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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虽然我们同龄，可是我的人生步履，起码要晚明义兄5～10年的光景。此话何来？这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落差”，就产生在1974年。那一年，明义兄高中毕业考入了台大商学系。那一年，我也高中毕业了，却听从号召“到广阔天地中去”，做了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8年，明义兄大学毕业，我才乘着“文革”后恢复高考的东风，步入大学校园。等到我4年后大学毕业，明义兄已经是出版界的行家里手了。这不一下子就拉下来了么？见笑见笑，哪有这么比较的。“革命不分先后”，后生还有可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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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前台湾出版业有“海盗王国”的坏名声，可能是出于对“重灾区”的矫枉过正的目的，1989年明义兄还在时报出版公司任职时，就已经正式组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了。我是到了1999年才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作为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标志，我们在进入国际大循环的路途上，又有了5～10年的落差。这个“落差”内容丰富，就以明义兄为例，他自身有那么好的知识结构（语言与国际交流的能力），他率先创编和引进了那么多好书（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村上春树的作品，以及《脑筋急转弯》《相约星期二》《情商》等），他的环境中有着那么多让人羡慕的好作家（蔡志忠、朱德庸和幾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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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明义兄是一个出版奇才，他的许多业绩是比不得的，也不是未来谁都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他对“工作”有着十分独到的理解。请看他的大作《工作DNA》，其中的文章短小而耐读，讲了许多平实而真切的人生哲理。比如，他说“工作比床重要”，因为一个人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而有二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工作或与工作相关的事情上。他还说20世纪是科技的世纪，21世纪迟早会进入人文的世纪，“出版是人文最初也是最后的保存，出版是人文最根本也最尖端的推展”。书中最让我感动的片段是，当医生面对他日渐恶化的身体状况而让他在生命与工作之间作出选择时，他写道：“与其为了多活几年而设限生命，当然不如把生命浓缩于尽情的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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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明义兄是一个阅读的高手。关于出版职业化的阅读，他的功力是许多编辑人都无法匹敌的。因为他的阅读中不但包含了中西文化的素料，更融入了一个出版人的文化理解和职业技术。不信的话，读者可以读一读他编的《阅读的风貌》《阅读的狩猎》《词典的两个世界》，还有他译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实不相瞒，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禁不住脱口喊道：“厉害，真厉害！”恰好此时有一个小编来问我，谁是当今的编辑高手？我说：“看吧，这才是真正的高手——高高手呢！”我觉得，明义兄正是靠着精妙的“阅读体验”起家的。谁要想向他学习，就应该从这里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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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义：《工作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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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明义兄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故事的风格，就像一个电影导演述说剧情一样，生动而深刻。前不久，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故事》。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文字之平和，就像一湾溪水、一缕晚霞的光影。他讲到父母、老师、朋友……没有一点夸张和修饰，读起来毫不吃力，让你的心境也自然地融入他的平和之中。不过，只有一段故事例外，那就是他讲到父亲曾经很精明、很有钱，人们都称他是“那个富翁的儿子”。父亲50岁时，为了急于给他治病，被扰乱了思想，错用了坏人，钱被骗走了，生意也破产了，从此一蹶不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郝明义并不知道这些背景，他甚至不理解父亲的落魄和甘于平庸的态度。成年后，他知道了，他落泪了。我捧着他的书，也一同落泪。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学会“讲故事”似乎也是一个重要或必要的条件。明义兄就曾经给我讲过幾米的故事，于是后来才有了《幾米绘本》的合作与畅销。他在《中国时报》《中国图书商报》上开的专栏，都以“讲故事”的精彩而让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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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我最敬佩明义兄的事情，不是他曾担任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封疆大吏”，而是他1996年创建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勇气和作为。那时他已经40岁，人生遇到巨大的挫折。