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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批判“五四”。这一思潮认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引领了近百年中国反传统的恶浪，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持此观点的人甚至将“文革”时期的反传统与“五四”混为一谈，说什么“文革中‘批林批孔’之类的事情都发端于五四精神的不良影响”。客观地说，这些人是在曲解五四，或者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五四。今年一月，资中筠先生发表《不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一文，认真分析了五四所谓“反传统”与“文革”反传统的不同。她提示我们，要认真学习五四，了解一个真实的五四。五四不是盲目反传统的，它的方向是向前的，它对传统的批判是有分析的，它并没有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最后，资先生再次给出定义：“所谓五四精神，就是承载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知识分子吸取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复兴我中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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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回归“五四”。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还是在1999年初。当时《万象》杂志创刊，它的李生产品是“万象书坊”，其中收入舒芜先生的一本文集，题目就叫《回归五四》。当时我并未在意，也没有很好地阅读此书。没想到近年来“回归”之声日渐嘈杂，我才想起那个书名。寻来《回归五四》，读舒芜先生的后记，不禁大为惊讶。他说，清理一生的思想基点，剩下的“只有尊五四，尤尊鲁迅，反儒学，尤反理学，反法西斯，尤反封建法西斯这几点，大致还能保存；其中有的例如个性解放思想虽被我宣布抛弃了，有些淡化了，生锈了，但大致还能寻回来，磨濯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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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舒芜先生的这一段生命之言，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学勤先生在《愧对顾准》一文中，呼吁我们这一代人，要与“70岁左右的那一辈老人”在思想上接轨，因为他们“也许是目前大陆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与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类似的观点，陈平原先生也说过。他说，在当年77届、78届大学生中，出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学术上的隔代遗传。他说：“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他提到的名字有：容庚、王季思、黄海章、吴宏聪、王瑶、林庚、吴组缃、季镇淮、洪谦、熊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张芝联……这样的怀旧情绪，一直延续到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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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笔及此，恰逢一场春雨掠过。望外的山峦，还是渐渐地绿了；林间的杜鹃鸟，发出一阵阵悠然的鸣叫。那叫声，有的人说是“布谷，布谷……”有的人说是“民贵，民贵……”我的耳中，却听到一个富有诗意的古韵：不如归，不如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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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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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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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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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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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采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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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热门话题。有趣的是，我发现，不但我们关心这一段难忘的历史，海外也十分重视对于我国这一时期的了解。因为在这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了解这些变化，就没有办法了解今日中国飞速发展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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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的文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大陆近二十年书业与人物的轨迹》在台湾出版。为此，台湾著名的广播电台News98，对我进行电话录音采访。主持人刘俊耀先生提出的采访主轴是：人、书、文化、时代，旨在请我站在出版人的角度，谈一谈“文革”结束后，大陆文化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预定的采访时间是40分钟，每10分钟谈一个问题。这几乎是一次随机的采访，因为我刚刚开会回来，此前他们通过MSN发来的“采访提纲”也未见到，所以我只是在连线前作了片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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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已经在我的心中涌动了很久。台湾的刘先生还一再强调眼下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的热络，以及用同宗同祖、乡音如缕之类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勾起了谈话的兴致。采访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时代的阶段性分析”，我与刘先生谈得兴起，刚刚谈完这一个问题，加上3个广告隔断，40分钟就过去了。刘先生说，他虽然到过大陆，还去过沈阳、大连，但是今天围绕着“书与人”的文化讨论，还是让他倍感新鲜。他相信台湾的听众也一定会感兴趣，所以希望能再与我连线，把下面的题目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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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一面追风，一面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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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编辑学刊》的编辑发来短信，希望我谈一谈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读罢来信，我的思绪马上与上面的采访联系起来。我特别想到，现在人们一窝蜂似地“回忆”，往往流于重复，而台湾媒体提出的问题，有他们的角度，有他们的思考，值得写出来，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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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阶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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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大陆近30年文化流变也有一些起伏与波折。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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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上接受一种三段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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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它被称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这个“启蒙”，当然不是中国古代蒙学意义上的基础教育的启蒙，而是类比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仅仅是一个类比，从历史文化背景到启蒙的意义，它们都有着许多不同；相同的，只是在出版的繁荣上。说起来，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以此前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前奏的，而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正是13世纪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技术。首先，活字印刷术的流行创造了“作家”的概念，使人的个性表述成为可能；其次，它让人们走出教堂，使阅读成为个人的事情。这些都成为后来思想启蒙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一个出版大繁荣的时期，主要的特征是以我国的门户开放为背景，经济的开放带动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热潮，一时间文化界大量地译介西方著作，同时也使我国传统文化学习得到复苏，人们的阅读热情更是空前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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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它的社会背景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强势发展，文化的走向是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启蒙之后，却经历一段思想的反思与重新起步。这一次的文化主线是国学概念的再现与传统文化类出版的兴起。它最初的表现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导，侧重于“国故”的重现与整理。同时，它也带动了传统文化普及的热潮。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表现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西方“畅销书”概念的涌入，将市场化的观念融进我国的出版界，为后来出版改革的深化铺设了一些商业化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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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在世纪之交以来。在这一阶段里，有两个重要的词汇：一是“集团化”，一是“商业化”。集团化的意义十分丰富，它最初的表征是政企分开，接下来走出三条主线，即企业化、地域化和和管理的准行政化倾向。至于商业化，本来是集团化的伴生物，不料中小学教材的政策变化，冲破了“朝阳产业”憧憬中的姹紫嫣红，唤醒了出版人的生存意识。结果，出版业内出现两个极端的情绪：一个是“极端商业化”，它的标志性口号是“必须本本书挣钱”；再一个是悲观的情绪，认为书业本来就是一个微利产业，文化理想与商业利益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这样的认识是很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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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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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30年来，你接触过哪些难忘的学者和文化人，值得向台湾听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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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将他们划分为四代人。一是老一代，我结识过张岱年、金克木、周振甫、陈原、柯灵等人，如今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二是中生代，他们接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时期的教育；三是新生代，像葛兆光、陈平原、葛剑雄、江晓原等，他们是“文革”后涌现出的一代学人；四是晚生代，即“60后”以降，尤其是“80后”一代人，其产生之初被称为“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现在就成熟了不少，世俗了不少，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