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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如此悬空地拔高80年代的历史地位，有什么根据呢？这一问，肯定会引来许多有识之士铺天盖地的“抢答”。时代变了——那些上承五四传统的老辈们多已驾鹤西行；昔日当红的小生们，也被一股一股的时代潮流冲得七零八落；仅存的艾略特与海德格尔的诗性情结，根本无法把握或独占当下的论坛。比如，面对80年代，我们充满浪漫与理想的宏大叙事，已经被王朔、梁左的新文体所颠覆，人们没有办法再板起面孔述说“那过去的事情”；我们饱含屈辱与希望的“寻根情结”，已经被全盘西化的极端情绪所重创，不自觉中又堕入“国民性批判”的圈套；我们高扬起“人的解放”的旗帜，出版卡西尔的《人论》，一年就印了24万册，译者甘阳却说：“主要观点么，不相干的，为什么畅销？就是因为这个书名。”你说是文艺复兴，他说是久病后的蹒跚起步；你说是荆轲式的文化斗士，他说是不敢刺秦王，却去刺孔子；你说是人的文化结构的重建，他说是找寻阿Q精神失灵后的新依托；你说是激情年代，他说是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你说是值得记忆的东西太多了，他说是记忆失真，恍如隔世；你说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恶补，他说算了吧，只不过是先上吐下泻，再慢慢进补；你说80年代的文化人找到了共同的话语，他说所以才有了后来人们的集体失语；你说是思想启蒙运动，他问你谁是80年代中国的伏尔泰？你说那个年代，一想起来就让人激动，他们却问：前辈，你们究竟激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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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陷入一种表述的困境，也可以称之为“新旧语境的交织与冲突”。每当一个正统的文体被用来说明一个正统观点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或许多个非正统文体的正统或非正统的观点，与之如影相随。这个影子或者可以称之为“王朔式”的，它类似于西方的黑色幽默，我们叫“调侃”，又叫“拧巴”。有趣的是，近20年来，这种非对称的文化范式化成一种流行时尚，在我们的社会中弥漫开来，让崇高感到落寞，让精英们有了自恋、自虐或自嘲的味道。不信的话，你注意一下今天影视、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的语言，几乎处处都充斥着此类诙谐或调侃的情绪。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评说充满使命感和理想主义的80年代，自然会产生失语、滑稽或混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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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80年代，我们刚刚经历一场漫长而残酷的文化浩劫，突然之间东方吐白、万物复萌，新环境的构建尚属阙如，许多个性化的东西却迫不及待地喷涌出来。说起来，我的身份也属于那个年代的主流人群，许多时髦的概念都在我的身上演化过，诸如此前的“黑五类”“狗崽子”，其间的“77届大学生”“知青一代文化人”，此后的“文化反思”“国学热”云云。说句心里话，我非常喜欢80年代的生活情调，因为人的个性解放以及个人摄取文化的过程，都有了社会进步的意义。“启蒙运动”的英文为Enlightenment，其本义是“光明的时代”。而那时我们的情操，确实是在自觉自愿的状态下，向着“光明”贴近。有些幼稚，所以失望；由于失望，故而难忘。但在这一层意义上，80年代确实具有思想启蒙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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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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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西方走出中世纪的黑暗而步入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光明，正是以13世纪德国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为起点的。印刷机使人们走出教堂，用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印刷机创造了“作家”的概念，使个性的表述、个人奋斗和个人主义有了阐释的可能（比如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的文体，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他甚至只赞美自己，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怪癖和偏见）；印刷机使阅读成为私人的事情，成为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对抗上帝暨神父的话语霸权，让读者回归自我，回到自己宁静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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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也出现了一个出版繁荣时期。虽然我们的起点不是“印刷机”，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出版与阅读的禁锢之后，突然的解禁让人们欢喜若狂、手舞足蹈，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给过了一遍，然后不就是拿诺贝尔啊、出大师啊、传世之作啊什么的”（查建英语）。此时，我们似乎看到了启蒙时代的影踪。有些短晢，所以幼稚；由于幼稚，故而更加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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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路思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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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静夜沉思，同时在互联网上闲逛。突然，我搜到一张书单，题目叫《私人的阅读史》，讲的是80年代的读书生活。它的作者叫“数帆老人”，显然是一位读书的行家，因为他的阅读充满了个性。跟帖的人很多，其中亦不乏高手，大家不但评说，还补上更多的书目。作者开篇写道：“对我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阅读的狂欢时代。我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患上了阅读饥渴症，在整个10年里似乎除了读书没什么别的事好做，逮着什么读什么，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那10年也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出书不花钱。出了多少好书？不知道，反正读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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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开始了长达3个多月的阅读回忆，一共讲了23段关于书的故事，涉及的丛书有数十套。这些丛书有“外国文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美国文学史论译丛”“21世纪人丛书”“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文艺探索书系”“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书系”“作家参考丛书”“文学新星丛书”“当代外国文学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世纪文库”“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外国著名军事人物丛书”“兔子译丛”“20世纪外国大诗人丛书”“八方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猫头鹰文库”“三个面向丛书”“宗教与美学丛书”“青年译丛”，以及三联书店的丛书群、上海人民的丛书群、上海译文的丛书、两套“法国文学丛书”、两套“外国短篇小说选”和几套评介新知的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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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匆匆地翻看，一口气读到篇末，抬起头，已是五更时分。眼中的泪，洒落在桌上、屏幕上，化作斑斑点点的痕迹。是困倦，也是心花的绽放。