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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明义：《工作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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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明义兄又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故事的风格，就像一个电影导演述说剧情一样，生动而深刻。前不久，他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故事》。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文字之平和，就像一湾溪水、一缕晚霞的光影。他讲到父母、老师、朋友……没有一点夸张和修饰，读起来毫不吃力，让你的心境也自然地融入他的平和之中。不过，只有一段故事例外，那就是他讲到父亲曾经很精明、很有钱，人们都称他是“那个富翁的儿子”。父亲50岁时，为了急于给他治病，被扰乱了思想，错用了坏人，钱被骗走了，生意也破产了，从此一蹶不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郝明义并不知道这些背景，他甚至不理解父亲的落魄和甘于平庸的态度。成年后，他知道了，他落泪了。我捧着他的书，也一同落泪。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学会“讲故事”似乎也是一个重要或必要的条件。明义兄就曾经给我讲过幾米的故事，于是后来才有了《幾米绘本》的合作与畅销。他在《中国时报》《中国图书商报》上开的专栏，都以“讲故事”的精彩而让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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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我最敬佩明义兄的事情，不是他曾担任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和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封疆大吏”，而是他1996年创建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勇气和作为。那时他已经40岁，人生遇到巨大的挫折。但是在人与社会的冲突中，他抓住了“独立人格”的准绳，在不到10年的光景里，就做活了一个更加完好、更加“自为”的出版产业。拿着大块文化的书，还有大块旗下“大辣”的书，我最感慨的是一个“独立出版人”的生存方式。记得有一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我见到一家“一个人的出版社”。那是一个瑞典人，他每年只编几本画册，每本画册的主题都是他自己建立的，编好之后就在网上销售，有时甚至会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城市、绿色的乡野，把书送到订阅者的手中。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个人的知识见解能够变成商品，被别人接受，这就是我生活的乐趣。”在这里，人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打工者，出版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文化的商品化也自然地融入了人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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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地东说西说，不知是否会得到明义兄的认同。说是“见贤思齐”，又好像拉远了彼此的考量。其实我们面上的生存形式如此地类同：先是年轻时玩儿命地工作，不舍昼夜；后来又共同地鬓发斑白，目力下降；及近“五根之年”，见面时总会说出许多相似的感叹之言。人生体验的趋近，不用说“两岸三地”，全世界也活不出太多的花样。我曾经向他述说对一件事情的困惑，他给我讲了两段例子。一是“温水青蛙”的比喻：水温太烫，青蛙会一下子跳出来逃掉；而逐渐升高水温，青蛙只觉得温度虽在升高，但尚可忍受，终致在等待水温下降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与意识。再一个例子是讲解《周易》中的“节”卦。明义兄阐释了“节”与“苦节”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对人生哲学的感悟，我确实感到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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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读者大概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命名本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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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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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82届，我嗅到了死亡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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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学毕业，我们七八个来自不同院校的人，被陆续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那时人民社还没有分家，有文艺、美术、教育、政治、经济、文史、科技、少儿等10来个编辑室，其中有些就是后来各个专业出版社的前身。不觉20多年过去，我们这几个“文革”后的一两批毕业生（77届、78届）运气不错，都当上了社长、副社长之类的出版要职，“成才率”几乎100％。但是，这些年情况有了变化，我们七八个人不再“比翼齐飞”，有升迁的，有退休的，有下岗的，还有逝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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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活得很波折。虽然一同毕业于1982年，但是“十年动乱”搞得我们上大学时老的老、小的小，年龄差有在10岁上下的，生活背景也很复杂。不过我们还算幸运。那时我们参加高考，面对的是10年堆积下来的知识青年，50个才录取1个！当时我是下乡知识青年，在铁岭那座“大城市”种地。高考前，我作为青年点的“点长”，白天“抓革命，促生产”，晚上趴在炕头上“因式分解”。进入考场，打开试卷，我一阵惊喜，那道20多分的“古文今译”大题，竟然选的是《汉书》中刘邦与吕后的著名对话“安刘氏者必勃也”。它讲的是，刘邦临终前告诉吕后谁可以保佑汉室的平安：萧何之后是曹参，曹参之后是王陵；王陵有不足之处，需要陈平、周勃辅助，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我们念中学时古文读得少，最怕今译，但这段文字我恰好读过。为什么？原来当时流传着一段故事，说毛主席晚年选接班人选得很苦，又是林彪，又是王洪文，都不合适。有一次，又有某某人向主席讨教谁可以“按既定方针办”，于是主席就讲述了刘邦与吕后的这段对话。至于谁是主席心目中的“周勃”，坊间版本不一。记得老爸听到这段传闻，当即把我叫到他的书柜前，翻开《汉书》，将这段故事给我讲解了一遍。真是苍天有眼，大概也是命题老师别有用心，让我碰取了不少分数！据说我当时的成绩列铁岭县考生的第27位，足以让我混取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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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学讲的是精英教育，录取人数少，加上“文革”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因此我们那几届毕业生占尽了风光。可是风光着风光着，兴奋劲儿还没过去，20年就过去了。我们头发日渐花白稀少，精力也露出了下世的光景，不由得理解了杜甫“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意思，也不再嘲笑“老草寇”宋江“尽教头上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的无赖心态。这一日心绪烦乱，不由得想起我们七八个人眼下的处境。别的都还说得过去，只是那两位英年早逝的同志让我禁不住流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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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王大路。