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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懂事时，父亲已经被打成了“走资派”。那些书先是被造反派抄家收走，后来又被退还给我们。它们被装在一个个麻袋里，放在我家的一张大床的靠墙那一边。我就睡在那张床上，头朝外，脚抵着那些装书的麻袋。那时“文革”闹得很凶，大字报都贴到我家的大门上，我记得有一个题目是“向高薪阶层猛烈开炮”。我们不敢出屋，外面的小孩见到我就喊“狗崽子”。比我长7岁的大姐，看到我被外面的口号声吓得发抖，总好把我搂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盯上了父亲的那几麻袋书。我记得，哥哥看《少年维特之烦恼》最来劲，看到激动时还学着维特自杀的姿势，用手指着头部作开枪状，然后轰然倒在床上。有一天，哥哥正在与我谈此书时，被心绪烦乱的父亲发现了，他抢下书，把它撕得粉碎。不久，哥哥又读起了鲁迅，激动时挥笔将鲁迅的四句诗抄下来贴在墙上，诗云；“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父亲看到后二话没说，又给撕掉了。这次哥哥反驳说：“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闻此言，父亲苦苦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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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父亲的罪名是“特务”。记得抄家那天，已是半夜时分，我家的门被敲得山响。一位造反派头头一进门就大声宣布：“俞未平，根据我们内查外调，你是国民党特务。”他的话音刚落，父亲突然朗声大笑。那是一个勇士的笑声！我们都被那超大的声音震得呆在那里，只听那个造反派低声说：“你不要笑，我们是有证据的。”妈妈很沉着，她小声问那位头头：“是哪个派系的特务？”那位头头答道：“中统CC特务。”当时，年仅10岁的我心里乱极了，想到了“渣子洞”“白公馆”“李玉和”“密电码”，也想到了前几天，我与二姐还翻出了一张父亲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当时胆小的二姐脸都吓白了。二姐从小就爱哭，所以爸妈才给他起名曰“小勇”，希望她能勇敢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张照片是父亲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进入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去做统战工作时拍的。事后，我还问妈妈：“‘CC特务’是什么意思？”妈妈说：“‘CC’代表陈果夫、陈立夫，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后来，我们也问过父亲：“你为什么那么坦然？”他说：“因为我经历过‘延安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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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还能做什么？只能偷看父亲的书。为什么要“偷看”？因为父亲说，那些都是“封资修”，看了会中毒的。他越这么说，我越想看，先是偷看插图本的《水浒传》，接着是《一千零一夜》《聊斋》《红楼梦》。我记得父亲的那套《红楼梦》是线装的，分两函，每函8本。我偷看时，只能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看完后再塞回去，换看另一本。可是，我抽出一本书之后，函套就会松下来，很容易被父亲发现。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抽出书后，把一片与一本书一样厚的海绵夹在空档里，而海绵的颜色又与泛黄的旧书相同，再系紧函套，很难被发现。我这样做，骗了父亲好长时间。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勒令我把书交出来。我交书时，偷看一眼父亲的表情——他很得意，眼中似乎还蕴涵着一些对我嘉许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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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我中学毕业，按照当时的形势，需要“上山下乡”。作为“走资派”的子女，我被强令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不愿意去，父亲就因此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走资派还在走”。无奈，我只好去了。临行前，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的那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父亲看见了，在下面写道：“此儿素有大志。”接着，他也引李白的一句诗云：“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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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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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的一生都在母亲大爱的笼罩之下。她不需要父爱的补充，甚至拒绝社会对我的评判。记得“文革”时，造反派批判母亲对我娇生惯养的大字报就贴了整整一面墙。许多人都说我不会有出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上学都要有一个保姆在后面跟着”。即使“文革”冲掉了我这种优越的生活环境，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母亲对我拼命地呵护。记得我“上山下乡”的那一年，母亲没能把我留住，急得一下子拔掉了3颗牙齿。我26岁结婚的那一年，母亲对我说：“小四儿，你可以自立了，你现在一切都是健康的，妈妈身体不行了，但我的心会一直呵护你的人生。”两年后，妈妈离开了人世。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母亲的这段话，都会满眼含泪，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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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母爱的强势影响了父亲的发挥，因为母亲时常教育我说：“对你来说，父亲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我与父亲没有平等交流的机会，只是在他的藏书中，与他产生了心灵的碰撞。从儿时的阅读到后来文化品格的塑造，我愈来愈觉得父亲的身影无处不在，父亲的精神无时不表现出极大的力量。从那一摞摞的藏书中，我终于读到了另一种爱。不，不是另一种，而是生命孕育的另一半，那就是与母爱同样伟大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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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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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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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下编 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出版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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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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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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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这个概念，是我30多年前“上山下乡”时，从农民大爷那里学来的。