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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写手。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热爱写作的前提下,他们大多以网络为门径,以论坛为基地,以网友为读者,从而构成了一个时髦、时尚和复杂的群体。一般说来,这个群体中荣耀的事情有两个:一是天文数字的点击率,再一是他们的网络文章被传统的出版社看中而出版纸质的图书。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很看重他们,即使这一群人往往鱼龙混杂、呼风唤雨、来去无踪、率性做事、草根出身、离奇梦想、文字古怪等等。我觉得,他们是30年改革开放为我们创造的时代活力,无视他们,就几乎无法把握眼下文化多元与多样性的脉络,实际上就会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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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市场净化的问题,实际上是说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反盗版的问题。世界上关于中国图书市场盗版猖獗的闲言碎语很多,比如有人说,一本书在台湾印了10万册,在大陆却只印了1万册。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也是一个法制问题。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进步很快。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有一则笑话讲道:国内的一些科学家由于没有版权意识,把美国的一套科学名著翻译出版了,还在一次国际大会上,郑重地将中译本赠送给这套书的美国作者,当场引起一阵惊愕,一阵尴尬。还有一件事情很说明问题。那是在1994年,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还正式下发过一个文件,制止个别出版社随意出版金庸作品的行为。应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加强对民众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教育,并且在相关立法与落实方面,能够迅速地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还是值得肯定与骄傲的。当然,还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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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杂志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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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让我推荐多年来大陆出版的最好的书、杂志和网络等等。我真的说不好,弱化一点,只能说一说我个人的所读、所编和所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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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我推荐《中国读本》,这似乎有广告的嫌疑。他问我原因,我讲了三点:其一,它是独立作家的作品;其二,它符合现行的国情;其三,它已经被翻译成10余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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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杂志,我在看《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文史知识》《读书》《万象》《书屋》《人物》《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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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纸,我在看《南方周末》《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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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我经常上天涯社区、新浪新闻中心与竞技风暴、网易博客、东方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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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与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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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耀先生问我,如何评价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我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出版了许多经典著作,这方面的成就,我们可以在“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获奖书目中找到。但是,在获奖的书目中,流行的图书、时尚的图书、畅销的图书,却几乎一本也找不到。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文化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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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文化整体而言,经典与流行有着各自存在的意义。打一个比方:流行文化,就像一湾蜿蜒流转的春水,充满活力和动感,源源不断;经典文化,就像一带绵延不绝的青山,巍然耸立,亘古不变。在我们美好的文化生活中,它们占领着各自的空间与时间,没有冲突,也没有压迫。就让我们的情操,一并包容下它们和谐的美景,挽一湾春水,望一带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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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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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阅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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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年前,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如果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那么你的专著必须能被像三联书店这样的出版社接受。”我身处出版界,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于是,我用了10年的业余时间,专攻“数术”,终于写出《数术探秘》,于1994年在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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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依然不是一名真正的学者,我依然只是一名出版人。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只是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凭着一股血气的喷涌和学术冲动试图证明点什么。后来,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也销蚀了我充当“学术票友”的热情。近10年之内,我再没有撰写大块儿的论文,再没有为此参加学术会议。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或者荒废在许多无聊的事务中,无暇再顾及那一段“学者情结”。只是在偶尔静下来的时候,想起那些似乎已经日渐遥远的学术心境,我心中就会隐隐地作痛。不过,在纷繁盛丽的现实生活中,我始终没有“返身回去”的勇气。为了消除内心的痛楚,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即要求自己挤时间坚持所谓“学术阅读”,做点读书笔记,收集相关资料,以保证自己的头脑中“数”的灵感的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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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学者的学术阅读与编辑的出版阅读是不尽相同的。前者的行为往往是单纯的、专一的,后者的表现却时常是跳跃的、丰富的,有时甚至是凌乱的。我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自然对编辑的阅读特征极其熟悉,也有许多心得。2003年出版的《人书情未了》,就是我读书、编书的笔记。实言之,我热爱编辑工作,我喜欢编辑的生活方式,因为它较之学者多一份自由,较之其他行业的商人多一份雅致,较之官员则多一份轻松……最让人依恋的是,编辑的社会处境相对平缓,它可以给人提供更大的创造或逃避的空间,使你有更多的机会装点或伪饰自己的精神世界。比如,学问做不好,你可以解释说“我的主业是出版”。尤其是也不必非要追求那么好,它不是你“为稻粱谋”的手段,你也不必看学霸的脸色,更不必考虑学科呀立项呀之类的问题。在如此的心境中进行阅读与思考,时而信马由缰,时而心驰神往,常常会产生无限的快慰!有这样的阅读生活,我当然要感谢编辑身份的恩惠——这也是我热爱这个职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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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晓群:《人书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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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得如此天花乱坠,其实它们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无论如何,你的主业是出版,你不能喧宾夺主,你的思考必须克服“系统转换”的冲突,你需要找到学术与出版的“阅读结点”,你的快慰必须建立在“辛劳”之上!我住在一所大学的生活区,满院子的教授。但是,深夜里,每当我关上电脑、关上阅读灯,再向窗外望去的时候,小区内常常是一片漆黑,只有少许的窗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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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不同的方法,写作也有不同的方法。对于我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人来说,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出版人中,我非常敬佩钟叔河“学其短”的观点。他把编辑做成了学问,悟出许多好的道理。我还钟爱陈原《总编辑断想》中的说法。他说,要学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著作,尽力写成一些“警句”!而我由于没有他们那样的学问和智慧,“敬爱”之余,只会模仿,在形式上把文章句式做得短小,却也吻合了我生活的零乱和懒惰。比如,我在写《数与数术札记》时,许多篇幅还模仿顾炎武的《日知录》。我肤浅地将问题罗列出来,筛选、扒堆、切碎,一有时间,就一个一个地注说,再集腋成裘,聚成一个学术或伪学术的“反应堆”,期望着这些思考在恰当的时候,使其发挥出组合的能量。读《十三经》,点数其中的“数字”,记下数千条笔记,我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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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阅读也没有那么单纯,除去个人的喜好,它还与我的出版职业有着某些连带。就说《数与数术札记》的构成,我不但考虑内容,还额外地对“形式”下了一番功夫。比如目录的排法,我比照了许多学术著作的样式,最后采取了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检索方式。还有其中的插图,我与美术设计家郑在勇先生几番交流,力求在细微处,表现出某种精神的存在。什么精神?那就是一个职业出版人的品位与功力。我总想在学术与出版的交错之中,激发出一种个性的东西,为自己和读者创造更多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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