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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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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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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出版，果然是“文化”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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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书籍将我们带入天使的国度……在书籍的帮助下，当我们还仍然居住在人间时，就已经获得了我们天福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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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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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讯息传来说，《中国图书商报》已经创刊10周年。我一阵目眩，拍一拍已经失去青春光泽的前额，心中却没有紧迫、如梭之类的感叹，只是赞道：“好！看来建一个百年老报也不是什么难事。就这么俯仰之间，十分之一的旅途不是完成了么？”记得《中国图书商报》创刊之时，程三国先生跑前跑后，给我的感觉是，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他需要，就能够找到你，不失时机地向你倾诉他的志趣！现在看来，这一干人马成功了。在与文化人谈天说地时，我时常听到他们提到《中国图书商报》的某些专刊和栏目，比如他们的记者在上海《财富》论坛上对贝塔斯曼总裁米德尔霍夫进行采访，他们与汤姆森学习集团总裁克里斯蒂就世界出版大势进行深层探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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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事业，都获得过一些东西，失去过一些东西，有即时的冲动，有温和的理解，有短暂的迷离，也有永久的诀别！现在，让我们探讨“10年来文化环境对出版的影响”这一话题，却是一个使人为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语义系统中，“文化”是一个歧义的概念。它的含义太丰富，它的张力太强势，而我们对它的把握和理解，又往往太胆怯、太孱弱！但那也没什么，好在没有人要求我们标新立异、阐幽发微。在直观描述的前提下，只要建立两个原则（一个是客观性，一个是个性），我们就可以沿着某一条路径，在文化的庇护下，找到人与社会扭结、融合或交错的一个图式或脉络。在这里，“书”应该是永恒的主题！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用‘应该’二字？这里的主题不是‘书’还会是什么？”错！难道在我们进行长篇大论的时候，由于内因、外因的影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迷失主题的事情还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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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德·伯利：《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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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文章的开头，我首先“祭”出《书之爱》中的一段话——它表述了一种对“书”的宗教式的崇尚和热爱！目睹今日出版之状况，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极端的情绪。我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论说“文化与出版”的种种事情，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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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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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人手指，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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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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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有一套名为《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的书出版，有7卷本之多。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上下两卷，纪事88条。我浏览目录，发现涉及的与文化相关条目有“民主墙事件”“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等，而与出版直接关联的条目有4项：《苦恋》《河殇》《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五个一工程”。前2项都是过去的事情，“纪事”的内容不会新鲜。我注意到，《苦恋》的条目提到当时香港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其标题引辛弃疾词曰“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反映了“文革”后人们惶惶然的心态。这是时代的印记，今日读起来还会让人感到几分心酸。当然，我最赞赏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列入条目。这套书的出版于1978年立项，有姜椿芳的建议，有邓小平的批示并题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名，历时15年，终成74卷鸿篇巨制。这一创举让人想起18世纪的法国人狄德罗，他开创人类编撰“百科全书”的历史先河；还让人想起上世纪的王云五，他为中国人编织了第一个“百科全书”的梦想，虽然没有成功，却也开创了一段文化的先河！它还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段故事：当年狄德罗为编《百科全书》一文不名的时候，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曾慷慨解囊，给予他终身年薪。现在我们中国人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百科全书》，这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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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柳堤发表过一篇美文，题为《铸造中华文化的丰碑》。这是一篇纪念文章，它生动地记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的那一段历史，其中充满了对书与人的热爱，值得我们重读和收藏。需要提及的是，从柳堤撰写于1995年的另一篇文章《盛典》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另一部重要典籍《汉语大词典》（13卷）的出版过程。文中涉及的人物有周恩来、邓小平、罗竹风、陈翰伯、边春光、陈原、叶圣陶、吕叔湘……还有反派人物张春桥。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975年8月，当邓小平将《汉语大词典》编撰报告送到周恩来案上的时候，总理已在病中。但他依然很快就审批了这个报告，并且在报告的首页写下抱有歉意的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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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1993年和1994年相继完成出版，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于文化建设的追求，其历尽艰辛、百折不回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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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步入了1995年。此后的10年，可以说是出版大繁荣的10年。其“大”不仅在出书多，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日渐完好，出版人有了更加宽广的操作空间。但是，要想在如此丰富、如此漫长的“文化断代”中，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实在不容易！思来想去，还是列出几个所谓“文化作用于出版”的实例，作一点描述，作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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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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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左手举着王杖，右手举着书，这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没有人可以正确地统治一个国家而不依赖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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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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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出版年鉴》，书中每一卷都有“出版纪事”栏目。国家每年发出的诸多出版法规、文件，这也是一种文化，其中不乏一些与书相关的有趣的信息。例如，据《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记载，1994年10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发行、销售未经授权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通知》。细想一下，这个通知颇值得玩味：一是中央专为“金庸”发文件，可见其人其书的影响力；二是“未经授权出版”就是侵权，就是盗版，而那时“盗版者”却是公开地做，我们还要“通知”，足见当时相关法律的缺失！时至今日，人们言必称“知识产权”，授权出版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比照！我们不由得感叹：短短10年间，时代确实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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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国家重视出版的事例很多，我很想举一例而反映全貌。我在掠过岁月留影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个好让人感动的“频发行为”，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为体现“尊重知识、支持出版”而做出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为新书的出版而题写书名、贺词、序言等。这些活动“频发”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月都有。仅从《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图书年鉴》的“纪事”中统计的次数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领导们“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要关心文化事业”的感人之处。请看近年间，相关的题字、题词、贺信、讲话、写序、座谈、庆典等的记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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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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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