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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60 到了90年代,情况有些复杂。以《廊桥遗梦》为先导的西方畅销书进入中国,接着有《苏菲的世界》《英国病人》《失乐园》《格调》《学习的革命》;以刘晓庆《我的自白》为代表的名人传记开始流行,接着有赵忠祥、庄则栋、倪萍、杨澜、姜昆、宋世雄、吴士宏、王蒙等。还有余秋雨、王朔,还有《老照片》,还有比尔·盖兹,还有早逝的王小波。显然,90年代的这一张书单,已经加大了年代的文化变数,也加快了流行频率。王蒙先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余秋雨带来10年以上的辉煌,其他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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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65 《读书》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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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67 新世纪畅销书的出版情况,看上去更加符合现代流行与时尚的定义。人们的注意力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2000年,《第一次亲密接触》和《三重门》;2001年,《我为歌狂》《哈利·波特》;2002年,《幾米绘本》《谁动了我的奶酪》《菊花香》;2003年,《幻城》《我们仨》;2004年,《狼图腾》;2005年,《达·芬奇密码》;2006年,《品三国》;2007年,《于丹〈论语〉心得》。每年还会有一大串畅销书目,继之以数据、分析、评论——我们的操作,看上去越来越像美国以及《纽约时报》的书评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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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72 《新周刊》封面(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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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74 对于这些书,读书的行家止庵先生说得好:“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此语听起来很有哲理。他把我们的思绪引向另一个重点问题: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说,30年来,我们的阅读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是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其中登载李洪林的一篇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禁区》,范用先生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是阅读界思想解放的先声,进步意义无须赘述,它带来的书业繁荣也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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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76 第二次是1989年4月,《读书》杂志刊载柳苏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此文引发的争议颇大,表面上是讨论董桥文体的问题,深层却是关于阅读目的性的反思。借用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通读者》中的一句话——“读书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传授知识或纠正他人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在后来沈昌文先生编辑“读书文丛”“书趣文丛”时,被阐释得明明白白。应该说,这是在阅读的意义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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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79 第三次是2003年11月,《新周刊》的封面上印着几个血红的大字——“无书可读”。刊中侯虹斌的主题文章《无书可读的三种说法》,从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与其弟子们的一声喟叹说起,列出了一串旷世奇才的名字如达·芬奇、斯宾诺莎、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陈寅恪、钱书、顾准等,指出这些人都超越了前人的思想,但在所生的时代都有“无书可读”的困惑。遗憾的是,新世纪的“无书可读”却不是大师的体验,而是平民的实践。我们可以说,这是“分众”的结果,这是“速食”的结果,这是“功利”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出版30年来追求的结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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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81 30年,漫长而充实。即使忘却了许多东西,还是留下三条线索:文化、畅销书、阅读。我的记忆很有些凌乱而无边际,星星点点,像初春的一阵暴雨之后,林中的树木鲜绿了,空气湿潮而温婉。我仰起脸,阳光已经醒来,水珠依然滴落。孩子们一定会问:它们来自天上,还是来自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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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83 (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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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88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1704852738]
