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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的书中，最便宜的是矢泽利彦（Yazawa Toshihiko）所译之《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六本一共也只要一千日元。该书也有从法文直译出的汉文本，但由于译工质量实在低下，使得周振鹤先生曾感叹，将这套书“由日译本再转译为中文并非没有必要”（周振鹤：《只怕货比货：〈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日译本略比》）。其次是“东洋文库”的《骑马民族史•正史北狄传》，三本一共一千日元。这套书是抽出二十四史中有关北方民族史的部分加以译注，先是通过欧亚学会（ユーラシア学会）组织分工，然后再一年两次利用假期大家聚到京都进行统稿。译者内田吟风（Uchida Ginpū）、田村实造（Tamura Jitsuzō）、护雅夫（MoriMasao）等均是个中大家。“骑马民族”是借用自西欧中世纪史的名词，被日本人挪用到了东洋史。通过将“游牧民族”与生活在东北亚的，以渔猎为主而兼游牧、农耕的古代“非游牧民族”（如靺鞨、女真等）一并概括为“骑马民族”，“骑马民族”和“农耕民族”就成为一对对称的概念。而在这样一对概念的背后，隐含的其实是“尚武民族”对“尚文民族”的统治权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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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的卖场，最大的是“三省堂”。书店有四层，每层都有两台电脑可以查书。查完后直接可以打印出来一张小纸条，上列有某本书的编号、哪家连锁店、第几层，很是方便。三省堂的第一层有一个专刻藏书印的摊位，除了篆体外，还可以提供两种日式“书体”：yurui体和kurukuru体。前者或可译作“松缓体”，每个字都是一副心宽体胖、大摇大摆的样子；后者或可译作“佝偻体”，每个字都在撇、捺处带上一个或几个圈圈。当然价格是不菲的，平均一个字就要一千多日元。第四层有柜台专卖“和风布”，最有趣的是写满了“寿司文字”的“绀布”。“寿司文字”就是日本人为各种寿司或创造或借用来的、带“鱼”字旁的上百个汉字。比如“寿司（sushi）”就写作“鮨（sushi）”，而“鮎（saba）”是香鱼，“鮹（tako）”是章鱼，“鱶（fuka）”是一种鲨鱼，“鰒（fugu）”是河豚、“鮪（maguro）”则是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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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的山本书店专门经营与中国研究相关的书籍及汉文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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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惊喜的是一家地图专卖店，有各种仿制的古地图，如用传统鸟瞰视角绘出的江户地图和京都地图，就不由让我想起苏州的《平江府城图》。有些店还专营大比例尺地图，比如一比两万五千或者一比五万级别的分幅日本地图（国土地理院出版）。由于这种地图是可以用来精确测量距离的，所以不能像一般地图那样动辄卷成轴状，而只能平摊着存放。店里有一个巨大的铁柜，再用铁板隔成一层一层很浅的抽屉，按照地图编号把地图平放进去。相比之下，在中国所有大比例尺地图都算作“军事机密”，不要说在书店中随便买，即便是研究人员想看一看，也都只能到个别的研究机构去看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版本。非但如此，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在线地图提供商（如google、baidu、yahoo）都必须对所提供的网上地图进行某种不可逆的扭曲。所以，虽然google地图可以提供坐标，但是只有中国以外的坐标才是真实的地理坐标。相反，日本国土交通省下的国土地理院直接把一比两万五千的矢量图放在网上供全世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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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店中有关中国的书，最常跃入眼帘的是鲁迅的书。日本人真的很喜欢鲁迅：书店中《鲁迅文集》（竹内好译）、《鲁迅选集》（岩波书店出版）均随处可见；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虽然内容平平，但是也享受了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同进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的待遇。鲁迅在文坛一生以处处树敌为务，左右都骂，包括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等，更不用提陈西滢、胡适这种英美的博士、准博士了。不过，鲁迅从来不骂日本。用他自己题给日人的诗，这叫“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兄弟睚眦，在鲁迅看来不道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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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中最被热捧的，则是刚过了一百诞辰、被称为“汉字研究第一人”的白川静（Shirakawa Shizuka）。甚至有中国人夸称他为“日本的季羡林”。不过，季羡林关心的印度学多在于佛教，算不上印度的文化的根本学问，只是支流；白川静研究的古文字学，却着实是中国学中一直专给中国人预留的一块狭田。白川擅长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释字，要从古文字中读出一个“呪术世界”，这恰是中国学者所欠之处。最经典的一条，大概就是他把“口”字旁解释作和祷告有关的义符。但是，即便在日本学界也颇有人对此有所微言，认为他太强调祝咒，有点招数用老的味道；更不用提还有中“毒”颇深的佐藤任之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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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版业的标杆、今年九十九岁高寿的岩波书店，最初就是神保町的一家普通的“古本屋”（现在神保町还有一家“岩波BookCenter”）。一般来说岩波的书编选极严，且不媚俗。当然，也不是绝无例外，汪晖的《近代中国思想の生成》就是岩波出版的。我想，译者能够把中国人也望而生却的“剪刀糨糊体”翻译成日文，这才是真正的艺高人胆大！另一个趣事是岩波文库的历史销量排行榜，《共产党宣言》居然在上面超过了夏目漱石的《心》（第五）、《论语》（第六）和《古事记》（第九）而位列第三！排在第一的是柏拉图著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第二是夏目漱石的《公子哥儿》，第四则是卢梭的《爱弥儿》。