但是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他抓住了“独立人格”的准绳，在不到10年的光景里，就做活了一个更加完好、更加“自为”的出版产业。拿着大块文化的书，还有大块旗下“大辣”的书，我最感慨的是一个“独立出版人”的生存方式。记得有一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见到一家“一个人的出版社”。那是一个瑞典人，他每年只编几本画册，每本画册的主题都是他自己建立的，编好之后就在网上销售，有时甚至会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城市、绿色的乡野，把书送到订阅者的手中。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个人的知识见解能够变成商品，被别人接受，这就是我生活的乐趣。”在这里，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打工者，出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文化的商品化也自然地融入了人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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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地东说西说，不知是否会得到明义兄的认同。说是“见贤思齐”，又好像拉远了彼此的考量。其实我们面上的生存形式如此地类同：先是年轻时玩儿命地工作，不舍昼夜；后来又共同地鬓发斑白，目力下降；及近“五根之年”，见面时总会说出许多相似的感叹之言。人生体验的趋近，不用说“两岸三地”，全世界也活不出太多的花样。我曾经向他述说对一件事情的困惑，他给我讲了两段例子。一是“温水青蛙”的比喻：水温太烫，青蛙会一下子跳出来逃掉；而逐渐升高水温，青蛙只觉得温度虽在升高，但尚可忍受，终致在等待水温下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与意识。再一个例子是讲解《周易》中的“节”卦。明义兄阐释了“节”与“苦节”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对人生哲学的感悟，我确实感到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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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读者大概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命名本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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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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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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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82届，我嗅到了死亡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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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学毕业，我们七八个来自不同院校的人，被陆续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那时人民社还没有分家，有文艺、美术、教育、政治、经济、文史、科技、少儿等10来个编辑室，其中有些就是后来各个专业出版社的前身。不觉20多年过去，我们这几个“文革”后的一两批毕业生（77届、78届）运气不错，都当上了社长、副社长之类的出版要职，“成才率”几乎100％。但是，这些年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七八个人不再“比翼齐飞”，有升迁的，有退休的，有下岗的，还有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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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很波折。虽然一同毕业于1982年，但是“十年动乱”搞得我们上大学时老的老、小的小，年龄差有在10岁上下的，生活背景也很复杂。不过我们还算幸运。那时我们参加高考，面对的是10年堆积下来的知识青年，50个才录取1个！当时我是下乡知识青年，在铁岭那座“大城市”种地。高考前，我作为青年点的“点长”，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趴在炕头上“因式分解”。进入考场，打开试卷，我一阵惊喜，那道20多分的“古文今译”大题，竟然选的是《汉书》中刘邦与吕后的著名对话“安刘氏者必勃也”。它讲的是，刘邦临终前告诉吕后谁可以保佑汉室的平安：萧何之后是曹参，曹参之后是王陵；王陵有不足之处，需要陈平、周勃辅助，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我们念中学时古文读得少，最怕今译，但这段文字我恰好读过。为什么？原来当时流传着一段故事，说毛主席晚年选接班人选得很苦，又是林彪，又是王洪文，都不合适。有一次，又有某某人向主席讨教谁可以“按既定方针办”，于是主席就讲述了刘邦与吕后的这段对话。至于谁是主席心目中的“周勃”，坊间版本不一。记得老爸听到这段传闻，当即把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将这段故事给我讲解了一遍。真是苍天有眼，大概也是命题老师别有用心，让我碰取了不少分数！据说我当时的成绩列铁岭县考生的第27位，足以让我混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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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学讲的是精英教育，录取人数少，加上“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因此我们那几届毕业生占尽了风光。可是风光着风光着，兴奋劲儿还没过去，20年就过去了。我们头发日渐花白稀少，精力也露出了下世的光景，不由得理解了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意思，也不再嘲笑“老草寇”宋江“尽教头上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的无赖心态。