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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内容还有许多，非常丰富。这让我想起柏拉图的一句话：“国家如果被学者统治，或者其统治者研究哲学，那么国家将会非常幸福。”这大概是一种传统，一种追求，抑或是一个时代独具的文化现象。毕竟我们刚刚经历过那样严酷的“文化寒冬”，来一点文化关怀的“矫枉过正”，也是必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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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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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是以思维、言语和书写的三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三者之中，似乎以在书中的表现更为有效，更为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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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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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化环境对于出版的影响因素很多，我想择其要而单单说一说“获奖”这件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评奖活动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早期的评奖活动都是自发、自为地进行的，名目繁多而无章法。近1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评奖活动基本由政府、学会以及学术部门出面组织，逐渐形成一个“大一统”的评价体系。如果我们站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审视这个体系，就会发现，我们评奖的目的是在鼓励或曰确立“今日中国主流文化的构成”，而其表现形式正是对书与人的一种评判！或者直白地说，国家大奖告诉我们应该出版哪类书和哪些人的书，应该读哪类书和哪些人的书。这里面，有传统的东西，有现时代的文化政治因素，更有中华文明接续不断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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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在出版的意义上，主流文化与时尚或流行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后者更像大自然每天变化的阴晴圆缺、风霜雨雪；而前者塑造的却是相对不变的高山与江河。我翻看了近年来畅销书榜单，无论是文学类还是非文学类，在前100名中，几乎没有一本可以获得“国家图书奖”！不是这些书不好，而是文化系统不同。其实，越是在宽容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表现就越丰富。所以，在现实的书业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副面孔。一副是市场的面孔。它可以让西风强劲，使“全球化出版”成为现实；它也可以让韩寒、郭敬明之辈甚嚣尘上，在商业上成功地“超越父辈”，甚至引得某些“父辈”也跟着发飙。另一副是主流文化的面孔，其阶层构成不言自明。在久远、巍峨的文明殿堂里，那些晚辈、小辈、杂辈们无半点儿立锥之地，而国家大奖的评定正是其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实言之，这“两副面孔”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也非常残酷，在各自的领域内，它们分别举着客观主义的大旗，干着存在主义的“勾当”，彼此之间毫无说理的余地。然而，社会却在这文化两极的竞争下，达到活跃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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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奖”已经评了6届，可以说，“严格”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它有时可以表现得超越现实的许多藩篱，在某一个既定的空间里我行我素。因为国家利益、专家的主流搭建以及一个数千年来形成的无形的文化巨手，交织在一起，任何人都应该在“责任”面前肃然起敬。即使是“偏见”，也应该是单纯的。于是，我们在非标准化的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相对准确的系统——这正是我关注它的原因。我知道，“国家图书奖”背后的故事太多，我只想围绕本文的主题，列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在这6届评选中，有哪些人的全集获奖？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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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鲁迅、李可染、莎士比亚、陶行知、冼星海、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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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巴金、冰心、闻一多、高士其、宗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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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曹禺、邹韬奋、张岱年、李白、齐白石、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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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蔡元培、老舍、李俨、钱宝琮、郑振铎、朱自清、胡绳、亚里士多德、俞平伯、张之洞、端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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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顾毓琇、胡风、李大钊、田汉、八大山人、冯至、马寅初、汤用彤、艾塞提、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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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郭沫若、吕叔湘、梁思成、贾祖璋、茅盾、吴梅、熊十力、姜亮夫、藏克家、加缪、林则徐、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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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还有一些不得了的人物，他们是以“文集”参评获奖的，如傅雷、王力、胡乔木、沈从文、叶圣陶、唐弢、季羡林、王朝闻、狄更斯、夏承焘、雨果、朱德熙、卞之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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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名单，纵横古今，偶及海外。毋庸多言，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一定会读出不同的意义。