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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历来反对上面的争论。他说，“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大概不会再对这个名词吹毛求疵。但是季先生并非不考虑这个问题。今年3月，季羡林先生于95华诞之前在医院中接受采访，就提出“大国学”的概念。他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这个观点算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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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对于“国学”概念的解释，庞朴先生的意见比较客观。他认为，在“西学”传来之前，“国学”是指中国所有的学问，而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具有时代的特征。一般说来，今日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大约只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正如前些天我们请陈平原先生所撰写的《中国人》中的观点。他说，“我不能写5000年的中国人”，因为只是在近100多年来，伴随着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才有了今日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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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近百年间，曾经出现过两次“国学热”：一次是上世纪初，再一次就是今天。总结起来，它们都与西方文化的进入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有关。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在失败的反思中，由“师夷长技”渐入学术文化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危机。顾炎武指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观点唤起众多精英人物的共鸣，他们为“本国故有学术文化”的拯救与再造献计献策，并由此产生了相对于“西学”的“新国学”概念。在上世纪初的30余年间，“国学热”风起云涌，一代大师或宗师纷纷出现，形成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最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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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上世纪末兴起的“国学热”了。这一次的社会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国家的门户一开，涌进来的不单是强大的西方经济，还有趾高气昂的西方文化。于是，再一次“西学东渐”，再一次文化启蒙，打破了中国知识界的沉寂，思想的枷锁一下子被解开。有趣的是，历史的循环再造了上世纪初的境况。当文化的开放、引进和学习逐渐衍生出“全盘西化”等极端情绪的时候，文化的裂变再一次降临。它重重地撞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膛，也使他们在迅速地陷入沉思之后，再一次迅速地找到精神依托——“国学”。上述张岱年先生的工作只是一个“先声”，国学真正的热潮发生于1993年。《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3月16日）和《久违了，国学》（前文发表两天后），作为一种文化潮流的发端，大范围地激活了新时期的国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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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研究是思想解放的深化，许多当初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的问题，现在被摆到桌面上来。像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这是国学复兴的思想根据。西方学者汤因比说，“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这一条”。他总结人类历史，列出了23个社会文化形态；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等等。季羡林先生说，还可以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文化圈：欧美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而第一个文化圈构成西方文化体系，后三个文化圈共同构成东方文化体系。有了这样的类分，我们才有了探讨国学的依据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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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文化的主导性问题。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强调他们是世界文化的主导。但是，季羡林先生说，虽然目前是西方文化统治着世界文化的主流，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在1993年，季先生就预言，“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此前，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也说过：“将来统一世界的……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池田答道：“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统一世界的新主轴。”1984年，张光直先生也预言：“我预计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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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学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它涉及国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主导未来的世界？因为其中蕴涵着许多人类思想的精华。冯友兰先生就说，基督教讲天学，佛教讲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关于人的伦理道德，关于理想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此，陈寅恪先生的解说最受肯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三纲六纪”是伦理道德的准绳，是人的知与行的法则，其中许多内容都是其他文化中所没有的。像“孝”，季羡林先生指出，原来佛教中讲的是无父无君，没有丝毫的伦理色彩，但为了在中国立定脚跟，只能歪曲佛典原文，参入“孝”字，求得生存。还有“天人合一”，它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观点。钱穆先生说，它是“整个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季羡林先生说，它是“有别于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的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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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美好的国学。18世纪，西方著名作家伏尔泰读到中国的书，对中国文化极其崇拜。他供奉着孔子的画像，还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这不正是对“国学”最好的定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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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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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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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举世无双的国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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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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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的内容非常丰富，仅就数量而言，它也是“世界之最”。