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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文章的开头,我首先“祭”出《书之爱》中的一段话——它表述了一种对“书”的宗教式的崇尚和热爱!目睹今日出版之状况,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极端的情绪。我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论说“文化与出版”的种种事情,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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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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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人手指,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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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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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有一套名为《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的书出版,有7卷本之多。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上下两卷,纪事88条。我浏览目录,发现涉及的与文化相关条目有“民主墙事件”“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等,而与出版直接关联的条目有4项:《苦恋》《河殇》《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五个一工程”。前2项都是过去的事情,“纪事”的内容不会新鲜。我注意到,《苦恋》的条目提到当时香港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其标题引辛弃疾词曰“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反映了“文革”后人们惶惶然的心态。这是时代的印记,今日读起来还会让人感到几分心酸。当然,我最赞赏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列入条目。这套书的出版于1978年立项,有姜椿芳的建议,有邓小平的批示并题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名,历时15年,终成74卷鸿篇巨制。这一创举让人想起18世纪的法国人狄德罗,他开创人类编撰“百科全书”的历史先河;还让人想起上世纪的王云五,他为中国人编织了第一个“百科全书”的梦想,虽然没有成功,却也开创了一段文化的先河!它还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段故事:当年狄德罗为编《百科全书》一文不名的时候,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曾慷慨解囊,给予他终身年薪。现在我们中国人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百科全书》,这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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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柳堤发表过一篇美文,题为《铸造中华文化的丰碑》。这是一篇纪念文章,它生动地记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的那一段历史,其中充满了对书与人的热爱,值得我们重读和收藏。需要提及的是,从柳堤撰写于1995年的另一篇文章《盛典》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另一部重要典籍《汉语大词典》(13卷)的出版过程。文中涉及的人物有周恩来、邓小平、罗竹风、陈翰伯、边春光、陈原、叶圣陶、吕叔湘……还有反派人物张春桥。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975年8月,当邓小平将《汉语大词典》编撰报告送到周恩来案上的时候,总理已在病中。但他依然很快就审批了这个报告,并且在报告的首页写下抱有歉意的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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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1993年和1994年相继完成出版,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于文化建设的追求,其历尽艰辛、百折不回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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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步入了1995年。此后的10年,可以说是出版大繁荣的10年。其“大”不仅在出书多,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日渐完好,出版人有了更加宽广的操作空间。但是,要想在如此丰富、如此漫长的“文化断代”中,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实在不容易!思来想去,还是列出几个所谓“文化作用于出版”的实例,作一点描述,作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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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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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左手举着王杖,右手举着书,这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没有人可以正确地统治一个国家而不依赖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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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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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出版年鉴》,书中每一卷都有“出版纪事”栏目。国家每年发出的诸多出版法规、文件,这也是一种文化,其中不乏一些与书相关的有趣的信息。例如,据《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记载,1994年10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发行、销售未经授权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通知》。细想一下,这个通知颇值得玩味:一是中央专为“金庸”发文件,可见其人其书的影响力;二是“未经授权出版”就是侵权,就是盗版,而那时“盗版者”却是公开地做,我们还要“通知”,足见当时相关法律的缺失!时至今日,人们言必称“知识产权”,授权出版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比照!我们不由得感叹:短短10年间,时代确实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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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国家重视出版的事例很多,我很想举一例而反映全貌。我在掠过岁月留影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个好让人感动的“频发行为”,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为体现“尊重知识、支持出版”而做出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为新书的出版而题写书名、贺词、序言等。这些活动“频发”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月都有。仅从《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图书年鉴》的“纪事”中统计的次数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领导们“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要关心文化事业”的感人之处。请看近年间,相关的题字、题词、贺信、讲话、写序、座谈、庆典等的记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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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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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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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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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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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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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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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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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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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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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统计数字一定不准确,当然不会记多,一定是记少了。例如,我经手编辑出版的书中就有两套是由国家领导们写的序。一是1994年出版的《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这本套是请李鹏同志写的序,还有“国外的领导”——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致词,但“纪事”中却未提到。再一是1999年出版的《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朱镕基同志的文章“代序言”,“纪事”中亦无记载。由此可见,领导重视的程度还将有胜于此数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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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对这些活动作一点分析。首先,此中以纪念革命前辈的活动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重大的纪念活动。像毛泽东百年诞辰、朱德107年诞辰、李大钊110年诞辰、王稼祥90年诞辰等等,都伴以各种书籍的出版,自然要请领导们签字、题词……其次,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等,情况与前述类同。还有一些是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活动,像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新华书店60年诞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汉语大词典》的出版、《中华大典》的出版等等,也免不了请领导出面,庆贺有加。有言道“盛世修典”,10年盛世,各类典籍果然纷纷出笼,政府又重视,故而忙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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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纪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具人情味的事情。比如,《中国通史》出版之际,江泽民同志给白寿彝先生发去贺信;朱镕基同志也曾经致信为萧乾先生90华诞祝寿,并祝贺《萧乾文集》(10卷本)的出版;等等。这些活动其形式与内容都是感人的,是为官者做人做事的楷模!另外,国家领导人题写书名,涉及面十分广泛,像《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学子之路》《保险知识读本》《科学与艺术》《共和国十大将》《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舒同书法集》等等。见于“纪事”中的精彩题词也有很多。例如,江泽民同志为《彭雪枫军事文选》及《彭雪枫将军》画册题词:“文武兼备一代英才,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李鹏同志为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题词:“词源开新宇,名著集大成。”又为《中国传统道德》题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广征博引,治学严谨,以教兴国,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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