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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的一半卖文学社科书籍，另一半是儿童书专区。国外出版社出的书一般都比较贵，一百页的书，是不可能低于两百墨西哥比索（约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的，本国出版社出的书自然相对便宜一点。甘地书店自己还做书，就好像大超市自制的商品，质量不会差到哪里去，价格却相当诱人。有一套贴着甘地书店牌子的口袋书系列，全是不那么名著的名著，比如某大文豪不为人知的诗集，比如差一点就助作者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长期被大出版社忽略的作品，价格基本上都在八十比索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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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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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书店里的甘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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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工作人员大多年轻而热情，守在散布各处的电脑边，随时准备为你提供查询服务。工作人员帮你找到的书，你若是决定买下，他（她）会把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子交给你，让你带去收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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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书店紧挨着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书店。这家墨西哥出版社是西班牙语世界的一流出版商，先前以高质量的文学书闻名，现在则主打社科类书籍。它旗下的书店，每一家都冠以一位著名墨西哥作家的名字。书店街上的这家叫“奥克塔维奥•帕斯”。这家店的面积比不上前两家，却不觉拥挤。不光卖基金出版社的书，也卖其他出版社的书。从供货商和书目的选择上看，很“小资”，很精英，阅读环境也舒适：书架排列得很有曲径通幽的味道（条条曲径，最终汇往幽幽的厕所），天光大泄的穹顶下摆放着皮沙发。上楼梯，上面一层全是儿童书，花花绿绿布置得像个游乐场，往低矮的大沙发上一躺，你就再也不想起来了。当然更惬意的是在楼下收银台斜对面的咖啡区，对着临街的巨大落地窗，要一杯喝的，边品尝边胡思乱想。这里的饮料品种众多，光是咖啡的种类，比星巴克还丰富，你要点一杯美式咖啡，还真对不起这环境。当然，品完笑语盈盈的女服务员端上来的用陶杯盛放的咖啡，不留一点小费在桌上，就更对不起这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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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雅的书店出来，窄窄的人行道上，会有戴着大草帽的小贩凑上来向你兜售零食。肤色黝黑的印第安妇女蜷着腿坐在墙根下练摊，几乎永远保持着同样的坐姿和沉静面容，卖她永远也卖不完的草娃娃和石头项链。也许你会想到，在这个一亿多人口的国家，还有几百万保留自己语言的印第安人是不懂西班牙文的“文盲”；在这些书店里，他们的祖先侥幸由西班牙传教士保全下来的一点点文化遗产，成了出版社明码标价的专利；他们只配在书店门口兜售廉价手工艺品。国立自治大学的师生，一定早已想到了这些，也一定正在为改变这样的现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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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2011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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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170485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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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似是故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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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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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2011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我照例淹没在新书的海洋里。逛了一大圈，发现已经在此地弥漫了几年的萧瑟气象有增无减（越来越多参展的出版商在向e时代投降，积极做好全面转轨的准备），倒是中心空地上新造的白色“飞碟”人流密集，远远地就看见外墙上挂着奥迪标志。感叹商业侵略之余，还是不免走进去看个究竟。原来前些年的古旧书展位被整锅端到了这里，而且凭着奥迪的赞助，规模扩大数倍，气宇也跟着轩昂起来。也许是因为那些搁在书桌上的对开本沉重得让小偷无从下手，所以根本没人看护，摊在那里任你翻阅，任你把那些又黄又脆的纸翻弄出刺啦刺啦的声音。这仪式化的阅读搅乱了周围的时空，透出某种古怪的、让你不由拿腔作调的凝重。守摊的大多衣着讲究而低调，神态矜持，间或抬起眼皮来，目光总能铆住那些他们不应该错过的人——但凡有经验的藏书家、古书贩，识别同道中人的眼力似乎不比他们的版本鉴别能力更低。我扫了几个摊位，就看到有人（看面相和打扮似乎来自中东）从包里掏出一叠五百欧元的票子，一张张泰然自若地数给卖主。这一幕实在叫人无法挪开视线，要知道，若是怀揣面额如此之大的纸币跑进欧洲的小店，十有八九是会因为店主惧怕假钞而遭到拒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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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上述景象和人物即便往回穿越一两百年，比方说，回到1883年的伦敦新牛津街（“那里曾是藏书者和爱书人的麦加！”——类似的抒情性描述常常被人引用），也不会有太强烈的突兀感。彼时在新牛津街27号开古旧书店的沃尔特•T. 