大概，在日源之地读《共产党宣言》的人的比例，要比在东方红之地还要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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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本”的发达，就要归功于1927年创发的“岩波文库”。因为实在是太过流行，旧书店里多有整柜的、按照颜色和编号排好的“岩波文库”，而且价格极低。日本人看书又极为爱惜，使得买文库本新书似乎变得没有必要。各出版社的文库本之间是统一尺寸的，故而日本人会买一个皮套套在外面保护封皮，路途中掏出来看，看完一本再换。与日本人不同，西方人则是不忌厚重，城墙砖头一样的书也能捧着在地铁上看。中国人则与两者不同，地铁上啥都有，就是没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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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都更喜欢利用“亚马逊”或者在线的“古本屋”网站进行二手书购买，神保町会不会就此渐渐消失？我倒并不是特别担心。不论是明治史还是昭和史都告诉我们，日本文化的优势不正是在于新陈代谢的同时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延续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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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2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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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书店：台北的旅游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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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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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是时代的创造者，也是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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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书店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台湾政治经济转型的历史：1980年代经济现代化催生了首家大型连锁店；在1980年代后期，一方面更多人开始追求更精致的文化艺术，且民主化的开启使得人们渴求更多批判知识，因此有了诚品。在新的世纪，全球都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书店开始空袭台湾。这些在不同阶段的主导性书店，又进一步影响了台湾读者的品位与创作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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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逛书店历史，也与台湾书店形态发展的历史紧密交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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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是我的童年，父母经常带我去重庆南路的东方出版社买童书，不论是中国、西洋古典小说的儿童版，或者伟人传记。在那时，台湾各地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各县市火车站前的商圈，或者大学附近。当然，重庆南路是最著名的书店街，不远处的牯岭街则是最著名的旧书街─不过后来这条街可能更以发生了“少年杀人事件”，进入了人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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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80年代，台北真正进入现代性的想象。1982年，罗大佑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1984年，台北民生东路出现第一家麦当劳，薯条与汉堡攻占年轻人与儿童的胃。1983年，金石堂书店出现，窗明几净的硕大空间很快吸引了都会中产阶级。金石堂成为台湾首家大型连锁书店，创立排行榜，主导了台湾出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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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各地书店是各自独立，每家店或许还是主打容易畅销的书，但到了金石堂时代，由于分店众多，所以有能力决定什么书得以成为畅销书。而这正是台湾开始进入消费时代的热潮，“台湾钱淹脚目”，所以理财与励志的书在金石堂的推波助澜下成为时代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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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在明亮的书店灯光外，战火正在远方喧嚣着：在1980年代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猛烈爆发，反对运动势力日益壮大，公民意识不断高涨，统治政权危机四伏。“党外杂志”在街边的书报摊热卖，政治批判的书籍在选举场合迅速出清，而龙应台的《野火集》则在金石堂及各家书店烧起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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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成立时，我差不多刚进初中，然后高中。彼时我的确是金石堂的常客，不论是买书或买文具，并且常常站在那个现代化的温暖空间，望着窗外街道上游行抗争的标语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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