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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先说书画造假。这种“造假”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伪造，比如，你造一幅傅抱石，或者造一幅齐白石；还有一种情况是代笔。名人名气太大，上门求字求画的应酬太多，实在忙不过来。乾隆年间的大书法家刘墉既是达官贵人，还要读书治学，他不可能天天就一直为别人写字，这他忙不过来，就找别人代笔。代笔是中国传统的一个不言而喻的风气。文徵明也找家人代笔，然后落自己的款。这些在古代都还算赝品，但到了近现代，因为真品极少，所以大家也就宽容以待了。讲这段话，是因为古书也是这样。古书造假很难。比如，造一部宋版书，首先得找到这么多宋纸，宋纸的价钱可能比书都贵。另外还得找古墨，还得找好的刻工来仿刻，然后再印。成本远远大于利益。造假都是缘于暴利，没有暴利，也就没有造假了。那古书有作伪吗？有。这跟找人代笔一样。古人有些刻本流传下来，比如明人翻刻一部宋代的书，书商卖书的时候，就把前面明代人的序言撕掉，冒充宋版。这等于说是在时代上做些文章，而不是凭空造出一部假书来，他会加一个假的牌记，说是宋代嘉定多少年刻。还有就是打一个假章，比如说唐寅的章敲上去，再有一种就是“人死章不烂”，名人故去了章还在，从文物市场上买到后，查查他曾经有过什么书，同名的书就往上盖，冒充是名人的书，但书还是古书。古书的作伪多半在这上面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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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遇到过造假的问题。到私人家里收书，不可能带上许多工具书，只能过去草草看一看。这不像拍卖有两三天的预展，可以慢慢地去查去看。私人收书只能靠瞬间的判断，收回去一看，序言被撕掉了，纸张被染过，这种情况也有。古书业也算古玩界，这里面有个行规，买东西是单凭眼光的，看走眼是自己的事，跟卖家无关。虽然今天有很多纠纷，这方面的官司也常见诸报端，但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很难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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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断言，私人藏书的时代结束了。而这三十年来又涌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您是其中的佼佼者。与上一代藏书家相比，您这一代新藏家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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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有幸运，也有不幸的地方。先说不幸的地方。在1949年之前，古书没有公藏的概念，古书可以任意地买卖流通，聚聚散散都有迹可寻，藏书的文脉也一缕不绝。1949年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化私为公成了整个社会的号召，四大藏书楼，还有晚清一些有名藏家的好书大份大份都归了公藏。现在国内大概有八百多家公共图书馆，比如说前几十年藏古籍的，每一家古籍的亮点，我基本上都能说出是来自谁家。也就是说，他们的好书，都是私人藏书家的书汇集而成的。这个时代赶上了。赶上的结果是，公共图书馆除非极特殊的原因，再也不会参与市场流通。我知道的古代那么多有名的书，私人几乎再也不可能得到了。这么说吧，历史上有名的古书，百分之九十八现在都在各大公共图书馆，真正的好书市场上很少。这个意义上，我们比上一代藏书家不幸多了，无论今天我多有实力，多有雄心，都不可能买到那些好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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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幸运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尽管有大大小小的运动，社会基本平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安定时期。这个时代有网络，有拍卖，资讯的发达远远超过过去。古人限于眼界，会说某书多么稀见难得，但他不知道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这书有一大堆。古人从广东到北京，可能要好几个月，有这个时间，我能把地球跑遍，而且我不出门能调来各个馆的资料比勘。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利有弊，不管藏书还是做人，都得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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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古书价格飞涨的今天，您能对想涉足古籍收藏领域的普通读书人提点建议吗？他们还能从哪里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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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从实用角度讲，没必要藏古书，基本上电子本和点校本就能满足绝大部分需求了。想和古人心气相通，可以买几本玩玩。如果真的喜欢，我觉得，多少钱都可以玩。如果不是投资，你没必要去碰热点，古书市场热点就那么些，绝大多数古书都不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搞过的专题还多的是，可以搞一些冷门的专题。古书市场并不是什么书都贵，比如晚清的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文集，一册就几百块钱，对今天许多人来说，并不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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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亮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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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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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查建英谈三十年前的“阅读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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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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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午后来到查建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的公寓，靠着日坛公园，绿荫掩映。她游走于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用双语写作；她留着干练的短发，直爽而健谈，给人的印象十分生动、通达。无疑，她对八十年代是有情结的，不然不会如此用力地写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但是她也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刻意美化八十年代、批评当下的浅薄与功利，而是保持了自己客观独立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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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听说出现过一股文学热和出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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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么个出版热潮呢？