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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件事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沈公毕竟是70多岁的人了，虽然精神一直很好，甚至比年轻人还勤奋，可是整天为他心爱的出版事务跑来跑去，总是让人挂念。更何况近年来，一个个绝好的老先生都悄悄地去了。最近陈原先生的辞世，使我的心情难过了很久。前些天，上海的陆灏还怨我说：“老人们纷纷地走了，带走了他们的资源。你们这些当值的出版人又不肯好好编书，多可惜！”这话刺得我心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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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沈公并不沾亲带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向三联书店投稿，写的是《数术探秘》，由此认识了《读书》杂志的编辑宋远。宋远又帮我结识了潘振平，他正在组织“中华文库”，就将我的稿子收进去了。那时沈公还在任三联的总经理，兼《读书》的主编，但是他并不知道我正在向三联投稿，因为《数术探秘》出版后他还说道：“哦！原来这个俞晓群就是那个俞晓群。”在这期间，我曾经与沈公有过两件事交往。一次是我向《读书》投过一篇介绍“谶纬”的小稿子，由于弄不准《读书》的文章风格，还被沈公在终审时退改了三次；再一次是我已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时，恰逢《读书》杂志开始招揽广告，我们就做了他们第一个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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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沈公当时的身份，是不必接见我这个小客户的。只是有一次我到《读书》编辑部办事，迎面碰上沈公纠集着他的“女兵们”去吃请，就打了招呼，寒暄几句。此后不久，宋远对我说：“沈公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似乎与那些财大气粗的教育社社长不大相同。”她还说：“我们杂志社正在编‘读书文丛’，由于书稿太多，想找一家合得来的出版社再出一套书。”我马上问：“辽教社可以吗？”她说：“沈公也有此意。”这就是后来“书趣文丛”产生的起源。由此，也开启了我与沈公的深入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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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约沈公吃饭是在天桥饭店。那天天气很热，沈公穿着一件汗兮兮的黄色T恤衫，单肩背着一个双跨肩式的背包，目光闪烁，谈话时也不是很用心。后来沈公对我说：“最初你们给我的印象有两点：一是你身后总是跟着几个彪形大汉；二是无论我讲什么，你们都不说话，不置可否。”其实“彪形”倒没什么，那是东北人的基本特征。至于“不说话”就有缘由了，实在是因为我本是数学系出身，多年来一直在编辑理科的书稿，所以对沈公说的那些人和事，当时我真的听不大懂，只好颔首不语。散会后我赶紧与王之江商量，因为他毕业于中文系，又好读书，是我们团队中“最懂”的一位。我觉得，当时沈公并没有非常看好我的团队，正如他后来为我的集子《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表达的一样。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可见，沈公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个骨子里很高傲的人，也是一个十分包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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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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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沈公正在淡出三联的领导岗位，满身的精力和资源仍然需要释放。时任三联总经理助理的潘振平就曾经对我说：“你小子，抓住了老沈，就抓住了半个三联。”是的，当时我确实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沈公其人有三点判断：第一，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高手；第二，他是一个预判文化问题的专家；第三，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小老头。总之，在敏感的出版界，他是一个靠得住的长者。所以在几年间，我心甘情愿地在他的“领导下”编了一大批书，如“书趣文丛”“牛津精选”“剑桥集萃”、“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幾米作品系列”《吕叔湘全集》《万象》等等。沈公帮我编书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手头的书稿要先让三联挑选，剩下的再归辽教。我理解他的那一份“三联情结”，我自知就是那“剩下的”部分也比我乱闯得到的好，三联的品牌是有磁力的。后来沈公时常说：“那些年与晓群合作，我的心情真的很愉快，因为组稿的权力比我在位时还大。”他就是这样逐渐地爱上了我们，爱上了辽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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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追随沈公的基本目的。当然我还有进一步的思考，那就是我本人很想做沈公那样的出版人，像他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尤其是我很希望向商务、三联等老牌出版社学习，尽快地走上现代出版职业化的道路。我曾经说过：“像我们这种新生的、尚未入流的出版社，如果有陈原、沈昌文这样的高人带路，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就可以在业务上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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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的工作发生变动，不在第一线编书了。这使我的生活顿时失去了一种感觉，那种由于人与书的亲密接触而产生的种种冲动与享受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所以我的心里一直潜藏着回归的愿望，希望能再活跃在编书的海洋中，希望能再有机会与沈公合作，聆听他的教诲，创造我们深爱的文化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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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的心境，使我在见到陈原先生逝去的讣告时，独自黯然神伤了许久。也正是这样的心境，使我在听到沈公生病的消息时，血脉中涌动出几缕感伤的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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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好了，沈公痊愈了。我们又可以围坐在他的身边，听他浑说那些明明暗暗的事情。我们又可以收到他寄来的《迷失上海》（巴宇特）、《网络与书》等书。我们又可以见到他发来的邮件《陈冠中：看北京的100种视角》《郭正谊：外国人的风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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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啊，沈公！你真的让人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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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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