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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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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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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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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次采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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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改革开放30年”是一个热门话题。有趣的是，我发现，不但我们关心这一段难忘的历史，海外也十分重视对于我国这一时期的了解。因为在这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不了解这些变化，就没有办法了解今日中国飞速发展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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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的文集《一面追风，一面追问——大陆近二十年书业与人物的轨迹》在台湾出版。为此，台湾著名的广播电台News98，对我进行电话录音采访。主持人刘俊耀先生提出的采访主轴是：人、书、文化、时代，旨在请我站在出版人的角度，谈一谈“文革”结束后，大陆文化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预定的采访时间是40分钟，每10分钟谈一个问题。这几乎是一次随机的采访，因为我刚刚开会回来，此前他们通过MSN发来的“采访提纲”也未见到，所以我只是在连线前作了片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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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已经在我的心中涌动了很久。台湾的刘先生还一再强调眼下海峡两岸文化经济交流的热络，以及用同宗同祖、乡音如缕之类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勾起了谈话的兴致。采访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时代的阶段性分析”，我与刘先生谈得兴起，刚刚谈完这一个问题，加上3个广告隔断，40分钟就过去了。刘先生说，他虽然到过大陆，还去过沈阳、大连，但是今天围绕着“书与人”的文化讨论，还是让他倍感新鲜。他相信台湾的听众也一定会感兴趣，所以希望能再与我连线，把下面的题目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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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一面追风，一面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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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编辑学刊》的编辑发来短信，希望我谈一谈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读罢来信，我的思绪马上与上面的采访联系起来。我特别想到，现在人们一窝蜂似地“回忆”，往往流于重复，而台湾媒体提出的问题，有他们的角度，有他们的思考，值得写出来，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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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阶段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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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大陆近30年文化流变也有一些起伏与波折。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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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上接受一种三段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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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它被称为具有启蒙意义的时代。这个“启蒙”，当然不是中国古代蒙学意义上的基础教育的启蒙，而是类比于欧洲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其实这仅仅是一个类比，从历史文化背景到启蒙的意义，它们都有着许多不同；相同的，只是在出版的繁荣上。说起来，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以此前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前奏的，而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正是13世纪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技术。首先，活字印刷术的流行创造了“作家”的概念，使人的个性表述成为可能；其次，它让人们走出教堂，使阅读成为个人的事情。这些都成为后来思想启蒙的重要因素。而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一个出版大繁荣的时期，主要的特征是以我国的门户开放为背景，经济的开放带动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热潮，一时间文化界大量地译介西方著作，同时也使我国传统文化学习得到复苏，人们的阅读热情更是空前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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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它的社会背景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强势发展，文化的走向是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启蒙之后，却经历一段思想的反思与重新起步。这一次的文化主线是国学概念的再现与传统文化类出版的兴起。它最初的表现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导，侧重于“国故”的重现与整理。同时，它也带动了传统文化普及的热潮。但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的表现越来越多元化，尤其是西方“畅销书”概念的涌入，将市场化的观念融进我国的出版界，为后来出版改革的深化铺设了一些商业化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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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在世纪之交以来。在这一阶段里，有两个重要的词汇：一是“集团化”，一是“商业化”。集团化的意义十分丰富，它最初的表征是政企分开，接下来走出三条主线，即企业化、地域化和和管理的准行政化倾向。至于商业化，本来是集团化的伴生物，不料中小学教材的政策变化，冲破了“朝阳产业”憧憬中的姹紫嫣红，唤醒了出版人的生存意识。结果，出版业内出现两个极端的情绪：一个是“极端商业化”，它的标志性口号是“必须本本书挣钱”；再一个是悲观的情绪，认为书业本来就是一个微利产业，文化理想与商业利益本来就是针锋相对的。这样的认识是很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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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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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30年来，你接触过哪些难忘的学者和文化人，值得向台湾听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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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将他们划分为四代人。一是老一代，我结识过张岱年、金克木、周振甫、陈原、柯灵等人，如今他们大多已经过世了；二是中生代，他们接受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时期的教育；三是新生代，像葛兆光、陈平原、葛剑雄、江晓原等，他们是“文革”后涌现出的一代学人；四是晚生代，即“60后”以降，尤其是“80后”一代人，其产生之初被称为“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充满了弑父情结，现在就成熟了不少，世俗了不少，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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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难忘的是那老一代的学人，他们历经中国百年的蹂躏，依然思想完整，历久常新，我们不能不惊叹他们早年接受的教育的卓越与成功。记得“文革”结束后，压抑了10余年的大批青年人，积聚在一年中陆续涌入恢复招生的大学，其中产生了许多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庆幸能够赶上聆听那一批老学者、老文化人的教诲。他们还感叹：为什么经历了那么长久、那么多次严酷的年代，这些老先生的思想与情操竟然没有一丝的改变呢？总结30年，抢救他们的遗存，整理他们的典籍，学习他们的思想，接续他们的理念，实在是眼下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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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人与市场的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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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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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关创作人的问题。刘俊耀先生说，希望了解大陆创作人的生存状况。我觉得，历经30年的演化，他们逐渐分化出两个阵容：一是作家，一是写手。前者基本上保存了传统作家的本色，其生存虽然受到网络、影视等多方媒体的挤压，基本队伍还在。相对而言，商业化对于职业作家的冲击更大一些，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所谓“铁饭碗”的作家愈来愈少。而生存或金钱的推动，正在改变着作家们的笔触，使这支队伍的思想意识和人员构成日渐复杂起来。去年我去俄罗斯参加书展，深深地感受到俄罗斯人从国家到民众对于作家的尊重。在他们的街市上、乡野间，经常可以看到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的雕像。另外，我们的许多活动，都是围绕着作家展开的。我想，任何国度、任何时代、任何状况，作家的受人尊重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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