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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亚立即作出反应，在阿德里安娜、助手和门房的帮助下，两小时内把五千多部书和装饰物都搬到四楼的空房间内。第二天莎士比亚书店招牌涂上油漆，宣布关门。之后，它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只是今日在旧址门口有一块铭牌，上书：“西尔维亚•比奇小姐在此幢楼里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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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1951年在塞纳河畔比什利街（Rue de la Bucherie）开设的书店，先名为“密史脱拉风”（Mistral），1962年西尔维亚•比奇逝世后又改为“莎士比亚书店”，那完全属于另一页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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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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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提到那名德国军官有没有把他的威胁付诸实施。他即使来，看到的也只是一间人去楼空的书屋。西尔维亚的书安全度过了战争年代，本人则没有这样幸运。她是美国人，也就是敌国侨民，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在集中营关了六个多月，经维希政府达朗海军上将的秘书的疏通，释放后蛰居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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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娜在1943年关掉书库，书店半死不活地开到战后。她利用与外交部官员的交往，救出了好几位犹太裔作家，其中有库斯勒、本雅明、克拉考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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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尔维亚把她的五千册书捐赠给巴黎美国图书馆，另外五千册英国文学书籍捐赠给索邦大学附属的英国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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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阿德里安娜因病心力交瘁，把书店招盘。1955年，她不堪美尼尔氏病头晕耳鸣的折磨，服用大量巴比妥类药结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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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纽约州立大学洛克伍德纪念图书馆收购西尔维亚•比奇的关于詹姆斯•乔伊斯在巴黎的最完整档案。西尔维亚已七十一岁，得到五万多美元，首次过上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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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阿德里安娜生前的助手莫里斯•萨耶发现西尔维亚死在奥德翁街12号的公寓里。死因是脑栓塞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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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尔维亚生前表示过意愿，要在死后葬在阿德里安娜旁边，但是她的家属没有这样做，把她接回童年的故乡，葬在普林斯顿大学附近的一块墓地里。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则葬在离巴黎四十五分钟路程的小村子的小墓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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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她们相隔一条小街，死后她们相隔一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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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永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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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翁小巷——两次大战间的巴黎文学生活》，[法]洛尔·缪拉著，法国伽利玛出版公司2005年7月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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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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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170485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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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东京购书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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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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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有几大旧书书市，其中号称世界上规模之最的是位于千代田区北部的神田神保町的“神田古书店街”，附近共约有一百七十余家旧书店。神田是东京的一个旧区名，故一般也径称这块地方为“神保町”（Jimbōchō）。规模其次的，是位于新宿区东北的西早稻田的书市，仅有不到五十家旧书店。相比而言，西早稻田的书店多以文学、和学书为主，而神保町的书店更加专门化，从“古典艺能”到版画、成人书籍甚至菜谱，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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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町在靖国神社的东边不远，沿着靖国大道就能找到。不过“神保”之名，倒其实和“靖国”无关，系源于姓氏。高山杉先生曾在《上海书评》中提及朱谦之在“东亚预备学校”修习日文之时就住在神保町，该校全名应即为“日華同人共立東亜高等予備学校”。周恩来也曾在同一学校留学，故址在现在的“神保町爱全公园”，里面还有1998年所立的“周恩来在此求学”一碑。由于这附近曾经是中国留学生的聚集地，直至现在还以“中华料理”店众多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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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house是东京最有名的以经营儿童书为主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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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早稻田就是元禄七年（1694）“高田马场之决斗”的所在地。在日本家喻户晓的赤穗四十七浪士中，最骁勇的堀部安兵卫（本姓中山）就是由此战一举成名，被江户坊间鼓吹到了“连斩十八人”。在描写赤穗复仇事件的《忠臣藏》中，安兵卫也是主角之一（关于此事件的历史性解释，可参见Beatrice M.Bodart-Bailey：《犬公方：德川纲吉的性格与政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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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东京买学术书，辛德勇先生的《东京书市买书记》大概是必读的。但是与辛先生不同，我远不是一个藏家，最多只能算一个学术书消费者。所以我给自己定了四项原则：一、不买线装书；二、少买一万日元级的书；三、少买“文库本”；四、不买西文日译书。第一条“不买”是因为不识货，没有“老眼”；少买一万日元以上的书，则是为了个人的心理健康：名家的“上製本”（精装本）动辄就标价好几万，买一本就会一整天都觉得被打了劫；“文库本”（即口袋本）倒是价廉物美，大多在几百日元上下（偶尔碰到绝版已久的文库本，价格才会飘到几千的级别）。但是除了平凡社的“东洋文库”和讲谈社的“讲谈社学术文库”外，文库本多半普及性大于学术性，很多虽然是好书，却并不适合作学术引用。比如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就有“东洋文库”的文语体译注本和“中公文库”的现代语译本，但引用还是应该用小野胜年的译注本。不买西文日译本，倒不是因为日译质量不高（其实比起中译本来质量一般要高一个数量级），而是对二手书来说，日译本所据的西文书版本多半已经过时。如辛先生提到他买了一部根据Michael Sullivan手稿译出的《中国美术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这本书的英文版现在已经增补到了第五版（2009年），并且改名为The Art of China。另如，辛先生买到一本1940年译自德文的魏特夫（Wittfogel）的著作，但其实魏特夫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转向了英文写作，他的成熟观点都体现在他的英文著作之中。这种“版本滞后”的书，在我看来，就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了。藏家的目光当然多半是落在昭和二十年之前，而我的关注则只能多以平成年间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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