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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文章的开头，我首先“祭”出《书之爱》中的一段话——它表述了一种对“书”的宗教式的崇尚和热爱！目睹今日出版之状况，我们真的很需要这种极端的情绪。我希望在这样的氛围中，论说“文化与出版”的种种事情，才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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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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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给人手指，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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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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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有一套名为《国史纪事本末（1949～1999）》的书出版，有7卷本之多。其中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上下两卷，纪事88条。我浏览目录，发现涉及的与文化相关条目有“民主墙事件”“清除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以及异化问题”等，而与出版直接关联的条目有4项：《苦恋》《河殇》《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五个一工程”。前2项都是过去的事情，“纪事”的内容不会新鲜。我注意到，《苦恋》的条目提到当时香港媒体对此事件的评论，其标题引辛弃疾词曰“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反映了“文革”后人们惶惶然的心态。这是时代的印记，今日读起来还会让人感到几分心酸。当然，我最赞赏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被列入条目。这套书的出版于1978年立项，有姜椿芳的建议，有邓小平的批示并题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名，历时15年，终成74卷鸿篇巨制。这一创举让人想起18世纪的法国人狄德罗，他开创人类编撰“百科全书”的历史先河；还让人想起上世纪的王云五，他为中国人编织了第一个“百科全书”的梦想，虽然没有成功，却也开创了一段文化的先河！它还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段故事：当年狄德罗为编《百科全书》一文不名的时候，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曾慷慨解囊，给予他终身年薪。现在我们中国人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百科全书》，这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来说，确实是一件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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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柳堤发表过一篇美文，题为《铸造中华文化的丰碑》。这是一篇纪念文章，它生动地记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编撰的那一段历史，其中充满了对书与人的热爱，值得我们重读和收藏。需要提及的是，从柳堤撰写于1995年的另一篇文章《盛典》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另一部重要典籍《汉语大词典》（13卷）的出版过程。文中涉及的人物有周恩来、邓小平、罗竹风、陈翰伯、边春光、陈原、叶圣陶、吕叔湘……还有反派人物张春桥。这里面有一段动人的故事：1975年8月，当邓小平将《汉语大词典》编撰报告送到周恩来案上的时候，总理已在病中。但他依然很快就审批了这个报告，并且在报告的首页写下抱有歉意的一句话：“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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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前无古人的巨著，在1993年和1994年相继完成出版，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人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于文化建设的追求，其历尽艰辛、百折不回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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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步入了1995年。此后的10年，可以说是出版大繁荣的10年。其“大”不仅在出书多，而在于文化环境的日渐完好，出版人有了更加宽广的操作空间。但是，要想在如此丰富、如此漫长的“文化断代”中，理出一个明晰的头绪，实在不容易！思来想去，还是列出几个所谓“文化作用于出版”的实例，作一点描述，作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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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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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左手举着王杖，右手举着书，这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没有人可以正确地统治一个国家而不依赖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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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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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出版年鉴》，书中每一卷都有“出版纪事”栏目。国家每年发出的诸多出版法规、文件，这也是一种文化，其中不乏一些与书相关的有趣的信息。例如，据《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记载，1994年10月8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发行、销售未经授权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的通知》。细想一下，这个通知颇值得玩味：一是中央专为“金庸”发文件，可见其人其书的影响力；二是“未经授权出版”就是侵权，就是盗版，而那时“盗版者”却是公开地做，我们还要“通知”，足见当时相关法律的缺失！时至今日，人们言必称“知识产权”，授权出版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比照！我们不由得感叹：短短10年间，时代确实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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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国家重视出版的事例很多，我很想举一例而反映全貌。我在掠过岁月留影的字里行间，发现一个好让人感动的“频发行为”，那就是国家领导人为体现“尊重知识、支持出版”而做出的一些重要活动，如为新书的出版而题写书名、贺词、序言等。这些活动“频发”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月都有。仅从《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图书年鉴》的“纪事”中统计的次数看，我们就可以体会到领导们“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要关心文化事业”的感人之处。请看近年间，相关的题字、题词、贺信、讲话、写序、座谈、庆典等的记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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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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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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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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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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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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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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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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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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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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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统计数字一定不准确，当然不会记多，一定是记少了。例如，我经手编辑出版的书中就有两套是由国家领导们写的序。一是1994年出版的《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这本套是请李鹏同志写的序，还有“国外的领导”——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致词，但“纪事”中却未提到。再一是1999年出版的《工商管理大百科全书》，其中有朱镕基同志的文章“代序言”，“纪事”中亦无记载。由此可见，领导重视的程度还将有胜于此数据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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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对这些活动作一点分析。首先，此中以纪念革命前辈的活动居多，几乎包括了所有重大的纪念活动。像毛泽东百年诞辰、朱德107年诞辰、李大钊110年诞辰、王稼祥90年诞辰等等，都伴以各种书籍的出版，自然要请领导们签字、题词……其次，是一些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等等，情况与前述类同。还有一些是与出版直接相关的活动，像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新华书店60年诞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汉语大词典》的出版、《中华大典》的出版等等，也免不了请领导出面，庆贺有加。有言道“盛世修典”，10年盛世，各类典籍果然纷纷出笼，政府又重视，故而忙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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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纪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颇具人情味的事情。比如，《中国通史》出版之际，江泽民同志给白寿彝先生发去贺信；朱镕基同志也曾经致信为萧乾先生90华诞祝寿，并祝贺《萧乾文集》（10卷本）的出版；等等。这些活动其形式与内容都是感人的，是为官者做人做事的楷模！另外，国家领导人题写书名，涉及面十分广泛，像《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学子之路》《保险知识读本》《科学与艺术》《共和国十大将》《马万祺诗词选（二集）》《舒同书法集》等等。见于“纪事”中的精彩题词也有很多。例如，江泽民同志为《彭雪枫军事文选》及《彭雪枫将军》画册题词：“文武兼备一代英才，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李鹏同志为商务印书馆百年诞辰题词：“词源开新宇，名著集大成。”又为《中国传统道德》题词：“弘扬精华，除弃糟粕，广征博引，治学严谨，以教兴国，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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