当初美国人瑞德见到《二十五史》，禁不住叹道：“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国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2500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量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用4500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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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只是一个例证。据上世纪末胡道静先生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总数大约在10万种左右。首先是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入丛书38891种，还可补充约5000种。其次是汉文佛教经籍。据任继愈先生统计，此类典籍约4100种。再有地方志约12000种，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家谱、碑帖、舆图和兄弟民族语文图书约20000种，其他还有约2000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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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的情况看，这个数字只少不多，因为还有许多新门类的典籍得到整理，许多新途径的发掘和发现亦收获丰厚。比如辑佚书、出土书、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外国人的中文著作、日韩刻印的中国典籍、家谱、鱼鳞图册、缙绅录、域外收藏的中国典籍、外文翻译的中国典籍等等，这些门类的图书的整理是很有意义的。有些书在国内久已散佚，像梁皇侃《论语义疏》10卷，在南宋时已经失传。到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有人竟然发现日本有该书的唐代旧本流传，使之失而复得。再以《敦煌遗书总目》为例，这套书共3万多卷，其中我国保存1万多卷。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劫走9500多卷，藏于英国和法国的图书馆或博物馆。俄国人奥登堡劫走1万多卷，但他们对这次搜劫秘而不宣，使我们长期不知被劫书卷的去向和数量，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由苏联陆续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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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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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家谱、鱼鳞图册、缙绅录等历史资料，我国过去重视不够，有的因为政治原因被称为“变天账”等而被销毁。后来戴逸先生发现，美国家谱学会竟然收藏我国家谱4500余种，其数量之多为世界之最。凡此种种，自然会不断地增添我国典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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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庞大的文化积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叫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或者“批判继承”云云。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文化繁荣，古籍整理的政策也有了些微调整，一些僵化的口号不见了，代之以比较温和的文化述说。比如，人们在强调“以文史哲方面的整理为重点”的同时，将“古代宗教研究”也纳入哲学的范畴。甚至有人提到，“子部”的术数门类，如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相、阴阳五行等，目前不需要花力量去整理，“除非‘民俗学’这门学问建立起来，才会去加以过问，现在还谈不上”（李一氓语）。显然，这样的说法大大地软化了“糟粕”与“精华”的提法。到了2000年，季羡林先生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他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精华”与“糟粕”是可以转化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视孔子与儒学为“糟粕”，而在今天，孔子名扬天下，谁能说儒学之中没有“精华”呢？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正是今天“国学热”得以风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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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内容的分类，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西学”涌入之前，中国学术的传统知识分类比较复杂，但并无大的学理冲突。《汉书·艺文志》将典籍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分为三种：质测、通几、审理；还有人分为义理、考据、词章及经世。上世纪初“新国学”概念出现，章太炎有一个关于国学内容的分类颇为有趣。他在《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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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学”涌入之后，按照所谓“现代学术”的概念来类分国学的风气十分盛行。张岱年先生就有这样的论说。他指出，中国学术大体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应该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有观点认为，国学研究大致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古籍的整理的分类入手，二是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主流的断代划分，三是按照现代学科分门别类展开论说。这样的观点融会了中西文化与古今学理的优点，有利于新时期国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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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人反对这种“中西文化协调”的方法。梁从诫先生指出，在知识的分类上，中西文化存在着“两个不重合的圈”，有些人想把它们嫁接在一起，搞什么“体用之说”，必然会落得失败的下场。他还认为，中国式的种种“知识分类法”，已经随着国际化的进程，露出了下世的光景，必将被西方式的“现代科学观念”所替代。我觉得，后一种观点有点偏激。数千年来，中国史家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从研究学术角度来叙录群书，使煌煌典籍得以流传至今。他们的学术创建与历史贡献，越来越受到国人乃至国际汉学界的重视，不能以“不合时代潮流”而加以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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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国学著作的出版很复杂。从出版热情与出版物数量上看，当今是最好的时期。杨牧之先生说：“粗略统计，截至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不过，从学术研究与普及的品质上看，上世纪30年代的国学出版很有独到之处。那时推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普及类的出版见于王云五先生的“万有文库”，其中包括“国学小丛书”60种、“国学基本丛书”400种、“学生国学丛书”60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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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心动的是王云五先生编辑的“中国文化史丛书”42种，其中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李俨的《中国算学史》、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仍然是某些学科的必读书或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