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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此想到上世纪80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终结果应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划分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10个门类，包括43个书名如《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40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以此与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两者似乎“英雄所见略同”，但“顶天立地式”的大学者，却再难像王先生那样，聚合得那样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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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原典的数量太大，后学们的理论著作更是多如牛毛。我在1990年编辑“国学丛书”时，选书的工作主要是由葛兆光先生等人完成的。说是选书，其实主要是选人。再好的国学问题，没有好的专家撰写，也拿不出好东西。像《载道以外的文字》，本拟请钟叔河先生写，他不肯写，别人又写不了，结果未能得以出版。正如《系辞》所言，“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学丛书”共出版20余本，成为“经典”的不多，其中有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最近被收入“中国文库”。记得1995年，葛兆光先生与我讨论“国学丛书”的后续作品，提出一些冷僻的题目，诸如《中国历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书研究》《近代乡绅与城市地主的互动》《近代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经济伦理》等，找不到名家执笔，只好作罢。所以，站在读者的角度上看，选书首先要看作者，这是一条重要的阅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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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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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阅读国学的门径，金克木先生10年前写的《少年时》中有一篇文章《史学老话》，仅千把字，可作为很好的参考。他说：“史学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所谓国学大致可以算是别名。”金先生总括1898～1948年间中国学术的状况，以人为线索，列出20个国学研究的主线。比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古为今，以今为古；章炳麟—黄侃—刘师培：是古非今，以今谤古；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移外为今，欲外体中用，结果仍是中体外用。其他还有傅斯年、顾颉刚、李济、夏鼐、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陈寅恪、钱穆、马建忠、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王力、冯承钧、向达、陈垣、汤用彤、许地山、鲁迅、郑振铎、吴梅、李俨、钱宝琮等数十人，金先生一一点明他们的专长与学旨。后人按照这样的路径步入浩如烟海的国学领域，以人索书，以书知理，自然会产生“航标灯”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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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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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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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国学，使我们诗意地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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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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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我国出现两次“国学热”：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初期，第二次是自上世纪末延至今日的态势。究其共性，它们的发生都与西学的强势有关，“西盛东衰”的历史循环，自然地演化出两个递进的文化环节。在这样的热潮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表象的、局部的、片面的东西，但它们不足以说明一段历史的本质走向，更为深层的文化冲突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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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近百年来，西方经济的强势带来政治的强势，政治的强势又试图转化为文化的强权。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被认为有优劣之分，文明被认为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自然是优胜劣汰，用所谓的“优秀文明”一统天下。于是，不同的“文明”有了等级之分，任何文明试图与西方文明对话，似乎都有伤于它们的高贵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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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一个《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宣言，它的社会背景是“全球化”的滚滚洪潮，它的思想背景是上面那段“西方文明论”，它的学术背景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1993）以及以此文为基础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它的时事背景是刚刚发生的“9·11”恐怖事件。显然，对赞成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而言，上述背景都是负面的，但也正是这些“负面背景”的激发，匆匆地催生出这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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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认为：人类文化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文化的对话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它是人类和平的最佳保证；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必须得到保护和尊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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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冷静地审视我们的“国学热”，我们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应该说，面对如此国际化的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界最为正式的回应，产生于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它的形式是产生于民间的，但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白先勇、周汝昌、杜维明等80多位学者签署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再一次敲响了保卫与抢救中国文化的警钟。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因为类似的事情还有两次：一次是1935年1月，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还有一次是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4位教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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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甲申文化宣言》，赞扬之声不少。曾敏之先生就认为，“这样的警示是极其必要的”。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表现已经变了味道，比如美国一位高官大卫·罗斯科普说：“未来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另一位美国人摩根在《国际政治》中说，文化扩张的目的“在于征服并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改变国家间的权利关系”。事实上，美国的传播势力所向无敌。有人统计，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通讯社垄断世界新闻发布量的80％，美国电影票房占全球电影市场份额的80％以上，美国控制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80％的互联网信息资源，全世界有50％的语言正在消失。曾先生说，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甲申文化宣言》“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绝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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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文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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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的评价比较中性。他说，《甲申文化宣言》与清末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中国的道德、政治体制要维持原来的，西方的科技也要接受，那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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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比如，在人权与主权的问题上，在国家与民族的概念上，在“中国特殊论”“文明的多样性”“文明无优劣”“东方价值观”等尖锐的观点上，一些人都有不同的判断。仅以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为例，《宣言》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反对者认为，含混的概念有时会带来思想与行为的混乱，尤其要防止新的专制主义、新的“极左”思潮以及新的极端民族主义趁虚而入。对此，《宣言》签名者之一庞朴先生认为，有国家与政府的参与是一件好事，它使发生于上世纪末的“国学热”发生了“在野”与“在朝”的转变，对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人能否挺立住我们的民族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以便争取中国文化成为全球多元化文化中的平等的一员”，也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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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归争论，问题的关键是在近百年里，我们的民族确实遇到了“生存合理性”的质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表现出的忧患意识，一直笼罩在现当代中国人的心头。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这样的话，与300多年前顾炎武先生的话何其相似乃尔！顾先生说：“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这样的话，与3000多年前《周易》中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当时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作为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他潜心推演八卦，落手之处，充满了忧患意识与危机感。由此，逐渐形成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层意义上，“国学热”找到了历史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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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学的研究与学习，还有一个现实的题目争议不小，那就是国学的文化定位问题。在整理“国故”的意义上，大家似乎还可以求得比较一致的认同，但是在文化的层面上，争议就很多了，甚至在实用的生活领域，国学几乎成了十足的“反面人物”。因为，它不但“无用”，还“无趣”，只是“一大堆博物馆化的历史遗迹”。用一位外国记者的话说：“你们不要一开口就是5000年的历史，还是说一说近300年或近30年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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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就国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季羡林先生比较正面地给出了研究国学的现实依据。其一，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填充内容。他说，科技很难表现出特色，一个国家的“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而这方面的东西大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之中。其二，是“爱国主义”。在反对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前提下，国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侧重探讨和分析中国爱国主义的来龙去脉，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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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种种言论，我更喜欢袁行霈先生的观点。他说：“经常有人问我‘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要说没用也真没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教人如何投资赚钱。但其精华部分能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能促使人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用到造福于人类的正道上来。这是国学无用之大用，也是人文无用之大用。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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