1704854989 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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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91 2000年,辽宁出版集团树帜。当时我正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领导让我去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但是不能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我不高兴,又抵不住升迁的诱惑,就提出条件,希望能让我先兼职一段时间,把一些未尽的事情做完之后,再彻底脱离出版社。领导勉强同意我的请求,所以我又兼任了3年社长。但是,在这3年时间里,我的心态完全变坏了,随时担心领导会找我谈话,告诉我“兼职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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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93 我如此留恋出版社的工作,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从辽宁教育出版社挂牌始,我就在这里做工作,从助理编辑、编辑、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兼总编辑。用一句酸溜溜的话说,我为辽宁教育出版社付出了多少青春?现在说走就走,确实有些舍不得。二是许多同人对我说,集团的工作不适合你,况且你手上有那么多出版资源,放弃它们,去当官,不是很可惜么?三是不知为什么,离开出版社,升职到集团去,使我与书之间,似乎产生某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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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95 恰逢此时,《中国图书商报》王一方、唐明霞约我开一个专栏。开题时,我由电影《人鬼情未了》想到“人书情未了”,就用它命名我的专栏,以此表述我当时的情绪。2003年,我出版自己的文集,也取名曰《人书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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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97 也是在2003年,我不再兼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工作,结果,上面预感的许多事情,都如期发生了。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不相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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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4999 怎么办?没有办法。身为一介书生,我敌不过社会变迁的力量,也没有战胜世俗的勇气,只能寻找独善其身的路径。几经思索,我想起早年父亲经常的教诲。他说,人生在世,要“狡兔三窟”,这样当你遇到变故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挖掘的“三窟”是出版、学术和写作。现在,出版出了问题,我只好遁入另外两个洞穴。为此,我围绕着“学术与写作”列出三条主线:第一条是中国古代哲学专题,即我喜爱的数术类研究;第二条是对我过去20年出版工作的整理、回忆与反思;第三条是接续我专栏创作的文字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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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5001 先说第一条。数术研究是我1990年代初开列的一个颇具野心的学术计划。当时,我已经有著作《古数钩沉》在北师大出版社、《数术探秘》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来出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就把这一段研究搁置起来,期待有闲暇的时候,甚至退休之后,再做操练。现在机会来了,真让我高兴。于是,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里,我一头钻进故纸堆中,通读《十三经》和廿四史《五行志》等,沉酒于古代术士们谈天说地的奇思异想之中。数年之间,我做了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我自称为“伪学术”的文章,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近30万字的著作《数与数术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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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5003 再说第二条。在20多年的出版工作中,我养成写《编辑日志》的习惯。又在日志的基础上,经常写一些回忆文章。有人说,你怎么40来岁就开始回忆了呢?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项偏好。在这段“空闲”的日子里,我从1982~2002年的《编辑日志》入手,一面整理,一面蒐集,一面做笔记,几年下来,竟然得到近百万字的资料积存。在此基础上写回忆文章,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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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5005 最后说第三条,我的专栏创作。你知道,我平生最喜欢的职业,就是做一个专栏作家。在这方面,我心中的偶像是金庸大侠,还有董桥和林行止。记得1997年去香港拜见董桥先生,当时他出任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每天还要写一篇专栏文章,工作紧张得不得了。但每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将专栏文章汇成一本小书出版。我们曾经出版他的“语文小品录”10册,都是这样积攒而成的。那时我想,这样的生活方式,多紧张、多充实、多有韵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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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5007 但是,喜欢归喜欢,真想提起笔,写出精致的文章,我还是有些胆怯。因为早年赶上“文革”时期,我接受的基础教育就不是很好;“文革”后恢复高考,读的又是数学系,文字水平实在有限。突破这一段障碍,要感谢《光明日报》的李春林先生。那时我们在一起编辑“国学丛书”,经常有书信往来。1994年末,在一次聚会上,春林兄对我说:“晓群,我看你的文字不错,为我们的读书版写一个专栏吧。”他约我写8篇,专栏题目自己拟定。实不相瞒,听到这个消息,我既兴奋又紧张,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忙活了几个月,写了许多题目和样稿,又都扔掉了。最后列题曰“蓬蒿人书语”,1995年4月开始在《光明日报》上每周一篇连载。这是我“第一次”写专栏,今天看来,行文有些幼稚,但还算不辱使命。许多人读到这组文章,发出两点感慨:一是说,一个学数学的人,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再一是说,做编辑的人,这样讲述书与人的故事,是一件很有意义事情。让我难忘的是,张岱年先生、葛兆光先生等一些大学者也看到了这组文章,他们在来信中多加赞扬,鼓励我坚持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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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855009 接下来,我在《出版广角》《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沈阳日报》等陆续刊发了一些随笔。1999年,又在《光明日报》“快语”栏目中写了6篇文章。2001年,《中国图书商报》开辟出版人专栏,我以“人书情未了”为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写了30多篇“千字文”,后来成为《人书情未了》中的主体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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