斯宾塞（Walter T. Spencer）大约会对撞进门来的同行报以同样淡定而犀利的职业化目光，揣摩对方的身份、意向，估算他们在业内浸淫了多少时日，考虑要不要递上他那份厚厚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上仍然能搜到的“在售书籍目录”……在商界，书商自古以来都是既天真又复杂的品种（负面的极端例子，是塞缪尔•约翰逊曾经当街打倒一位势利的书商，而拿破仑干脆枪杀过一位），而那些长期从事珍本书买卖的人就更是书商中的智商党——斯宾塞即为其中翘楚。在他的全盛时期，下面这样的独幕剧不时在店内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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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春——在回忆录中，斯宾塞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他那座四层楼的书店迎来一位美国客人。尽管当年的世界经济态势使得大西洋对岸成了斯宾塞最主要的客户来源，但他还是没想到来客目标明确，直奔狄更斯手稿而来。《炉边蟋蟀》，狄翁写在半个世纪前的圣诞故事之一，八年前斯宾塞与狄更斯的小姨子乔治亚娜•霍加斯套过多日近乎之后才用一千英镑换来的宝贝——它被束之高阁的时间已经长得差点让他忘记了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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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忘记价钱。“八年前我就定好了一口价，两千镑。”将客人领上楼以后，斯宾塞平静地说。对方的节奏也是不疾不徐，先还到一千五，再加码二百五。虚与委蛇间，店员通报楼下又有一位匿名绅士急欲候见，自称是斯宾塞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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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故人——明尼阿波利斯的知名书商布鲁克斯。同样是有备而来，同样是劈头便问《炉边蟋蟀》的下落，但与楼上那位不同的是，布鲁克斯不容斯宾塞片刻犹豫，便迅速摊开底牌：标价不是问题，但这笔买卖他志在必得，若有闪失，则其他几笔生意一律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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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事情就不难预料了。楼上楼下短兵相接，勇者取胜；屋里屋外讨价还价，智者得利。布鲁克斯先生如愿以偿，输家则以“合理”价格收入狄更斯签赠托马斯•卡莱尔的《游美札记》（这是在收藏界最讨巧的所谓“关联书”），至于斯宾塞先生，他一边强调自己上楼的时候还在“发抖”，一边努力掩饰着下完一盘好棋的快感：“在之后的生意往来中，我向他（指输家）做过几次让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过，我知道，那两位书商后来再度狭路相逢时翻出了老账，场面有那么一点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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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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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点激烈”，拿这话来概括斯宾塞毕生混迹的事业，也算恰如其分。斯宾塞的书店更像是一个隐藏在仓库里的沙龙，虽然总有体形臃肿的顾客抱怨拥挤逼仄的店堂里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一格体面的楼梯，但他们下一次经过新牛津街时还是会忍不住进来转转，因为在这里，交易的客体一半是书籍一半是传奇（狄更斯的头发，史蒂文森的头发，甚至，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发），晤谈的对象一半是富豪一半是作家（包括他们的亲朋好友），而老板的个人魅力一半在精明的算计，一半在扎实的学养。自从靠《董贝父子》的杂志连载版本攒到第一桶金（尽管售价只有四十五先令）以后，斯宾塞先生就知道自己离不开这一行了，他打算永远在新牛津街上“安营扎寨，风雨不改”（Pitch an unmoved 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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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本书商的生命线是人脉网，斯宾塞就是那种不怕头绪繁多，生来懂得左右逢源的人。对下游，他善于揣度客户的潜在需求，结交并培养那些看起来与文化圈关系不大的读者——其中既有印刷机发明家，也有泡菜企业老板（据说他买回去的几百本古旧书，大部分都搁在厂房里给女工在午饭时间陶冶情操）、澳大利亚牧羊场主和美国蔬果零售商，后者据称是斯宾塞毕生所见的最狂热的“狄粉”之一，为了用私房钱买几帧《匹克威克外传》的插图铅版，不知在老婆眼皮底下演过多少出暗度陈仓的轻喜剧。对于上游，那些曾经活着或者将要死去的作者及家属，斯宾塞则经年累月地与之通信、为之服务（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也是藏书家），从而取得对方的长期信任。比方说，斯宾塞曾收购到一捆旧书，上面写着萨克雷之女里奇夫人的名字，于是斯宾塞一方面到处放消息，声称他据此猜测萨克雷家曾遭窃，另一方面却并不急着将这些旧书出手。果然，里奇夫人闻讯即来信质询，斯宾塞回复说很乐意原物奉还、分文不赚，只收取购进时的低价。此举厚道公平、不卑不亢，果然赢得里奇夫人好感，将斯宾塞引见给以前出版萨克雷作品的出版商，一系列新合作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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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上过几次罗伯特•白朗宁的门，送几本贵重得不敢差别人跑腿的书，他对白朗宁的一脸憔悴印象深刻，并且顺理成章地将之归结为痛失爱妻的后遗症；为了筹备慈善活动的拍品，斯宾塞也曾寄初版书给哈代索要签名，哈代的回信很认真，慨然应允的同时也希望“此事不要形成惯例”，因为“头几版往往未经我及时校订，难免错讹更多”。对于某个古书版本、某件作家遗物在数十年中的上涨幅度，斯宾塞向来习以为常、如数家珍，然而，当他偶然买下济慈的授权书时，还是握着这张薄薄的羊皮纸微微颤抖：当年书商估计济慈远赴意大利之后未必能活着回来，便游说他在出发前将自己几乎所有的作品版权倾囊售出，打包价不过区区一百英镑，而不到百年之后，单单这张羊皮纸本身就卖出了二百二十五英镑。在斯宾塞看来，这白纸黑字上的世态炎凉要比很多阐述经济与文化、商品与作品之间的荒诞关系的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