我从书架上随手扯了几本老书，看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些书是我父亲的，他是搞哲学的，所以我们家那时候哲学书比较多。商务印书馆这本《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是1965年出的，收在“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丛书里面，还有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所以在“文革”当中也还是有些书，只不过当时的出版框架全部是意识形态化的。你看这写着“这部选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史观点为指导原则，选录的重点是唯物论著作”，有点像唯心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史，但好歹是原著。如果不是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还不一定能接触到这类书，它们是给专门搞哲学的人看的。这些是“文革”前夜的书，“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又急急忙忙重印了一些旧版书，和“文革”中编译供大批判用的书，比如这本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不过腔调还是完全一样，你看一上来就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康有为、谭嗣同所有这些西风东渐以来的思想家们的学说都被概括在这么一个框架里，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和改良主义的斗争”，一直到“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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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说了“文革”前和“文革”后出的书，那“文革”当中出了什么书呢？基本上是配合政治运动的，比如批林批孔时出过《论语批判》，工农兵学员编写的，白封面上镶嵌着锤子、镰刀和枪。这本《赫鲁晓夫回忆录》，七十年代出的，当时叫“白皮书”，供内部参考用，只有机关干部才能看到。前面的序言当然是完全批判，“这本回忆录的内容极端反动……”前些年我在美国开会碰到了赫鲁晓夫的孙女，后来她来中国访问时到我家来玩儿，我拿出这书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是你爷爷的回忆录的中文本！她当时特别想要，我都没舍得给她呢。除了内参、批判，“文革”期间基本就不印什么书了，有段时间新华书店里只有《毛选》四卷出售，满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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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么多，都是八十年代之前的背景，十多年间大家基本无书可看。当然这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其实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这里无法细说。1978年开始仓促重印了一批“文革”前已经开始筹备但没有出版的外文书，前言里还要加进去那个粗鄙的政治框子才有安全感。真正大批出版译介外国书和再版中国经典是从1979年开始的。比如外国文学方面，最有名的几套有上海译文的“外国文艺丛书”，一直出了十几年，主要是当代文学作品，纳博科夫、亨利•詹姆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索尔仁尼琴以及荒诞派戏剧什么的都在里面了。另外一大套是上海译文和外国文学出版社联手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也一直出到九十年代，以作家的单行本为主，有福克纳、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毛姆等等。还有一套特别有名的是“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都是巴尔扎克、狄更斯这些十九世纪的古典名著，影响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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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您能说说当时的阅读氛围是怎么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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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当时阅读的一大特征就是——文学和人文的书是风头最健的。我想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刚从一个极度压抑人性的年代出来，二是那时候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任何专业概念，那么最擅长表现人性、情欲又最不讲专业的读物恰好是文学。大家都压抑了那么久，一下子全变成文学青年了，不管什么年龄段，中老年也当“文学青年”。我上的是北大中文系，那就更别说了，人人在疯狂恶补所有的文学名著。当时图书馆还没开架，外国文学阅览室永远要排队，不能外借，大家就挤在木板凳上看那种大部头书，从开门看到关门为止。在书店里面，只要一有新的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名著出来，马上就排长队，立刻售罄。这是空白之后的一种爆发，人们那种对书的欲望、激情真是又美丽又悲哀。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整个就是一场可歌可泣的“阅读狂欢”，大家都处在无比亢奋的对书的迷恋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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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有些理论热似乎莫名其妙，什么萨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全都很红。还有一些中国大陆学者写的文艺理论书也特别红，比如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印量非常大，风头之劲比得上现在的易中天。当时又有“美学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是超级畅销书，还有他那三本中国思想史论，影响都很大。西方哲学方面也出了几大套丛书，比如我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提到了甘阳主编的“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气魄之大，简直把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都一网打尽了，海德格尔、本雅明、萨特等等。甘阳还翻译了一本卡西尔的《人论》，也是当年的大畅销书，卖了十几万本，他当时北大研究生才毕业呢。三联的“新知文库”也卖得特别好，是配着那些哲学原著卖的。还得提一套书，就是金观涛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试图用西方的科学和现代理性观念来系统地重新梳理中国传统和现实。治学术是慢功夫，比较严谨的学术讨论和著述要到九十年代才逐渐展开，当时主要是译介。但文学创作极其活跃，先是七十年代末的诗歌，然后整个八十年代是小说创作持续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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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回过头去看，您会不会觉得当时的阅读太乱、没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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