关键在于，出版社这些年出版的大家名家的文集和全集的数量，远远多于获奖的数字。剔除那些因技术质量问题落选的品种，其中仍然有大量著作因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正册”。例如，我经手编辑的文集就有几部没评上。像《周谷城文选》，落选的原因是选文太单薄，主题不清；《周一良集》，未能入围，大概是历史原因；《傅雷全集》，落选的原因是《傅雷译文集》已评上；《陈原语言学论著》，已入围，却没评上，原因不明。事实上，眼下许多出版社在出版“花钱挣名”的文集和全集时，其遴选标准都越来越受到“评奖标准”的影响。你说，评委们的责任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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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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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本书放在你的手中，就像公正的西门将幼小的基督搂在臂中，拥抱他，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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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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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丰富的10年中，终日与书相伴，难忘的事情自然很多。如果问到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头脑中自然会呈现出“商务百年”的字样。因为这决不仅是一个出版社的事情，而是中国现代出版业一个盛大的节日！当然，我所难忘的不仅是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出版界的崇高地位，更是它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精神内涵——难忘张元济，难忘王云五与他的“万有文库”，难忘《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难忘《牛津词典》系列，难忘陈原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难忘《赵元任全集》的组织和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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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是一杆旗帜，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精神支柱。其实我早就感叹，在出版的意义上，无论我们如何变换手法，比照起来，大多跳不出前辈们的“窠臼”。记得在1995年，我发誓效仿商务印书馆而启动“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陈原先生就告诫我：“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他实际上是让我们静下心来，守得住寂寞，一点一滴、扎扎实实地做一点事情。因为在这一片圣地里，没有投机取巧、偷工减料的道路可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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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在《中国出版年鉴》（1995年卷）的某一页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页连着记载了两套大书的出版。一个是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它历经10余年辛勤劳作，终于汇成7辑300种大作。一个是海南版的《传世藏书》。它被列入国家“八五”计划，要在两年内“精选中华文化要籍1000余种，2.5亿字”而迅速出版。两相比较，当然是后者的本事大。时光飞逝，有一天我蓦然发现，在《中国出版年鉴》（1999年卷）的某一页上，又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也是连着记载了两条消息。一个消息是，商务印书馆获得“优秀出版社”的表彰。另一个消息是，经抽查，《传世藏书》的差错率达到0.6082‰，严重超标，因此新闻出版总署作出停止发行《传世藏书》的决定。对于这些事情，我们业内的人都很熟悉。曾几何时，《传世藏书》多么显赫，既有“上市”概念，又送联合国收藏。记得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说了一句“大而多误的《传世藏书》”的话，发表时都被编辑删去了。然而，文化的传承犹如大浪淘沙，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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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难忘的事情就是这样喜忧参半。如果说《传世藏书》还是好心办了不好的事情，那么王同亿呢？就更让我们哭笑不得了。在出版界，他的故事几乎“妇孺皆知”，被称为“王同亿现象”。自1993年起，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就状告其种种侵权行为，1998年新闻出版总署还专门发出《关于不得继续印制、发行和销售〈新现代汉语词典〉等三种侵权图书的通知》。奇怪的是，到了2001年，王同亿竟然能够卷土重来，继续编写词典，其中依然有“惊世骇俗”的注释出现。例如，将“暴卒”释成是“凶暴的士兵”，将“不破不立”释为“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等等。这简直可以作为相声小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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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难忘的事情还有许多，无非是难忘的书、难忘的人。但是，在发达的传媒时代里，相关的评论真是太多太多，我说不过它们，就不说了。只是有几个逝去的人，忍不住还要说出来，因为近来出现的一些相关评论，真让人拍案叫绝！例如董乐山。他原本是一个极其儒雅的人，既翻译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翻译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以有人在董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发表《红星照耀一九八四》的文章。林贤治更是在《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中写道：“在当代中国……论翻译界，我知道的是，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我出版过董先生的几部重要著作，听到上面的评论，自然激动了很久。再例如陈原。他的去世震动了文化界、出版界，人们写了许多精彩的纪念文章，其中以我们的老领导宋木文先生的《思念陈原》一文最让我感动。他那一句“陈原同志，我想念你”包含了何等深切的意义！还有，沈昌文先生在《陈原的几句外国话》一文中说：“这位最善言辞的智者，到生命的最后关头，竟然不能说话。起先说不了北京话，还会说广东话——他幼时说的语言。最后一年光景，就似乎啥也不能说了。”据说由于没有了“语言”，陈原先生经常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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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离开我们的人，还有周振甫、张岱年、张光直、金克木、施蛰存、柯灵、唐振常、李慎之……他们都让人难以忘怀。写到这里，一缕忧伤的情绪不觉笼上心头。可是，一想到他们都是豁达的人，一想到老年依然美丽的黄宗英携着二哥冯亦代轻快地“归隐书林”，一想到张中行先生那句绝妙的幽默之言——“我已经度过了老年”，心情才轻松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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