他于去年3月7日因病不幸辞世。我们是同一年进入出版界的，他长我7岁，毕业时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上个人极其努力，所以在我们七八个人中，他进步的速度最快，知名度最高，编了许多好书，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像上世纪80年代他编辑的“东西方美学丛书”“西方心理学丛书”“人与文化丛书”等，都有引领一代阅读风气的作用。说大路工作努力，不是空话。在他事业的高峰期，他可以一周三次往返于京沈两地，甚至一日往返于沪沈之间的事也是有的。那时有人称大路是“中国出版界的基辛格”。当然，还有《中国图书评论》的创刊，“中国图书奖”的建立，中国出版学会的发展等，都和大路的工作分不开。但是，在大路逝世和他一周年祭奠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1982年我们七八个人在一起见习校对的情景。大路与我并肩而坐，乍一来他就显得很成熟，我们扯淡、打扑克、嘻嘻哈哈，他从不参与。我最佩服他的文字功底。那时我刚从数学系毕业，想给一家报社写一篇500字的科普文章，却不知如何落笔。实不相瞒，我的第一篇短文是大路帮我修改后才得以发表的。我记得，那时大路已经能写出一万多字的影评，好像评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发表在一家大学学报上。我还记得，我们嫌大路太正经，总想与他开玩笑，又见他面色黝黑，一着急脸上就会渗出滴滴汗珠，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张思德”！他听到后，憨厚地笑了。他私下对我说：“晓群，你才26岁，太年轻了，我都30多岁了，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那时，我们还生活在相对单纯的心境之中。后来，无论大家发展得怎样如火如荼，只要一见面，总喜欢提起那段“单纯的日子”。即使在冥冥之中，也是这样。于是，我依稀看见大路额角上的汗水，眼角不由又渗出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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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王越男。他比我小一岁，今年3月14日不幸病逝。大学毕业后，我们俩是同一天到出版社报到的。他总逗我当时的装束：带一顶军帽，穿一件军装，蹬一双便鞋，还是下乡知识青年的打扮。后来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直到1998年他被调到辽宁民族出版社任副社长。越男毕业于东北大学物理系，活泼好动，在我们七八个人中，最好整事儿，最好恶作剧。记得有一次，他装作人事科的人给王大路打电话说：“我们正式通知你，由于你工作出色，所以将你破格留在校对科了。”当时把大路吓得够呛。我们也逗越男说：“你是物理系毕业的，却不会修理电灯。”他自我解嘲说：“我学的是理论物理！”越男是典型的辽西人的性格，讲义气，又有些狡黠，心里的事儿都放在脸上。我们在一起编了许多好书，有“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牛津少儿百科全书》等。出门办事时，他从来都是打先锋。安排日程，约见客人，酒桌上插科打诨、调节气氛，遇到难谈的书稿排解局面等，都是他的强项。《读书》杂志的吴彬就曾经开玩笑说：“晓群与越男搭档组稿，一文一武，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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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越男病了，日渐消瘦，心胸不大开阔，我常常开导他。但是，毕竟他还年轻，我怎么也无法将死亡与他联系起来。去年岁末，我去看望越男，他说过完春节天气暖和些，就到北京看病，找到症结，一定会好起来。现在，无法相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我含着眼泪向越男遗体鞠躬之后，缓步走出告别厅，那大厅的铁门却不知何故将我的手指狠狠地挤了一下，鲜血一滴滴落下。越男是最好热闹的人，我们20年在一起风风雨雨，现在却要把他一个人留在那荒郊野外，让孤寂的游魂伴随着塞北凛冽的寒风……我想，他是在怪我们不够意思，哥们儿一场，就这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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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走了。我想起当年越男常说自己的名字起得不好，“越男越男，越走越难”。我还开玩笑说：“不，是越过困难！”然而，这一关他没能越过，死神推倒了他还未衰老的肉身，冷冷地牵走了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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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届，“文革”后的一代人，很有些时代沉浮的印记。就说我们这七八个人，直到现在，最大的还不到60岁，成才率100％，死亡率30％！我不禁要问：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强烈的生死碰撞？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时代或时运？共和国50年，赋予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赋予我们许多的光荣与梦想，也使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留下种种伤疤——每逢天阴雨湿，还会隐隐作痛。今天，我们这些苟活者依然在路上，气喘嘘嘘地跋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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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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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书之爱，父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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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父亲95岁了。他不老，在这些天的老干部聚会上，他还在唱《五月的鲜花》。我深爱父亲，崇拜他，敬重他。但是，我很少与父亲做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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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最小。母亲说，她和父亲原计划就是要生四个孩子，最好是两男两女。而且在我之前，爸妈的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他们已经有过四个孩子，即：大姐安娜、大哥小平、二哥悠悠、二姐小勇。不幸的是，二哥生来身体虚弱，在3岁时就不幸夭折了。姥姥时常说，都是因为名字没起好，你看——“安娜”安全，“小平”平安，“小勇”勇敢，可是“悠悠”多不稳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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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哥的死，使妈妈受了很大的刺激。在一段时间里，她看见谁抱着孩子，都想走过去看一看是不是她的小悠悠。所以妈妈才下决心，一定要再生一个孩子，那就是我了。可能是有了前面的波折，妈妈对我极其关爱。为此，父亲经常提出意见，说母亲溺爱不明，会毁掉一个孩子。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始终表现得尊敬有加，亲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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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我与父亲是心心相通的，那就是“爱书”。父亲有许多藏书，这在那些当年跟着毛主席打天下的老干部中是不多见的。那时许多老干部的生活是很享受的，业余活动很多。可是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玩牌、不跳舞、不结党，整天买书、看书，办公室里也摆满了书柜。因此，他后来被任命为党校校长，在老干部的圈子里有“老夫子”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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