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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国学的用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个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台湾却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由此产生了“青年生活规范”、“国民礼仪范例”、“现代国民生活纲要”。他们将每年的4月定为“敬孝月”，编印《孝行传真》，建宗祠修族谱，鼓励三代同堂，并会同教育部门推出了“加强家庭教育的五年计划”等。这些活动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台湾青年和学者，使同时代的台湾地区人民的国学水平，明显地好于大陆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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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面对这纷繁复杂的争论，让我们读一段《共产党宣言》（1848），它的论断的预见性，真的使我受到巨大的震动。它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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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写此文时，马克思只有30岁，恩格斯只有28岁。借用他们的论断，对照我们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现实，你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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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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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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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孔子曰”——中华文明全球化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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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散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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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们请几位专家讨论“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座上有庞朴、陈乐民、资中筠、沈昌文、孙机、陈冠中、于奇、查建英、钱满素。我们说，为了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我们已经出版了苏叔阳《中国读本》，并将它陆续译成英、德、俄、朝、蒙等10余种文字。我们还请赵启正写《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101题》，请陈平原写《中国人》，请苏叔阳写《西藏读本》，请王元化主编《认识中国》等等。我问，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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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热门话题，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得很热烈。来自香港的学者陈冠中先生的发言，让我思索了很久。他说：“要想向外国人推介中国文化，你首先要知道外国人怎样看待中国文化。然后，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他接着说：“你知道在外国人的头脑中，哪一个中国人最有名？当然是孔子。比如，他们在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些名言、佳句的时候，经常会认真地抑或调侃地在前面加上一句‘孔子曰’（Confucius says），甚至也不管那句话是不是孔子说的。我觉得，针对这种现象，倒真可以写一本《孔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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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好主意。我由此联想到眼下世界各地迅速创建的“孔子学院”，联想到1999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的《孔子住在隔壁：东方教导我们西方应如何生活》，也想到前些年罗文演唱的那首怪怪的流行歌曲《孔子曰》。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孔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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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孔子对于西方的影响确实不小。最近读到一本好书，题曰《中西文化交通史》（岳麓书社），繁体竖排，有1000多页，作者是方豪神父。其中第四篇第十三章“中国经籍之西传”，我特意挑出来，一口气把它读完。它讲的是明末清初之际“东学西渐”的一段历史。那景象是极其壮观的，大批西方著名学者参与进来，大批中国典籍被翻译出去，诸如利玛窦翻译《四书》（拉丁文，1593），金尼阁翻译《五经》（拉丁文，1626），殷铎泽、郭纳爵翻译《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1662～1669），白乃心翻译《四书》《孝经》《幼学》（意大利文，1711；法文，1786）并写了一本《中国杂记》，卫方济翻译《孝经》《幼学》（拉丁文，1711；后又译成法文）并著《中国哲学》。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中籍西译的事情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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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数量上看，那一轮“文化走出去”也让人敬佩，尤其是这些译著的翻译质量不容低估。当然，这得益于有那样一些西方学者的主持，再加上当时中国皇帝的大力支持。比如，1693年法国科学院院士白晋就曾经受康熙之托，将49册中文书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他还遵循康熙的旨意研究《易经》，写成《易经总旨》（莱布尼兹《中国近事》，1697）。由此形成的文化交流，很有规模和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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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这一番“热闹”发生的原因也有些蹊跷。方豪神父写道：“介绍中国思想至欧洲者，原为耶稣会士，本在说明彼等发现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园地，以鼓励教士前来中国，并为劝导教士多为中国教会捐款。不意儒家经书中原理，竟为欧洲哲家取为反对教会之资料。而若辈所介绍之康熙年间之安定局面，使同时期欧洲动荡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见逊色；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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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孔子的名声在西方世界迅速地传扬开来。在比较文化的意义上，西方人总愿意把孔子与他们的一些人物、学说对照起来，用以说明在西方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另类文明”的乐土，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胜于基督教文化的社会。比如他们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三个值得尊敬的伟大人物，他们都没有留下自己“亲笔”的作品，但是他们都有一部与之密切相关的著作，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是孔子，以及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后撰写的《论语》；其二是苏格拉底，以及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的《辨白》；其三是耶稣，以及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上十字架后几十年里完成的《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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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孔子的学说也让西方人感到震惊。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这句话是西方道德规范的“黄金律”之一。但是，当罗马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时候，他们感到目瞪口呆，因为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至今，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还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的基座上，正是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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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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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试图将孔子的学说更进一步地纳入他们的认知体系。比如意大利的利玛窦，他称孔子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0）一书中写道：“孔子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的这九部书（即“四书五经”。——笔者注）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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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亚斯贝斯把孔子的学说称为“历史哲学”，他是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中得到的结论。他说：“这种哲学把自己等同于古代的传统……犹太预言家昭告上帝的启示，孔子昭告古代的声音（《大哲学家》，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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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黑格尔说孔子哲学是“中国的国家哲学”；施宾格勒说，孔子是“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霍布斯和莱布尼兹一样的政治家、统治家和立法家”；威尔斯说，“孔子的教导集中于一种高尚生活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一种标准或理想，就是贵族式的人——君子”；伏尔泰干脆在家中供奉了孔子画像，朝夕膜拜；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1884年3月11日。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是令人惊异的……这是智慧，这是力量，这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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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的发展都其有两面性。在这一轮“东学西渐”中，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存在大量的曲解、误解和不解，甚至还有歪曲和丑化中国的观念。比如，伏尔泰太热爱中国文化了，所以他在赞扬孔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些文学的想像。他写道：“在他的书里，我们看不到格调低下的文字，也看不到荒谬的讽刺。孔子有5000弟子，他其实满可以作为一名强有力的派别首领，但是，他宁愿去教导人们，而不是去统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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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赞扬出现于赛珍珠的笔下。她说，孔子影响了她的思想、行为和个性，孔子是她人生的参照系。当听到林语堂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女性气质的国家”，赛珍珠立即说：“我肯定，这一特性是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当谈到孔子的那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时，她说：“孔子对妇女评价不高，我敢说，这是由于有一个专横的、傲慢的妻子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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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不良的评价。孟德斯鸠就说：“虽然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亚当·斯密说：“中国人不理解外贸的意义，他们认为外国人跨海而来，是到中国乞讨。”大卫·休谟甚至说，中国的科学进步如此缓慢，正是由于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们的威望和教诲遍布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后辈们才没有提出异议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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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话更让人难为情。他说，当你在中国购买一个瓷罐时，如果你指出这是一个造假的作品，“中国人并不感到羞愧，只是叹息自己手艺的不高明。”康德俨然是一个“中国通”。他说，在中国，有学问的人都不剪去左手的指甲，女人们整天低垂着眼睑，商人往出售的鸡嗉子里填沙子；他们用餐时，所有的饮料都热着喝，包括葡萄酒——可饭菜却吃凉的；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人们弃婴不违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