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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也试图将孔子的学说更进一步地纳入他们的认知体系。比如意大利的利玛窦，他称孔子的哲学是“道德哲学”。他在《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0）一书中写道：“孔子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的这九部书（即“四书五经”。——笔者注）构成最古老的中国图书库，它们大部分是用象形文字写成的，为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别的书都是由其中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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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亚斯贝斯把孔子的学说称为“历史哲学”，他是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句话中得到的结论。他说：“这种哲学把自己等同于古代的传统……犹太预言家昭告上帝的启示，孔子昭告古代的声音（《大哲学家》，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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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黑格尔说孔子哲学是“中国的国家哲学”；施宾格勒说，孔子是“像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霍布斯和莱布尼兹一样的政治家、统治家和立法家”；威尔斯说，“孔子的教导集中于一种高尚生活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一种标准或理想，就是贵族式的人——君子”；伏尔泰干脆在家中供奉了孔子画像，朝夕膜拜；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1884年3月11日。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是令人惊异的……这是智慧，这是力量，这是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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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情的发展都其有两面性。在这一轮“东学西渐”中，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存在大量的曲解、误解和不解，甚至还有歪曲和丑化中国的观念。比如，伏尔泰太热爱中国文化了，所以他在赞扬孔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些文学的想像。他写道：“在他的书里，我们看不到格调低下的文字，也看不到荒谬的讽刺。孔子有5000弟子，他其实满可以作为一名强有力的派别首领，但是，他宁愿去教导人们，而不是去统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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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赞扬出现于赛珍珠的笔下。她说，孔子影响了她的思想、行为和个性，孔子是她人生的参照系。当听到林语堂说“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女性气质的国家”，赛珍珠立即说：“我肯定，这一特性是受孔子思想的影响。”当谈到孔子的那句名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时，她说：“孔子对妇女评价不高，我敢说，这是由于有一个专横的、傲慢的妻子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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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不良的评价。孟德斯鸠就说：“虽然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亚当·斯密说：“中国人不理解外贸的意义，他们认为外国人跨海而来，是到中国乞讨。”大卫·休谟甚至说，中国的科学进步如此缓慢，正是由于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们的威望和教诲遍布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后辈们才没有提出异议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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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话更让人难为情。他说，当你在中国购买一个瓷罐时，如果你指出这是一个造假的作品，“中国人并不感到羞愧，只是叹息自己手艺的不高明。”康德俨然是一个“中国通”。他说，在中国，有学问的人都不剪去左手的指甲，女人们整天低垂着眼睑，商人往出售的鸡嗉子里填沙子；他们用餐时，所有的饮料都热着喝，包括葡萄酒——可饭菜却吃凉的；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人们弃婴不违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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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难过的评价来自那位大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写道：“《论语》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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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对于中国文化的言论，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损，都有其认识的道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言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主流体系中，它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是久远的。近年来，不是还有某位西方政客在散布“中国煮婴论”么？应该说，让西方人真实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孔子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眼”。对西方人而言，他们由孔子而探测中华文明的堂奥，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对中国人而言，“孔子曰”实在已经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块标牌，就像一个知名品牌的商标一样，它需要得到品牌拥有者的爱护与培育。正所谓“历史的印迹需要修正，现实的中国需要说明”，这些都是我们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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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的耳边不由得又响起前些年罗文演唱的那首充满谐谑的《孔子曰》。其中那段伴唱咿咿唔唔，在耳鼓间挥之不去。歌云：“孔子曰非礼勿视，孔子曰非礼勿听，孔子曰非礼勿言，孔子曰非礼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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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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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启蒙时代，我搜到一张充满个性的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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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刚结束，人的思想一下子解放开来，整个社会都进入一种集体亢奋的状态，学习的拼命学习，思考的放开思考，不觉形成了10余年的文化繁荣。只是在历史的时段上，这个过程有些孤立且短暂，前面的“文化革命”与后面的市场经济，把80年代隔离成一个精神孤岛。虽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它有时却像海市蜃楼一样，在超时空的文化海洋中飘浮，让人忽而围观，忽而热议，忽而迷惘。比如，对于“80年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们的说法就多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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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思想家凸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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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浪漫时代，像美国60年代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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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前消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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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二个思想启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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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最后的文化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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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充满批判精神的时代，或曰它还属于五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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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晃：一个悲壮的时代，那才叫有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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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朱大可：应该是文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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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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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思想启蒙”概念被重新提起。它把80年代直接接续到遥远的“五四”时期，再神游到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以及更为遥远的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了这样的联想，短晢的80年代就变得高大起来了。因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算起，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有了百余年的实践历程。这一历程能在80年代得以继承和复苏，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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