这一日心绪烦乱，不由得想起我们七八个人眼下的处境。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只是那两位英年早逝的同志让我禁不住流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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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王大路。他于去年3月7日因病不幸辞世。我们是同一年进入出版界的，他长我7岁，毕业时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上个人极其努力，所以在我们七八个人中，他进步的速度最快，知名度最高，编了许多好书，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像上世纪80年代他编辑的“东西方美学丛书”“西方心理学丛书”“人与文化丛书”等，都有引领一代阅读风气的作用。说大路工作努力，不是空话。在他事业的高峰期，他可以一周三次往返于京沈两地，甚至一日往返于沪沈之间的事也是有的。那时有人称大路是“中国出版界的基辛格”。当然，还有《中国图书评论》的创刊，“中国图书奖”的建立，中国出版学会的发展等，都和大路的工作分不开。但是，在大路逝世和他一周年祭奠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1982年我们七八个人在一起见习校对的情景。大路与我并肩而坐，乍一来他就显得很成熟，我们扯淡、打扑克、嘻嘻哈哈，他从不参与。我最佩服他的文字功底。那时我刚从数学系毕业，想给一家报社写一篇500字的科普文章，却不知如何落笔。实不相瞒，我的第一篇短文是大路帮我修改后才得以发表的。我记得，那时大路已经能写出一万多字的影评，好像评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在一家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我们嫌大路太正经，总想与他开玩笑，又见他面色黝黑，一着急脸上就会渗出滴滴汗珠，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思德”！他听到后，憨厚地笑了。他私下对我说：“晓群，你才26岁，太年轻了，我都30多岁了，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那时，我们还生活在相对单纯的心境之中。后来，无论大家发展得怎样如火如荼，只要一见面，总喜欢提起那段“单纯的日子”。即使在冥冥之中，也是这样。于是，我依稀看见大路额角上的汗水，眼角不由又渗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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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王越男。他比我小一岁，今年3月14日不幸病逝。大学毕业后，我们俩是同一天到出版社报到的。他总逗我当时的装束：带一顶军帽，穿一件军装，蹬一双便鞋，还是下乡知识青年的打扮。后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直到1998年他被调到辽宁民族出版社任副社长。越男毕业于东北大学物理系，活泼好动，在我们七八个人中，最好整事儿，最好恶作剧。记得有一次，他装作人事科的人给王大路打电话说：“我们正式通知你，由于你工作出色，所以将你破格留在校对科了。”当时把大路吓得够呛。我们也逗越男说：“你是物理系毕业的，却不会修理电灯。”他自我解嘲说：“我学的是理论物理！”越男是典型的辽西人的性格，讲义气，又有些狡黠，心里的事儿都放在脸上。我们在一起编了许多好书，有“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等。出门办事时，他从来都是打先锋。安排日程，约见客人，酒桌上插科打诨、调节气氛，遇到难谈的书稿排解局面等，都是他的强项。《读书》杂志的吴彬就曾经开玩笑说：“晓群与越男搭档组稿，一文一武，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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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越男病了，日渐消瘦，心胸不大开阔，我常常开导他。但是，毕竟他还年轻，我怎么也无法将死亡与他联系起来。去年岁末，我去看望越男，他说过完春节天气暖和些，就到北京看病，找到症结，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无法相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我含着眼泪向越男遗体鞠躬之后，缓步走出告别厅，那大厅的铁门却不知何故将我的手指狠狠地挤了一下，鲜血一滴滴落下。越男是最好热闹的人，我们20年在一起风风雨雨，现在却要把他一个人留在那荒郊野外，让孤寂的游魂伴随着塞北凛冽的寒风……我想，他是在怪我们不够意思，哥们儿一场，就这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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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走了。我想起当年越男常说自己的名字起得不好，“越男越男，越走越难”。我还开玩笑说：“不，是越过困难！”然而，这一关他没能越过，死神推倒了他还未衰老的肉身，冷冷地牵走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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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届，“文革”后的一代人，很有些时代沉浮的印记。就说我们这七八个人，直到现在，最大的还不到60岁，成才率100％，死亡率30％！我不禁要问：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生死碰撞？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时代或时运？共和国50年，赋予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我们许多的光荣与梦想，也使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留下种种伤疤——每逢天阴雨湿，还会隐隐作痛。今天，我们这些苟活者依然在路上，气喘嘘嘘地跋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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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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