一般说来，在移植稼禾草木的过程中，秧苗总要经历一个重新复活的阶段。禾苗、瓜秧之类，移栽后大约需要3～5天的时间，才能确认它是否成活；被移植的花木再开花，需要3～5个月；果树移植后再挂果，需要3～5年的光景。凡此种种，就叫“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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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往事呢？说来有趣，前不久与一家外国出版公司谈合作，说到投资回报时，我方提出“当年投资，当年盈利”的设想，外方老板却说：“这样当然很好。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真正地做活一个新企业，它总需要3～5年的努力和验证。”你看，他也提到“做活”，也提到“3～5年”！这些概念和数据，竟然与当年农民大爷的话如此吻合，让我怎能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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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正做过企业的人一定清楚，这位外方老板的话很正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经营常识”。我就经常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类“数字化”的问题。比如，办一本杂志，起步最难，接着是死是活，总要看上3～5年。在我创办《万象》的过程中，就体验了一把“文化载体”的生死嬗变。1997年《万象》创刊之初，我虽然挂名主编，但对办杂志毫无经验。正是“万象书坊”的“老少坊主”沈昌文与陆灏的主持，才使它经历了第一年5000册、第二年10000册、第三年15000册的缓步增长。此后，《万象》有了作者与内容的品牌，有了“小众文化”的定位，每一年的印数持续稳定在2万～3万册。这时，经验丰富的沈先生说：“《万象》活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沈昌文是《读书》的前任主编。在人文杂志的圈儿里，《读书》是一杆旗帜，它的名下书写着陈原、陈翰伯、史枚、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吴彬等许多优秀的名字。作为这个团队中的一员，沈先生的操作与判断，自有高明之处，不然何以在生生灭灭的杂志群落中，《万象》得以正确定位、稳步存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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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也想到许多年前，我与当时在《读书》任职的扬之水的一段对话。那时扬之水要离开《读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去搞她喜爱的《诗经》研究。我问道：“编辑的变动不会影响杂志的生存吗？”她说：“不会的。《读书》是一本已经完成了文化定位的杂志，就像一代代文化人已经搭建好的一个舞台。编辑只是舞台上的剧务，进进出出都起不了决定作用。”如果我们把扬之水的这段话，套入上述农民大爷“移植秧苗”的理论，那就是说，《读书》是一本已经“做活”了的杂志，只要你不把它“连根拔起，重新栽种”，它依然会存活。至于活好活赖、活长活短，还要看传承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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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农民大爷的思路，我又想到，“做活”还有“真活”与“假活”之分。比如2005年我到过雅典奥运场馆，见到路边一棵棵硕大的橄榄树都死掉了。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这些大树是2004年奥运会时移栽的，当时好像已经活了，其实它们并没有生根，只是自身残存的生命支撑着游魂假息，当存量耗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缓死’的现象。越是大树，越易如此。”此时，我理解了，上面我提到的那位外国出版商为什么要强调对一个新建企业必须作3～5年的存活考察——他是在防备“伪存活”的骗局。我也理解了，为什么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我们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是如何实现存量与增量的转化”。目前一些企业重组、整合等，只是出版改革的第一步，它实现了存量的空间形式的变化，带来重新组合后的存量的相对增长，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一个产业的真正的变化，应该发生在增量的指数上，这是绝对增长，是质变。当然，这个指数也有正负之分，正增长叫“做活”，负增长叫“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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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又想到农民大爷的另一段话：“判断一棵秧苗活没活，不是看它上面的叶子是否茂盛，而是看它是否有新的根须发出来。”以此类比，一个文化企业真正“做活”的硬指标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商业根须”。我们出版企业的商业根须是什么呢？正是它的“图书品牌”。记得有一次，我们向一位外国金融家介绍自己出版社的优势。当我们说到我们享有哪些国家政策，拥有哪些计划性产品（甚至教材）时，他们都不屑一顾，只有说到我们还有哪些市场化的品牌图书，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商业品质时，他们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说：“企业购并的关键是要买到市场化的‘商业活体’。一个出版公司的活体，就是它的非计划性的品牌图书。尤其是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计划性的东西很快就会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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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有些自责。又是“购并”，又是“国际化”，那么时髦的概念，竟然都没能逃过30年前一个落后的小乡村中的一位农民大爷的“法理”。这是一个农业古国的诡秘，还是我们都脱不出“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伏笔？总之，我现在才明白，无论世道怎样变化，我在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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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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