展一展腰身，我叹道；“这正是思想启蒙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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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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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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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春山下，我听到杜鹃鸟悠然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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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30年的文化流变，传统文化的处境如何呢？我们可以在时间的维度上，将它粗线条地划为三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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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是“文革”结束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在这个时段里，传统文化的处境不是很好，前有“十年动乱”的摧残，接着是门户开放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标志性的“三大丛书”为例，“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几乎是清一色地介绍西方文化，只有“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在梁漱溟、启功、邓广铭、张岱年、汤一介、季羡林、王元化、庞朴、饶宗颐、杜维明、林毓生诸位的操持和参与下，自然构成传统文化研究与复兴的营垒。不过，作为80年代的亲历者，我总觉得，汤先生等人的工作，除了“新儒学”之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有些冷清，远没有金观涛和甘阳们的“西学东渐”来得强劲，来得时尚，来得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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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段里，还应该提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缺失，让我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与迷失感。从城市到乡野，从诗歌到小说，文化的制约与人的解放，不断地向作家们提出尖锐的挑战。1985年，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击中了人们的精神痛点。可以说，他是对上述现象的一种理性的反思与回应。假如这样的思考深化下去，弘扬开来，并引导我们的实践，也许我们真会看到中国式的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后来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的出现。有趣的是，几乎在文艺界“寻根”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听到了“蓝色文化与黄色文化”的比喻，并最终汇成“国民性批判”的怒吼。有人说，这是“五四”反传统与批判精神的余绪。柏杨先生说，其实他远比鲁迅高明，不然这个民族还能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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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的兴起。此前，我曾经多次谈到我于1990年组织出版“国学丛书”的情形。我们请来的组织者，几乎都与作为传统文化复兴的先声的中国文化书院有关，像张岱年、庞朴、梁从诫等。做这样的事情，我最初还有些迷茫：一是不了解国学的意义；二是面对国学概念的凸显，总想到一些政治因素。这样的思维方式，当然是“文革遗风”了。诸如“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等等。后来，随着80年代末的文化变迁以及90年代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和主流化，我才叹服那些老先生的高明。他们中的领路人，毕竟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们深知五四精神的真谛。面对时势沉浮，他们如此地冷静，守得住本性，一面积蓄能量，一面在新的时段中等待复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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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是新世纪国学通俗化和世俗化风潮的出现。其实这个潮流最先发端于海外。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到一家“内部书店”找书，发现一套台湾郑石岩先生的著作，题曰《清心与自在》《禅语空人心》《优游任运过生活》《禅悟与现实》。当时看到那样的写法，我倍感新鲜，读得如醉如痴。此后又陆续看到蔡志忠的漫画《庄子》、南怀瑾的《论语别裁》等等。现在，我们也有了于丹。他们都在向大众解读传统文化的经典。有评论说，这是中国式的“心灵鸡汤”，我非常赞成。尤其是郑先生的书，讲传统、讲佛学、讲儒学、讲中国人的人生观、讲中国人的行为规范，读起来确实可以静心、清心。我由此想到斯宾诺莎式的上帝，爱因斯坦式的宗教情感——正是这样的东西，帮助西方人在走出中世纪之后，找到了新的精神依托。近百年来，我们怒气冲冲地打倒了“孔家店”，又洋洋得意地完成了对“阿Q精神”“酱缸文化”之类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然后呢？一个偌大民族的无助目光，瞄向梵蒂冈还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现在的一些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正是中国人对于自身信仰、道德与礼仪的精神再造，只是商业化与国际化的新花样，扭曲、夸大或俗化了我们的外部行为？将传统文化的普及作为主流意识的做法，还应该得到肯定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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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论语别裁》（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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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30年太短暂了，它还不足以承载一个划时代的命名。这一点，金观涛先生说到了。陈平原先生更加清楚地指出：“再过两百年，谈论20世纪的中国，如何命名？不是启蒙时代，也不是革命时代，很可能是五四时代。她的包容性更大些，既是革命，也是启蒙，有民主与科学，还有现代民主国家等。”现在的问题是，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五四”的形象已经在我们的记忆中模糊起来，混乱起来。回顾30年间，针对五四精神，学术界大致形成了三股思想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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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反思“五四”。这方面的学术文章很多，源源不断，对“五四”有褒有贬。客观地说，这一干人马是比较了解五四的。我时常私下里笑道：“这些家伙，动不动就拿五四说事儿。”1989年，甘阳先生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自由的理念——五四传统之阙失面》，讲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实际上是在阐释杜威的“真的个人主义”即个性主义黄金般的价值。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以及社会独立意识的偏颇，并将这些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乃至指责五四精神的阙失。其实这样的精神，正是五四传统的核心。近读《胡适全集》，其中一篇写于1935年的短文《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其论说让人震撼。在此文中，胡适对张奚若先生《国民人格之修养》一文大加赞赏。他们强调的五四路径，正是由思想解放到个人解放，最终达到一种易卜生式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应该说，我们这些年的许多有价值的“反思”，还没有跳出胡适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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